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台關係日漸緊張。筆者日前在評論中提到，中國一意用「一國兩制」統一台灣，故有必要討論「一國兩制」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一直認爲「一國兩制」是其史無前例的發明。這經不起推敲。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一國兩制」，即在一個國家内採取兩種制度，都有悠久的歷史，也並不罕見。

在中國，從漢朝開始就有所謂「羈糜制度」，意思是在「生番」的土地上，由「番王」依據本族的規矩自行管理。這種制度在雲南、貴州、湘西一帶非常盛行。一開始，「羈糜制度」只要求當地「番王」表示恭順，其土地能否被視爲中國的一部分還有很大疑問。

（蜀）漢朝諸葛亮「南征」之後，「羈糜」開始帶有管轄的意味。經過唐朝與宋朝，羈糜制度演化為土司制度，確立其「一國兩制」的内涵。直到清朝的改土歸流，才開始把這些土地「内地化」。但真正徹底結束，形成「一國一制」，恐怕還是1949年之後的事。

如果按照一些人的理論，把北亞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也算作中國的話，那麽最早系統性地實施「一國兩制」的當屬契丹人建立的遼國。遼國在以漢人為多數的燕雲十六州，設立南院制度，用漢制管理（金庸小説《天龍八部》中的大俠蕭峰即被封南院大王）；在其餘的領土，則用契丹人自己的制度（前期還在東部渤海國的故土上成立東丹國，用渤海人的方式管理渤海人）。這個南院制度，維持到遼國被女真人滅亡。

到了清朝，滿洲人對漢地、滿洲、蒙古、回疆（新疆）和藏邊都採取不同的制度，如果算上雲貴地區的土司，則堪稱一國六制。在滿洲，直到19世紀後期，清朝才開放柳條邊，允許漢人移民，逐步開始内地化。在回疆，經過殘酷的征服後，清朝也實行回人治疆政策（「辦理回部事務，宜因其性情風俗而利導之」），直到19世紀後期，在左宗棠等漢人的強烈要求下才設立新疆省。蒙古與西藏的自治制度持續到清朝結束。

根本沒有「自治」過

在民國時代，中國政權管不了各邊疆地區。中共建制後，佔領了內蒙古、新疆、西藏，開始「一國N制」的實踐。中國在邊疆地區建立了五個民族自治區，根據憲法，嚴格來說應該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但實際上，除了西藏自治區之外，民族自治區從一開始都是漢人掌權，根本沒有「自治」過。

中共在1950年進軍西藏，把昌都戰役中俘虜的「噶倫」阿沛·阿旺晉美帶到北京，指定他作為藏人代表與中共「談判」。最後中共與藏人簽訂「十七條協議」。根據協議，西藏自治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决之。」

可是，中國只給了西藏六年的改革限期，雖然毛澤東說「六年以後，如果還不贊成，還可以推遲」（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關於西藏平叛〉），但西藏「改革」無疑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掛在西藏政府的頭上。結果，從1951年到1959年，西藏的「一國兩制」只實行了八年就破產了。
 

1980年代初，中英談判香港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承諾五十年不變。於是1997年香港回歸後也行「一國兩制」。以後，澳門也沿用了對香港這種政策。

現在香港回歸只有21年，雖然無法說香港的「一國兩制」已經破產，但已經日漸面目全非了，顯然也走在破產的路上。一方面，港獨思潮在青年一代中流行，「人心思獨」 ：「歸英論」、「城邦論」和「民族論」等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在除了形形色色的本土派、自決派等打擦邊球的組織外，還出現了打正旗號要求獨立的香港民族黨。

向「一國一制」過渡

另一方面，中國用「人大釋法」這招作為插手香港事務的終極手段，中聯辦成爲「第二支管治隊伍」，「第一支管治隊伍」的香港政府淪爲中央與中聯辦的辦事員。在中聯辦向建制派黨派不斷「泵水」（資助）下，建制派開始在民意上追趕民主派。建制派在立法會依仗選舉優勢爲所欲爲。就連法官也被鼓勵「三權合作」，現在開始有鼓吹「法官任命應該政治化」。第四權的傳媒已經大部分淪陷，出版業被中聯辦直接控制的「三中商」佔據大部分市場。在「大灣區戰略」出爐後，一國兩制正在向「一國一制」過渡。

一般地説來，「一國兩制」並非絕對不可行，在遼國與清朝，一國兩制甚至一國N制都長期順利實施。但在中共治下的一國兩制，不是失敗就是走在失敗的路上。個中的原因是什麽呢？

統治者的文化傳統起到很大的影響。遼國與清朝的統治者，都不是漢人，是顯而易見的重要因素。

遼國契丹人是馬背上的民族，其國家形態是「無頭的國家 註更多見David Sneath, 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the Misrepresentation of Nomadic Inner Asia，他們對國家管理，不追求由上而下，整齊劃一。可以說，他們在文化傳統上就是多元化的支持者。漢地服從其統治的話，使用漢制不是什麽問題。

清朝的皇帝有點不一樣。滿洲人以外族入主中國（漢地）的身份統治漢地，在「民族分離主義」的框架下，要分離的反而是漢地。但同時，漢地又是滿清的統治重心，漢制又是整個清朝的強勢文化，於是滿清在漢地中並非實行滿洲本民族的傳統制度，而是實施滿洲人改造過的漢制。

清朝在滿洲本土保持原先的傳統，沒有分離主義之慮。清朝對蒙古以姻親結盟的方式，滿足了蒙古人遊牧民族「無頭國家」的組織形態；對西藏以宗教信仰為精神紐帶，符合藏人「供施關係」的理論。這都是順應當地傳統管治方法。由於滿洲皇帝、蒙古人和藏人都信奉藏傳佛教，因此這三地在精神上有内在的統一性。在「大皇帝」的旗幟下，三地很容易容易結爲一體，成爲「中國」的統治民族。自然也不會有分離主義的傾向。

但是滿清皇帝一倒，蒙古西藏紛紛要脫離中國，這不是偶然的，因爲原先他們的聯合，就是以「大皇帝」的存在為前提的。至於回疆，情況有點特殊，這裡不展開討論。

因此，滿洲能長期實行一國N制，有雙重原因。一是本身有一定的文化寬容性（如對蒙藏），二是其統治重心與統治民族的錯位。

自治區是掛羊頭賣狗肉

但漢人有大一統的文化傳統。說實在，筆者不太喜歡用「大一統」這個説法。這個詞語容易引起歧義，容易被很多人根據字面，理解為「統一在一個國家下」，但中國統治者的目標是基本消滅社會的異質性，往往不光追求「大」與「統」，還要追求「一」。

一個國家追求「大」與「統」，不一定意味著也會追求「一」。最好的反例是蘇聯，同為「大」、「統」的國家，在民族問題上，蘇聯不追求「一」。蘇聯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自己的民族認同。中國的「自治區」制度有模仿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成分，但與蘇聯式的加盟共和國相比，自治區是掛羊頭賣狗肉。

漢人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存在以上清朝滿洲人的「錯位」問題，漢人本身就是既是統治民族，也是強勢文化者。

從西藏與香港的個案可以看到，中共的「一國兩制」非常功利。本質上，如果沒有必要，中共無意推行一國兩制。即便實行一國兩制，也只把它視為臨時的、中間性的妥協。

回到林泉忠老師提到的中共四點新論述，有兩個關鍵字尤其值得注意：

一、「融合促統，推進實質統一」。這旗幟鮮明地說明，中國的最後目的，還是融合與實質統一，即一國兩制遲早要結束。

 

第二、「必須確保統一後中央全面管治權」。在2014年，中國出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即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提出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這被廣發視為「赤裸裸地廢除『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和制度」，一國兩制在香港走向名存實亡的開始。如果中國對台灣也有全面管治權，這意味著，「台灣的一國兩制」從一開始就已經停留在紙面上了。

 

因此，雖然中國專家誠懇地建議台灣「在尚有優勢的時候盡可能爭取最有利的統一路徑與模式」，但無論如何「有利」，只要依然是一國兩制，其後果必然只會令台灣現行的民主自由制度消失。

當然，如果統治者比較寬容，那麼一國兩制帶來的「異質性」，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接受的，一國兩制也可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不走樣地實行。但如果統治者本身也積極追求「一」，那麼註定無法兼容。如果統治者還懷有「絕對安全」情結，那麼一國兩制更堪憂。

在這樣的統治者眼裏，多元化與異質性是分離主義的源頭。不管源頭與出海口距離多遠，總之在追求「絕對安全」的統治者眼裏，把源頭也消滅才是最徹底的措施。（習近平的老祖宗留下什麼）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