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21日，海南省發布《提升海南旅遊國際化水平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稱在2018～2020 這三年內，全省入境遊客量年均增長25%，到2020 年，全省入境游客量要突破200 萬人次。

計劃指出，「要依託海口、三亞，有計劃打造外國遊客集聚區，集聚區內，外國人可正常使用國外流行的社交媒體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

由於Facebook及Twitter等網站目前在內地都被屏蔽，網民須「翻牆」才能訪問，這條新規出台後迅速引起網民注意，截至當天下午五點，新浪微博上已有逾萬網民轉發及評論。

有網民感嘆，海南服務外國遊客的集聚區簡直像過去的租界一樣享有特權，亦有網民仿照「雲計算」創造了新詞彙：「雲租界」。

或許是出於維護特區形象，防止技術擴散的考慮，這份文件也在兩天後被刪除。

從柏林牆到防火牆

不論是海南的外國遊客集聚區，還是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官方嚴格准入，僅特許少數外籍人士自由上網，使用海外社群媒體，而對本國網民依舊嚴加封鎖。

無獨有偶，1961年，東德政權有感於知識分子的大批逃離，以防範西方的潛在侵略為由在東柏林邊境修築了「反法西斯防衛牆」，後簡稱為「柏林牆」。

從1961始建，到1989年拆除，柏林牆存在的28年從未對任何一個西邊的人（無論是否為「法西斯」）進行過火攔截——因為根本沒人試圖闖入。但是，它卻射殺了有名有姓的201名東德公民。

柏林牆在1961年開始修築後歷經多次翻修，共經歷鐵絲網（1961年）；加強的鐵絲網（1962–1965年）；混凝土（1965–1975年）和75型邊境圍牆（1975–1989年）過四種形式。

柏林牆的結構複雜、裝備齊全，金屬網、報警器、釘床、邊防哨所、探照燈、瞭望塔、燈柱、反車輛壕溝、混凝土牆不一而足。

建設戒備森嚴的柏林牆和長期的維護對東德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負擔。東德在1961到1964年在邊境建設和維護上花費了400萬馬克。

就隔離功效而言，建牆前每年十幾萬、幾十萬東德人成功逃離，建墻後20年只有一共只有17.7萬人成功逃離，平均每年不到一萬人「翻牆」成功。

直到1989年10月，昂納克仍然強調「即使再過50年、100年，柏林牆還將存在！」然而，隨著東歐被鬆綁、反對黨建立，被高牆「保護」的東德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被沖垮。

以安全為名，1998年始建的中國版數位化柏林牆——防火牆長城，在其20年的歷程中，封鎖了上千條海外域名，給資訊的傳播乃至部分國際貿易造成了相當的不便，也使中國網路「自成一派」。

針對層出不窮的翻牆軟件，牆的手段也幾經變化，從IP封鎖、DNS污染到TCP關鍵字阻斷再到深度數據包檢測，防民之術日益精進，所費公帑業已上億。

治網組合拳

對國際網路空間的封鎖，不單涉及到技術層面，當局對從立法、技術、行政、服務等方面多管齊下，打造了一個難以逃遁的天羅地網。

2017年1月22日，中國工信部公佈了《關於清理規範互聯網網路接入服務市場的通知》，規定「未經電信主管部門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專線（含虛擬專用網路VPN）等其他信道開展跨境經營活動」。

2017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生效，過去一些慣用的「治網經驗」以立法形式得到確認與合法化，網路治理正式上升至國家安全，尤其是政權安全的層面。

2017年7月開始，翻牆軟件（體）開發者停止開發或被警方約談，經營售賣者被處罰的消息不斷傳出：SSR作者宣布停止開發；「網際飛梭」作者遭上門執法；鄧威傑出售翻牆軟件獲利一萬被抓，判刑9個月。

2017年8月，蘋果中國區 App Store 內包括 Express VPN在內的數十款 VPN 應用「依法」被下架。

2017年10月至今，每逢重大時間節點，例如十九大、兩會、六四、七一，防火牆長城都會發威，海外流量與翻牆軟件進行運動式的精準打擊，使得不少翻牆軟件幾度失效。

短平快的行政手段在翻牆軟件開發者中形成寒蟬效應，精準打擊常用翻牆軟件又抬高了技術門檻，本就十分有限網路空間在權力不斷地擠壓下日益逼仄。

思維灌輸與消弭需求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比日益堅固的網路防火牆更可怕的是部分網民思維上的防火牆。一些網民翻牆成功後卻為牆辯護，諸如「每個國家都有網路審查」，「建牆是為了維護網路秩序與安全」，「海外網站水平良莠不齊，建牆幫助網民過濾不良信息」之類的說法不一而足。

這種斯德哥爾摩式的邏輯一定程度上反映黨國洗腦教育之「成功」，正常的教育重在引導，使人成為他（她）自己，而黨國的教育重在灌輸，使人成為政權圈定的某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在灌輸的教育中，感性被強化而理性被淡化，訴諸恐懼和訴諸仇恨的宣傳方式在教學中數見不鮮。

袁偉時先生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中提到，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理念中，蘊藏​​著「中華文化至上，外來文化的邪惡，用暴力去清除的邪惡」的邏輯鏈，培養出的不是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而是高舉、緊跟、看齊又表裡不一的臣民、愚民乃至戾民。

在民族主義教育與互聯網技術的混合作用下，網路上出征的「愛國」小將們，即使有了自由的網路環境與工具，但思維上依舊簡單混沌地接受黨國單向的政治灌輸，並將其中的隻言片語進行二次傳播。所以，「小粉紅」們更需要的不是翻牆技術的傳授，而是獨立思考方式的習得，而後者恰恰是黨化教育的天敵。

此外，中國國內「自成一派」的互聯網產品與服務也使得相當數量的網民對接觸海外平台的需求不斷被消弭，百度、微信、微博等服務形成了完整的網路生態，一些應用在功能上已是青出於藍並做了相當程度的本土化改良。

在國內資訊與服務能夠滿足需求的前提下，對嚴肅內容無感的網民，對翻牆恐怕已經沒有太大的動力，這使得防火牆最終可能以無需發揮作用的形式發揮了它最大的作用。

《一九八四》與《美麗新世界》不同，前者書籍、資訊受到嚴格審查，文化成為一片荒漠，社會瀰漫著恐懼；後者書籍不必再禁止，因為已無人再讀書，文化因瑣細而雜草從生，大眾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痴迷。

總而言之，防火牆是本質一個政治問題，而非技術問題：資訊自由、信息開放，欺騙便難以為繼，作為維持體制的需要，當局不會主動撤銷防火牆；市場化已經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出於國際貿易與大外宣的需要，國際網路出口也不會被完全禁絕，牆與梯的鬥爭還將繼續，而防火牆的倒塌，最終將取決於中國政治環境的根本變革。（「紅色高考」是如何煉成的）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