預測未來是高風險的事業，多數時候必須在事前模稜兩可與事後自圓其說之間擺盪，對中國的預測尤其如此，只要對比習近平上任前後中國專家的發言，對所謂專家預測必有深刻體會。

作家章家敦於2001年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中預言，中國政府無能應付即將到來的經濟困境，進而削弱其統治的正當性，在5到10年之內中國必將崩潰；不過10年過去了，中國依舊鼎立，於是他在2011年的《外交政策》中發表〈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再接再厲預測中國將步入日本長期衰退的後塵，共產政權將於2012年垮台，但這個預言也沒有實現。

對中國未來各有不同預測

不過章家敦毋需羞愧，在他的中國崩潰論出版之前與之後，有兩位更為可敬的人也分別對中國作出預言，兩位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1998年印度裔的諾貝爾獎得主Amartya Sen曾經預言，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缺乏良好制度的支持而難以持久，長期而言，印度的民主制度終將使其經濟成就超越中國，不過20年過去了，印度似乎沒有超越中國的意思，終於迫使Sen在最近的新書中改口。

就在章家敦發表〈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的前一年，同樣在《外交政策》上，1993年的諾貝爾獎得主Robert Fogel對中國做了完全相反的預測，相較我上次的專欄文章〈高盛統治地球〉，Fogel教授的〈123,000,000,000,000〉一文則刻畫出中國統治地球的未來。這篇文章乃是根據他在2006-2007年的2篇論文摘要而成，他承認中國的成長的確有政治與制度上各種障礙，但是大量投資於教育的人力資本與自農村向都市釋放的廣大人口將超越這些障礙，據他估計，中國將以每年8%-10%的速度成長至2040年，屆時中國的GDP購買力將達123兆美元，比美國、歐盟15國、印度與日本所有國家的加總更高，約等於2000年全世界總產出的3倍；到時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將達85,000美元，超過歐盟15國人均所得的2倍！Fogel的預測獲得極大的關注，但是很少人相信它的真實性。

中國的麻煩從變成世界第一開始

我的看法是中國經濟總量遲早成為世界第一，不過中國的麻煩在成為世界第一之後才開始。

當然對中國的統計數字必須報以謹慎之心，例如去年中國政府宣稱6.9％的經濟成長率，不過經過對能量消耗等各種方法的估計後，一般認為實際成長率也許只有中國政府宣稱的一半：3.5%。目前中國經濟名目總量大約等於美國的60%，儘管統計數字或許膨脹，但是綜合目前各種資訊判斷，趕上美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美國人口接近中國的1/4，只要中國平均國民所得達到美國的1/4，中國名目所得總量就能趕上美國了。事實上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話，中國經濟總量剛剛超越美國，美國目前人均名目所得是55,800美元，1/4約14,000美元，中國目前人均名目所得是8,000美元，以購買力計算，人均所得正好達到14,000美元。

創新是長期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根據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估計，中國如果要維持5-6.5%的年成長率，至少要有2-3%的成長來自創新。中國的創新體制基本上是國弱民強，在INSEAD等共同創立的全球創新指數（GII）中，今年中國進步到第25名，制度上依舊不利創新，管制機構尤為落後，但是在諸如人均專利所得比與知識工人數等指標上都已達世界領先。目前中國年研發支出約達2,0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中國每年生產出250萬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STEM）學生，美國尚不及50萬，雖然中國高教品質仍然不利創新，但是正因大量投資而快速進步，加上海歸人數日增，皆有助於中國長期追趕美國縮短差距。

按購買力計算，以目前中國目前達美國人均所得的1/4為起點，在整個20世紀中，只有5個經濟體能夠從如此低的人均追趕到美國的60%，分別是：日本、台灣、南韓、新加坡與香港，中國要能夠達到這個成就，必須得先回答「為什麼它也可以做得到？」

中國從未創造新的經濟規律

這個為什麼其實是對「中國例外主義」的質疑，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在其著作《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檢視中國的發展歷程，發現中國能夠有今日的經濟成就，並不是因為中國模式的特殊性，正好相反，而是中國搭上全球化便車，自改革開放後始終遵循市場化與資本化等普世邏輯運作的結果，中國從未創造新的經濟規律。如果我們回顧東亞發展的歷史，日本、台灣與南韓在人均所得大約達到美國的45%之後，紛紛採行民主化、進行體制改革，中國必須嚴肅思考屆時它的體制是否需要徹底變革？例如過去研究發現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開放與清廉程度與人均所得高度相關，中國到時如何可能在維持現有體制下，持續高速成長？如果中國是個例外，那麼造成它獨一無二的原因又是什麼？對未來的影響有多大？

順著這個質疑往下走，就會進一步追問中國高速經濟成就的內涵，進而探究中國經濟成長的組成與貢獻度。不僅15-64歲的工作人口數自2012年起開始下降，今年年初索羅斯預測中國經濟將硬著陸時，中國政府嚴正駁斥了他的說法，資料顯示雖然製造業的成長趨緩，但是因應內需而生的服務業卻及時補上了成長與就業率。這個駁斥固然正確，但背後卻隱含警訊，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服務業所佔比重增加，不過服務業的生產力不可能如過去製造業般長期高速成長，中國未來的成長必然趨緩。

國有企業改革是關鍵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高速經濟成長的貢獻來自何方，研究發現，過去這些年來的中國經濟成長，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外企無論在貢獻度與成長率都是第一，其次是私有企業，反而是國有與集體企業一直效率不彰，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度最低。

這對中國是很大的問題，中國國有企業實質上（含直接與間接）控制了全國50%的GDP，多數亞洲國家僅5%，即使是憲法明文規定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印度也不過近7%，而且仍在瘦身中。很多中國國企乃是仰賴國有銀行的低成本資金、低稅率、政府特許壟斷與低價佔有國有資源而獲利，許多都有嚴重的債務問題，真正具有效率、能夠創新、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者寥寥可數，國企不改革，未來的成長必有陰影。

習李鬥爭可看出端倪

但是國企的改革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與體制的問題，鄧小平過世當年，朱鎔基發動國企改革，不過後來因為影響太大而為德不卒，最終成了共產黨高幹透過經理人購回（MBO）佔有國企股票的工具。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目前習近平與李克強激烈的權力鬥爭，經濟政策佔了主導的地位，其中國企改革更是關鍵，當李克強希望國企「瘦身、健體、提質、增效」以符合市場規律與增強國際競爭力時，習近平卻主張應該將國企「做強、做優、做大」以強化共黨領導。最近發現習近平主導力度加大，國企已經在公司領導中新增黨委和紀委，越來越接近毛澤東時代「工廠管理委員會」的公司治理模式，這種企圖混合共黨組織與經濟組織的治理方式，經過過去30年的研究，已經被證實失敗，而且國企改革也因此將與共產黨的統治基礎結合而日趨僵化，更令人有理由懷疑中國的長期成長能力。

隨著習近平與李克強的中國未來經濟是L型或U型之辯，許多人進而質疑當未來經濟高速成長不再、民族主義熱潮散去（儘管小粉紅們三番兩次鑼鼓喧天的翻牆出征，但是民族主義在年輕族群中的動員力量越來越低），是否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也隨風而去？殊不知共產黨的統治策略不僅在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更在令其無可取代，禁止一切可能取代共產黨的團體或組織存在，如懷璧其罪的法輪功與互聯網對集體行動的監控，哈佛大學Gary King的團隊對中國互聯網控制之道有詳盡的說明。這種統治策略的結果是「維穩」不僅延續了共產黨的統治，也延緩與阻止了社會自我更新的調整過程，反而增加體系崩潰的風險，維穩的代價不僅是超越國防預算的可見支出，更重要的是，一旦共產黨再也無法因應經濟與社會的需求，中國將付出更為巨大的代價建立此刻尚不存在的替代體制。

習近平作法傷害中國長期成長

近日有些中國專家不甘過去預言的失敗，繼續押寶習近平極權統治乃是為將來推行體制改革剷除障礙，暫且不論這種說法的內在矛盾，即便退一萬步言之，習近平日後果真將中國改為總統制，他所推行的政策也已經自根本傷害中國的長期成長，要付出極大的成本才能改正，遑論總統制是否適合中國仍在未定之天。

Fogel 教授認為人力資本增長、人口遷移與技術擴散是中國長期高速成長的3個重要關鍵，但是人力資本是雙面刃，既帶來增加生產力的能力，也帶來分析體制與環境的知識，隨著人均所得與知識一起增加，人們對生產成本急增、環境破壞、食品污染、貪污與特權盛行、言論入罪、所得分配惡化等體制超載現象的容忍程度也日益降低；而人口遷移與技術擴散固然促進跨產業的增長，但是也惡化沿海與內陸省份以及城鄉之間的差距，呈現天壤之別的兩個中國，中國人民還能夠對現行體制沈默多久，終究是個難以避免的問題。中國的名目經濟總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共產黨志得意滿之際，恐怕更容易犯下大錯，成為中國地動山搖的導火線。

易經有云：「亢龍有悔，盈不可久」，歷史上許多帝國登峰造極之日，往往也是衰退開始之時。世界第一是偉大的頂點，但攻頂之後就開始下坡，到時中國真正的大麻煩才開始。台灣，你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