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率西藏人民流亡至印度已屆滿60年。他在2011年交出藏人行政中央政治權力之後，繼續為西藏人民的宗教自由及人權努力，同時致力於推動世界和平。

 

在迎接83歲生日前，達賴接受《上報》專訪，當被問到現今中國境內佛教徒的處境，以及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時，他認為過去事實已經證明企圖消滅西藏文化完全失敗，因此他研判習近平將在西藏問題上採取更為務實的政策。而對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達賴則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個中國」觀，內涵並不是北京所說的「一個中國」，而是主張擁有成熟經濟、民主制度，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台灣，應該用這些優勢「解放」中國。

問：您是否仍然持續為生活在中國統治之下的西藏地區人民祈禱？

答：當然。西藏人民信任我，他們對我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我負有很重的責任。在中國大約有將近4億的佛教徒人口，4年前中國人民大學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約有3億的佛教人口，而多數佛教徒是受過教育的人，而信仰佛教的人口還在持續成長。

我曾遇到來自中國的佛教徒，也有一些來自中國的非佛教徒拜訪這裡，我都視他們為兄弟姊妹和鄰居。而我也早已決定，未來仍將會幫助這些人、為這些人奉獻。基本在歷史上，大部分華人是佛教徒，在美國、歐洲等很多地區的大型華人社區，也有佛教寺廟，中國當然也有。

1954到1955年間，我在中國待了幾個月，那裡有很多寺廟；然而在那段時間裡，我從未看過任何一個中國僧侶拿過嚴肅的佛教經典，他們只是拿著通俗的書籍，整天誦念心經，完全不曾認真研究佛學。但西藏的情況完全不同。在西藏，你必須先經過2、30年的苦讀才能成為學者，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傳統非常好。

再談到中國人民、佛教徒，和共產黨（的議題）。1954年9月底，我到北京出席十一慶典，在那裡至少停留了5個月，見到毛澤東許多次；到最後，我漸漸地尊敬他，他很有決斷力並有魄力，我覺得他人很好（very nice）。

在那段時間，我研習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從社會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樣一個佛教和尚，如果到台灣，你們說不定會把我抓起來（笑）。

我認為，原始的馬克思思想是非常好的。在馬克思主義被提出時，正是工業化開始之際，勞動階級的群眾受了很多苦，所以他提出勞動階級的權利，以及經濟的平等分配，我認為那正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然而現在部分人變得非常富有，而部分人卻仍然貧窮；就像現在的中國，實際上早就不是社會主義，有些人非常有錢，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而有些人卻極為貧困。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來自中國河南的農民，他的臉很瘦削，衣衫襤褸。我問起他所住村莊的情況，他說村子非常窮，村官在乎的卻只有錢；那些地方村官利用職位撈錢，絲毫不管農民的生活。雖然來自中國大陸，但這個農民說自己想去台灣，問我能不能幫忙；我沒有能力可以幫他，所以只能幫他買機票，把他送到廣東，希望他能去香港。

我想這是一個啟示：中國人民真的對台灣有所期待。台灣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同時經濟高度發展，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在中國遭到嚴重破壞，但台灣得到很好的保存。最近我遇到來自台灣的朋友，我告訴他，我不贊成台灣獨立，我認為「一個中國」更合適，台灣應該留在一個中國的概念下。共產黨希望用武力解放台灣，那是不可能的；台灣方面應該做的，是將教育、高度發展的成功經濟、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台灣所保存的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這些都重新帶回中國。

這是我的看法，共產黨想用武力解放台灣，做為反制，台灣可以將中國傳統價值帶回中國，而這些傳統價值已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破壞。用這種方式，台灣可以解放中國（笑）。

至於西藏，我們並不想追求獨立。歷史上，西藏在西元七到九世紀時和中國、蒙古擁有平等的帝國地位；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今的情況，我認為應該像歐盟一樣。我非常推崇歐盟，不同的主權國家為了共同的利益而選擇成為一體。無論歷史是何種情況，我們西藏願意留在中國體制內，從而得到經濟發展和西藏的現代化；與此同時，西藏應該得到保存西藏文化和語言的完整權利。

有些心胸狹隘的中共官員，禁止藏人學習藏族語言和文字，那是很愚蠢而短視的，並且是不切實際的。對西藏人來說，我們也有傳承幾千年的文化，絕對不會因為武力而改變；而這些西藏傳統文化，從長遠來看，我們可以奉獻並幫助廣大的中國佛教徒，那是互惠互利的。

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我認為他最終（對西藏問題）可能採取更為務實的政策。經過70年之後，中共終於了解一個事實：消滅西藏文化和精神的作法已經完全失敗，未來也會是一樣。我認為，外面世界有越來越多人，包括許多科學家，對西藏文化表達高度興趣，所以西藏文化是不可能被消滅的。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佛教哲學，彼此間有密切的連結；為了培育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我想佛教教義會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目前中國所實行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我的朋友，已過世的前以色列總統裴瑞斯（Shimon Peres）是個很博學的人，有一次在諾貝爾獎得主的聚會上，一些與會的諾貝獎得主非常嚴厲地批評中國，他當場為中國極力辯護，因為他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在那之後幾年，我和他在約旦的一場聚會上碰面，我問他是否仍然認為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他說：「不，那是最糟的社會主義，根本是資本主義！」

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明顯地日益加大。我認為習近平確實在打擊貪污腐敗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公正獨立的司法體系和新聞自由方面，處境仍然十分艱困。我認為最腐敗的人就是那些擁有一些政治權力的官員，而貧窮的人想貪污也沒有辦法貪。

最近我聽說，習近平公開宣示佛教應該要適應社會主義。我個人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熟識，當我在北京時與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見面，習仲勳是他的國務院秘書長，我還送給他一支手錶。我希望，中國這樣一個強國，做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在經濟上的實力也逐漸強大，中國有潛力在國際層面上做出貢獻。然而他們卻嚴格地控制資訊，反而將重點放在政治宣傳，這是不會成功的。

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當時的訊息是單向傳遞，這樣的操縱輿論或許能夠奏效，但現在有太多的中國遊客到世界各地，很多中國遊客去到台灣，他們非常讚賞台灣的經濟和自由。

我的朋友告訴我，當中國遊客到台灣去時，對逛街購物這類的事不太感興趣，反而坐在飯店房間裡看電視，他們非常喜歡看台灣的國會打架和爭辯，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在歐美日求學的中國留學生也會知道現實世界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又如何能單方面進行政治宣傳和控制輿論？這是行不通的，只是會讓人民對共黨失去信心與信任。

我總是說，現在的中國若有超過一億人口能夠知道事實，一旦他們能了解真相，他們也將有能力判斷孰是孰非，那麼輿論監控將是更大的錯誤、造成更大的傷害，因此中國必須有更多的信息自由；在經濟發展之外，我認為信息流通應該更為自由。

我必須多說幾句話。馬克思主義非常好，但列寧把它搞砸了，因為當時俄國發生非常慘烈的內戰。列寧的心理狀態是戰時狀態，是高壓統治、武力鎮壓，和情治系統，他更使那些作為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那是一大錯誤。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體制應該引入最原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理論，首先是經濟必須平等；因為很明顯的，革命來自大眾，而在中國的情況，改革應該來自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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