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因新出版的《愛因斯坦旅遊日記》，其中有若干對外國人、特別是中國人的「歧視性」言論，引發很大爭議。這本書的編譯者羅森克蘭茲說，日記中的言論顯然與愛因斯坦所公開展示出來的人道主義形象相差甚遠，「這種反差令人感到震驚」。至於為什麼要將這些「令人不悅」的言論公之於眾，羅森克蘭茲說，希望日記能鼓勵人們反思自己的觀點，「我們不僅要對愛因斯坦做出評判，還要誠實看待自己是否存有偏見」。

我不贊成以愛因斯坦的日記為依據對愛因斯坦做出評判。理由很簡單，日記是私人寫作。我們不應該把一個人私下的言論當作評判的依據。

1955年，毛澤東發動批胡風運動，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十幾年間的私人信件公佈在人民日報上，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幾十年來，在大大小小的思想教育運動和政治運動中，被檢舉、被揭發、被批判，以至被定罪的絕大部份言論，就是人們在私下的講話、信件、筆記和日記。把人們的私下言論定罪固然是極端錯誤的，但如果不定罪而把人們的私下言論予以公佈並進行批判譴責難道就是正確的嗎？一旦人們的私下講話、信件、筆記和日記被允許作為公開批評的根據，人的自由就受到侵犯，而一切正常的人際關係也蕩然無存了。

昆德拉寫到：

「古老的革命的烏托邦，法西斯的或共產主義的：沒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與私生活混為一體。普洛東珍愛的超現實主義夢想：沒有窗簾的房子，人們在眾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這一夢想唯一成功的實現：一個完全由員警控制的社會。」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我講到了這些：普羅紮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國入侵之後，變成一個受高度監視的人。他那時經常和另一個知名反對派雪尼教授往來，喜歡和他喝酒聊天。他們所有的談話都被秘密錄音，我懷疑兩個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員警想破壞普羅紮卡的名聲，把這些談話用聯播形式在電臺上披露。從員警方面這是一個大膽的前所未有的舉動，而且事實令人吃驚；它差一點兒成功；一下子，普羅紮卡已經名聲敗壞：因為，在知己之間，人們什麼都說，說朋友壞話，說粗話，不正經，開低級玩笑，重複，用極端的東西震驚對方來開心，表露公開場合不能承認的異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誼》一詩裡寫道：何謂友誼？酒後輕易的烈焰，／說人壞話的自由會談，／懶散和虛榮心的交換，／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當然，我們都有像普羅紮卡一樣的行為，和知己在一起時，我們詆毀我們的朋友，說粗話；在私下與在公共場合不同是每一個人的最明顯不過的經驗，正是在這一經驗上建立著個人的生活；奇怪的是，這種顯而易見卻仍然好象不被意識、不被承認，不斷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夢遮住，它很少作為一種應該被捍衛的價值而被理解。所以人們只是逐漸地（因而以更大的憤怒）意識到真正令人髮指的並不是普羅紮卡放肆的話，而是對他的生活的強姦；他們意識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與公共生活是本質上不同的兩個世界，尊重這一不同是人作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分離這兩個世界的帷幕不可觸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於摘帷幕者服務於一個被憎恨的制度，這些人便一致被視為尤其令人鄙視的罪犯。」

切莫以為，昆德拉譴責的只是為共產制度服務的摘帷幕者；他對自由社會中出現的類似行為同樣表示反對。昆德拉告訴我們:
 

「從這個佈滿麥克風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國，我在一本雜誌的頭版看到了布雷爾（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時他的癌症已經惡化，在治病的醫院門口他受到攝影記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臉。突然間，我感覺碰到了同樣的惡，使我逃離自己國家的正是這個惡，普羅紮卡的談話用廣播發表與一個即將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這在我看來屬於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隱私，一旦成為習慣和規則，便使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它的最大的賭注：個人或脫生或消失。」

蘇俄異議人士、邏輯學家、社會學家兼小說家亞力山大·季諾維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說，我越來越相信，許多批評家對人情世故大加譴責，說人情世故是虛偽，這種指責其實是不對的。一個人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場合的表現不同，這通常被視為虛偽，「但它並不只是虛偽，或者說，它常常不是虛偽。它也可能是良好教養的表現，那是一個人防止被侵犯的自衛性社會手段之一。它是一種自我控制的能力，離開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際關係都不可能存在。」

中國有句老話：「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跡，論跡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這話很有道理。有些事，我們應該論心不論跡；有些事，我們應該論跡不論心。對他人的尊重，處事公道，就應該論跡不論心。

西方神話裡的正義女神（也叫司法女神）為什麼蒙上雙眼？就是讓司法者無視當事人的面貌和身份，不論其地位高低貴賤，也不論其與自己親疏遠近，無差別地一視同仁。這就是說，如果能看到、能知道當事人的面貌身份、地位高低以及和我們的親疏關係，即便是神都難免會有私情有偏心，很難一視同仁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司法者不可能被蒙上雙眼，但那並不意味著不可能有公正。我們稱讚包公辦案公正，不徇私情。那未必是包公沒有私情。一個人要是心裡邊一點私情都沒有，那恐怕不是聖人而是怪人。我們稱讚包公，就是稱讚他在辦案時不以私害公，出以公心。一個公道的人，不是心裡無私情，而是在處理問題時能把私情放下，秉公而斷。

回到愛因斯坦的問題上來。

日記是最私人性的寫作，比私下談話和私人信件更私人性。當然，日記也有很多種，有的日記是流水帳，是大事記。有的日記是懺悔錄，一日三省吾身。寫這種日記的人，有的本來就是準備給別人看的。愛因斯坦的日記顯然不屬此類。愛因斯坦寫日記是記錄下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純粹是給自己寫的。把這種日記裡的話拿出來當作評判他的根據是最不應當的。

人到外國旅遊，免不了會對那裡的人情世態有某種概括性的描述，這種描述，倘若上綱上線起來，大多都可以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不是正向的種族歧視就是逆向的種族歧視，可見我們不能輕下斷語，要注意到程度上和性質上的差別。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並不認為《愛因斯坦旅遊日記》中的那些話就是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

關鍵在於，愛因斯坦的那些話只是寫在他的私人日記上的；而他在公開言論中說中國人「是一個勤勞的，在奴役下呻吟的，但卻是頑強的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軍隊侵佔中國東北三省，愛因斯坦一再向全世界各國呼籲，對日本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1932年，陳獨秀在上海被捕，1937年，為聲援被國民黨政府拘捕的7位主張抗日的知識份子「七君子」，愛因斯坦都曾聯合羅素、杜威等英美知識文化界知名人士表示聲援。另外，愛因斯坦還直言不諱地批評過白人的種族主義，發表過反種族主義演說，參加過美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等等。如此說來，愛因斯坦當然是一位人道主義者，當然不是種族主義者。

談到種族偏見，種族偏見是最常見的一種偏見。如果我們對人類社會持一種清醒的、現實的態度，正視人性的種種弱點，我們就不能不承認，要讓世人徹底消除種族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幾個能做到。一個人，只要他在公開的言論和行為中做到了尊重他人，承認他人的平等權利，那就夠了。如果他還能對種族歧視的現象公開反對，為種族平等大聲疾呼，那就更好了。至於他在私下裡是怎麼想的，例如在私人日記裡寫過些什麼，那其實和我們的生活沒有關係。要我們大家都從內心深處消除種族偏見，「狠鬥私字一閃念」，雖說有益，但並無必要，況且也不可能。不要說這是偽善。正如尼采所說：「一個人，若總是一個樣的偽善，到頭來就不算偽善了。」難道不是嗎？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