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在三月到四月間，在西方媒體對西藏騷亂與奧運火炬的「不公正報導」下，中國掀起了民族主義高潮。但它畢竟對中國沒有實質的傷害，中國人感受到「屈辱」與憤怒，但沒有重歷「國恥教育」中悲痛的一幕。但很快，巨大的悲痛就降臨在中國人上。

2008年是1976年後，中國最多災多難的一年（這裡的災難是指天災）。2018年的10年後，媒體最關注的是5月份的汶川地震。但其實在一月已有一場50年一遇的南方雪災，為多災多難的一年響起凶兆。

農曆新年前夕，華東、兩湖貴州、華南北部等地下起大雪與凍雨，千里冰封。對北方人來説，這樣規模的冰雪並非罕見。但大部分南方人從來沒有見識過如此大雪，公共設施的設計都沒有把抗雪暴考慮進去，當地政府與民衆也都嚴重缺乏抗冰雪經驗與準備，根本無從有效應對。於是在受災嚴重的華東、華中與華南地區，雪暴造成多處鐵路、公路、民航、通信、供水中斷，在半個中國範圍內引起大混亂。

雪上加霜的是，春節前後是一年一度春運（春節期間的交通運輸），外出在大城市就業的人要返鄉過年。這是全年交通最繁忙的時期，在短短十幾天內要運送數以億計的人（2008年春運往返總人次是22億），被號稱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遷移」。

雪暴中，大動脈京廣線鐵路中斷，京珠高速鐵路因結冰封閉，飛機場因積雪大規模取消航班，令數以十萬計的返鄉民衆滯留在各大城市的火車站和車站，很多人在公路鐵路途中被困。

雪災造成129人死亡，倒塌48.5萬間房屋，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千500億人民幣。死傷人數雖然不算太高，但社會影響巨大，多日成為全民關注的熱點，出現了舉國參與的社會動員救災行動，網上出現大量北方人幫南方人「提供抗雪小經驗」的帖子；民間踴躍捐款與捐物資；義工隊更是活躍。

筆者當年在廣州火車站，目睹了群眾在深夜自發踴躍地向正在排隊的滯留人群遞送食物與水的溫馨情景。可以說，南方雪災「預演」了汶川全民救災的一幕。

汶川地震

但雪災與汶川地震比較只是「毛毛雨」。5月12日，震央位於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距離四川首府成都160公里）地震，波及範圍涉及四川、甘肅、陝西甚至遠至新疆，強度為7.9級，烈度超過10級，多處山崩，大量房屋倒塌。

由於對防震設計要求過低、豆腐渣工程、缺乏地震預警、沒有逃生訓練、搶救經驗與知識缺乏等原因，在地震、餘震以及隨之而來的衛生污染等災難中，總計約9萬人死亡，40萬人受傷，上百萬建築物受損，至少500萬人失去家園，直接經濟損失超過9千億人民幣。即便放在世界範圍與歷史尺度，汶川地震的死亡人數也排在前20位。（作爲對比，臺灣921大地震的罹難人數為2415人。）

毫不誇張地說，汶川地震是塑造近十年中國民族主義歷程中最重要的事件。

首先，地震是民族的共同經歷。

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名著《想像的共同體》中提出，民族是社會建構的共同體，是由認知他們自己是團體一份子的人們之想像所建構而成。如汶川地震這樣記憶深刻的共同經歷就是這種「想像」的源泉。

中國上一次罹難過萬人級別的地震要追溯到1976年，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唐山大地震（官方數字為約25萬人，但有估計最高達65萬人）。唐山大地震雖然傷亡更多、損失更慘重，但已時代久遠，很多人都沒有經歷過，或者已經淡忘。對大部份人來說，汶川是首次親身經歷的國家級別的大災難。

唐山大地震時代還是政府包辦一切，極左勢力控制輿論，人民都自從報紙或廣播知道政府想讓他們知道的東西，也缺乏社交媒體發達時代的民間動員力，絕大部份人對唐山大地震的參與度都很低。可以說，唐山大地震的影響局限於區域，民衆獲悉是延遲的，參與是被動的。

反之，汶川地震發生在網絡時代。中國政府在「西藏事件」開放外媒採訪的做法延續到汶川，除了中國官方媒體外，中國的都市類媒體（如南方都市報等）也不顧禁令，第一時間派出大批記者（中國政府實際上也沒有阻撓）。總之電視、電臺、報紙與網絡把當地信息第一時間傳遍中國。

屬於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由於衆多「市場化」媒體的加入，報導有別以往「乾巴巴」的官樣文章，從災情、救災、民生等不同角度發掘新聞，特別是平民的「小事」，包括「令人熱淚盈眶的捨己救人的事蹟」，讓民衆全方位地感受災情。雖然智能手機還沒有在中國流行，微博等各方便的社交媒體還要到下一年才誕生，但以桌面電腦為核心的第一代網絡社交媒體，包括博客、傳統BBS、天涯社區、百度貼吧、QQ群組等，以及移動（功能）電話的充分普及（短信與語音），社交傳媒已經發達到足以令中國人親身參與到這個事件。

因此，汶川地震是即時的、參與是主動的，影響是全國性（乃至全球）的。其對中國社會的衝擊遠遠高於唐山大地震，屬於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汶川地震令整個中國立即陷入巨大的悲痛中。一個留學生在「護奧運火炬運動」時製作了一個視頻，用了中國詩人艾青（艾未未的父親）在抗日戰爭時寫的詩歌《我愛這土地》的一句為標題：「爲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爲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不期而至的大地震，出人意料地切合了這句話的意境，令它進一步瘋傳，成爲當時中國的流行標籤。那段日子，很多中國人確實是「常含淚水」的。

在巨大的悲痛中，中國人民感受了同胞的苦難，感覺到「中國人」是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大量閃耀人性光輝的故事，令民眾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總之，全民親身經歷在中國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記。
 

其次，中國政府在救災期間的出色表現，令人刮目相看。

中國政府為地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救災稱得上迅速和竭盡全力。中國總理溫家寳在事發後短短90分鐘已飛往當地，反應史上最迅速。國家減災委、民政部在15時40分啟動國家應急救災二級響應，22時15分升為一級。12日晚，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部署救災，成立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晚上24時，近兩萬名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已到災區開展救援。其餘常委也紛紛在救災中擔任工作。

你們自己看著辦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學習地質學出身的總理溫家寳，他不但第一時間到現場擔任抗震總指揮，在救災期間的大部分時間也都奮鬥在最前線組織救災。他還深入重災地探望災民，極力安撫受困群眾，受到了廣泛好評。期間面對猶豫空降到危險地帶的解放軍，怒斥「我就一句話，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成爲流傳一時的名言。

雖然溫家寳被一些人貶為「影帝」，但在三次救災（2003年的非典「SARS」、2008年的雪災與汶川地震）中的表現，依然為絕大部分人所肯定。

中國政府對地震新聞報導的開放也獲得廣泛讚譽。這對習慣輿論控制的中國官員來説，稱得上一項突破。正是由於這種開放，救災才能成爲全民參與的事件。

中國政府對平民生命的尊重也令人鼓舞。中國此前曾為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逝世設立全國哀悼日，但對災難死者的「國喪」則從未有過。地震後，復旦大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公開提議設立全國哀悼日。中國政府順從民意，把19～21日定為全國哀悼日。5月19日下午2時28分，也就是汶川地震的「頭七」，更為汶川地震死難者舉行首次「全國哀悼三分鐘」的「國喪」。

汶川地震開了中國為重大災難中罹難的普通民眾設立全國哀悼日的先河，讓中國民衆感到政府對平民生命的尊重，效果極好。全國各地（包括香港、澳門）的民衆在這刻紛紛停下，在汽車、火車、艦船鳴笛，防空警報鳴響下，默哀三分鐘。默哀之後，數以萬計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人群，「經久不息」地高呼「中國加油」、「堅強中國」、「中國頂住、四川頂住」。

在西方社會，新聞開放與國喪都是很平常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不過做了現代文明社會中的政府應該做的事。但中國政府的進步依然令人鼓舞。

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汶川地震更在於「公民社會」的自發參與。

雖然政府積極組織救災，由於受災地區太廣，死傷太慘重，山崩導致道路阻塞，政府的力量遠遠不足。當地人首先自發組織起來，搬運傷者、分發救災物資、志願護理傷者。有人描述「所有出租車排隊送受傷市民就醫，所有毫無血緣關係的兄弟姐妹在廢墟中用雙手刨水泥石塊，為的是『救一個算一個』」。很多外地人也自發組織起來奔赴當地救災，其中包括韓寒這樣的明星，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據不完全統計，汶川地震發生後，在四川參與一線救災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這些本地外地的志願者，也以普通人視角，通過日誌撰寫災情、點滴與打氣文章，進一步把災區消息傳遞到外間。

即便其他沒有親身救災的民衆也通過捐血、捐款、宣傳等形式支援災區。年輕人更踴躍：中國人捐血一向不太積極，但當時大街上的獻血車前，年輕人排起長隊，獻血量多得獻血車都裝不下。

民間捐獻的熱情之高也令人意外。以往中國的捐款有很大的指派成份，學校、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硬性或半硬性逼捐。但在汶川地震中，各界競相捐款。中國大企業與外資企業紛紛大手筆解囊；網絡企業（如淘寶、騰訊）與各類NGO（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李連傑壹基金等）聯合開通多種捐款平臺，方便普通人捐款。娛樂界明星們除了數十萬元起的捐款外（少了被人罵），還組織多次大型籌款會。

當時普通人的捐款極為踴躍，很多人都成千上萬地捐，相當於數周到數月的工資。一篇博客樸實地説道，自己已經捐了好幾次，但爸爸打電話過來，還再三叮囑「這次捐款你要多捐一點」。

中國國內的捐款數額巨大。根據中國民政局資料，到2008年底，全國捐款652億人民幣，物資110億人民幣，超過了1996年至2007年全國接收的救災捐贈款物的總和（累計557億元，其中捐款420億元），打破了中國捐贈史上的紀錄。其中各地紅十字會、慈善會與地方公募基金會占31%，比全國性的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及16家全國性公墓基金會（11%）多差不多三倍。

這次捐款來自中國大陸的民間資金，首次超過了相關、台灣及海外的捐款，成為賑災民間捐款的主力。當時捐款民衆的熱情是真誠的。

構建了「愛國主義」

中國人一直被批評為一盤散沙，但在地震中，全民參與讓中國人摘掉了這個帽子。汶川地震被視為「公民社會」的元年，就是人們從此看到公民自組織的力量。中國人為「公民社會」自豪，同樣提升了愛國主義。誠如《人民日報》一篇相關評論所言，「在這次地震中，青年更會反思生命的意義、親情的珍貴、人性的偉大；並於眾志成城、團結一心中，昇華對國家與民族的責任與自豪感。」。

可以說，汶川地震是中國首次全民參與的救災。於是一些「神話」也湧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建築行業老闆陳光標，宣稱自己帶領工程隊，「千里馳援」地把自己的60輛重型機械帶到災區，挖出被埋人員6000多人。他一度被譽為「中國首善」。

這一切後來都被證實是編造的。他「帶去」的重型機械只有十來部，也是從當地租借，所謂救出的人數也是隨口一說。但當時的人大都對這種以往不可想像的事信以為真，認為這正好體現了中國人民包括企業家對社會的責任心。這種輕信其實乃一種心理需要，反而印證了當時人們對「公民社會」與「中國強大」的渴求，這種「想像」同樣構建了「愛國主義」。

第四，在悲情後，中國政府與人民努力營造樂觀與自信，成爲中國社會前行的動力。

在2005年通過號稱「中國第一次全民選舉」電視選秀節目中脫穎而出的成都歌手張靚穎，在地震一月後，在成都政府安排下，推出成都城市形象主題曲「I love this city」，定位「震後成都依然美麗」，表現了成都人內心的自信、樂觀、美麗，受到廣泛肯定。這種悲痛過後的樂觀，讓社會迅速恢復自信。

這種樂觀情緒並非沒有基礎。應該說，汶川地震有豆腐渣工程的禍害，但無論政府還是公民社會，在這次地震中的表現都是可圈可點的。2004年南亞海嘯死亡約30萬人的悲劇，對比美國在2005年卡崔娜風災中的災難性表現，中國的表現都遠在其上。

在幾年後的日本311地震中，很多中國人對比兩國人民在地震中的反應，覺得日本人固然有聽話守秩序的優點，但缺乏汶川救災時的「主動性」。中國捐款史無前例的數額，也令人感受到中國「富強」起來。中國政府與人民的救災行動，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肯定。扭轉了因爲西藏事件與奧運火炬事件而對中國產生的敵意。如果沒有樂觀，幾個月後的北京奧運就難以取得成功。「民族主義三部曲」的最後一環就會缺失。

多難興邦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汶川地震，那麼非時任總理溫家寶在探視災區北川中學時，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四字莫屬。多難興邦的（類似）說法最早出自《左傳·昭公四年》，「或多難以固其國」。意思是多災多難能激發人民勵精圖治，團結一致，使國家能復興強盛。

一般性地說，多難是否真能興邦，尚待論證。但這句話在當時大大地鼓舞了中國人，增強中國人的凝聚力，也是毫無疑義的。特別在中國的儒家傳統中，強調「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近現代中國更以「國恥教育」培養出一代代中國人。從「苦難」到「振興」，這種思路對激勵中國人是百發百中。

總之，在地震之後，中國不僅沒有被地震擊垮，還重燃樂觀的自信，為之前燃起的民族主義，添加上正面的、進步的元素。

諷刺與可惜的是，諸多在地震中湧現的進步元素，在震後大多逐步走向反面。限於篇幅，這裡簡單舉兩個例子。

豆腐渣工程。地震主要是天災，但人禍也有一定責任。汶川地震傷亡慘重的重要原因是當地有大量「豆腐渣」工程，一塊塊沒有足夠鋼筋的水泥板在地震下不堪一擊，完全沒有達到法定的防震標準。豆腐渣校舍倒塌造成師生嚴重死傷，其中綿竹市的富新二小教學樓倒塌就致126名學生死亡。倒塌的校舍與周圍依然聳立的建築形成鮮明對比。

豆腐渣工程與施工單位、承包商、及政府相關人員的利益輸送關係極大。地震後，豆腐渣工程第一時間就被揭發出來，民眾也發出追究責任的呼聲。但政府對此避而不談，當時「自幹五」的理論是「救人要緊」，對政府的問責「會分散了救災力量」，為政府保駕護航。

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救人以後」，政府對「豆腐渣」工程的調查同樣不了了之。官方對確鑿的證據視而不見，反而認爲地震威力太大，餘震把現場的瓦礫多次破壞，「沒法判斷究竟有沒有質量問題」。

官方又對追求真相的受害者家屬與志願人士施以各種打壓。政府給遇難學生家長慰問金，協議裏面有，如果簽字放棄追究，並感謝黨和政府對抗震救災的努力，慰問金就可以從4萬變成6萬。為讓家長簽名，派「維穩人士」專人盯緊每個家庭。有家長為替遇難孩子討說法，家裏曾遭遇「潑紅漆、扔炸藥」。

民間人士譚作人等鍥而不捨的追查者，最後被安了罪名，這在以後篇章中還會與三聚氰胺等事件一併討論。總之，2008被號稱公民社會元年，沒人想到，「元年即高峰」，此後就走上下坡路。

捐款門。在汶川地震中，人民相信社會是善良的，但這種在愛國主義高漲下建立的信任感，迅速被殘酷的現實逆轉。

地震中，中國政府與各半官方慈善機構獲得巨額捐款，但這些捐款是否用在災區則不清楚。2008年底，民政部官員表示正在建立一個公示捐款的信息平臺，在2009年前將盡可能多地公示善款流向。但這個平臺到今天還不存在。根據調查，有高達八成捐款的去向與用途不明。四川政府所接受的約200億元，只有一半公佈流向（到2016年爲止）。

中國紅十字系統所接收的約200億財物，在民間輿論一再施壓下，到了2011年才簡單地公佈了約四分之一的資金流向，而且沒有支出明細。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為代表的機構受到廣泛質疑。到了2011年，發生郭美美事件。一個被新浪微博實名認證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年輕女人郭美美，在微博上不斷炫富，人們懷疑她的財富與中國紅十字會有關，捐給紅十字會的錢都養肥了郭美美之流。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雖然否認，郭美美也說杜撰了身份，但紅十字會已經無可避免地聲望掃地，捐款額大幅度下降。此後各界捐款大降。

此外，汶川地震對香港的民情發展有重要意義，這點在討論港獨起源的篇章中再討論。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