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親身參與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前紐約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之一的徐友漁認為，由於現今有不少中國人對於現狀感到很絕望，認為當局選擇性反貪污、反貪腐，因此懷念將「走資派」打趴到不得翻身的時代，加上中國最高領導人學起毛澤東套路，大搞個人崇拜、高壓再起，他直言，「文革正回到中國的現實之中」。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7日在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思沙龍講座，主題為「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邀請徐友漁擔任主講人，剖析1968全球青年造反，其形式、過程、動因、影響和結局。會中由《上報》董事長、世新大學客座教授王健壯擔任主持人，並播放「1986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藉由歷史畫面與人物採訪串出整段歷史脈絡與時代氛圍。

1968「造反」之年　西方學運與文革大相逕庭

徐友漁指出，1968年是人類歷史上很特殊的年份，是色彩斑斕、令人難忘的一年。1968年1月底，北越軍隊發動春節攻勢，後續引發全球各地新一波反對越戰浪潮；4月底美國非裔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遭刺身亡，美國種族歧視及民權運動引起美國會、全球關注；5月法國學運風起雲湧，美國、西德、日本等國家也掀起一波波學運；8月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國家侵略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宣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在道德上破產；12月中國領袖毛澤東號令幾百萬青年參加「上山下鄉」，促使青年思想改變。

同一年間，西方各國學運訴求推翻資本主義統治，號稱要打倒走資派、當權派的中國文革則進入第3個年頭。有人認為，這些學運是反戰、反權等「造反之年」下的支流，也有人認為西方學運是在響應文革。然而，徐友漁卻不贊同此說法，他認為各國學運有其多元性與異質性，包括形式、原因、過程，以及結局都大不相同。

比較各國學運的特徵。徐友漁舉例，雖然反對越戰是各學運的訴求之一，但其意義與份量，在不同國家、不同學生間也有所不同；對其他國家而言「反戰」是道義問題，但對於美國學生而言，越戰卻是牽涉其身家性命，因此面對陸戰隊到校招募、徵兵，校方開設軍事訓練課程，國防部到校設立研究室等，美學生高喊「你們讓我們去送死」，其他國家學生則不然。此外，美學運侷限在校園之中，更有其特點—擁有全國性的學生組織，發揮領導及鼓舞作用。

另外，像是法國學運有兩大起因：人口問題及性問題；由於學生人數過多，宿舍、校舍、獎學金等不足，以及規定男女宿分開的決議，都導致學生不滿，最著名的口號莫過於「我愈是做愛就愈想革命，我愈是革命就愈想做愛」。法國浪漫的民族性體現於學運中，更重要的是，其學生運動能連帶喚起工人造反運動。

西德、日本學運則多崇尚極端暴力手段，透過縱火、綁架、暗殺等方式來嚇退資產階級。徐友漁表示，他常常在思考，除了受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影響之外，不知道是否與該兩國的文化傳統、文化基因有所關聯，但他也打趣稱，可能是自己「政治不正確」。

徐友漁接著細數中國造反運動與西方學運的不同之處。他指出，當西方學運方興未艾時，中國造反運動已逐漸消退；中國造反運動的高潮落在1968年夏天，8月更被稱作「紅色恐怖之月」，有兩大特徵：血統論與大災難，這並非普遍的全民造反運動，而是有身分區別，從當時流行「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口號就能知道，中國式的造反運動「有特權」，與西方學運大相逕庭。

徐友漁進一步表示，1966年首波中國造反運動叫「破四舊、大批判」，以文化革命名義催毀文化；第二波則是1967年初，造反學生向毛澤東報到，再掀造反運動高潮，投入全國性鬥爭，當毛澤東的打手、馬前卒，助毛壟斷政治權力。甚至學生還能從國家軍隊得到武器，大規模屠殺造成死傷不計其數，這在西方國家根本無法想像。他直言，中國1968年造反運動的特徵為鎮壓與逮捕，說西方學運受中國影響，根本完全沒根據。

價值不如一隻雞　知青從文革狂熱變理性

然而，彼此之間最重要的不同，就在於中國學生在造反運動末期會針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逐漸從狂熱到理性，很多人原本是盲目服從，但經思考後展開對文革不同程度的批判，甚至否定文革，且重新思考中國的未來、制度。

對徐友漁而言，1968年後中國學生進行了另一場文化大革命，真正在思想上產生變化，發生在內心深處、有了自覺，這才是真造反。在此之前的造反運動叫「奉旨造反」，僅是仗勢欺人，表面上轟轟烈烈，具破壞性的假造反。

直到1968年12月，毛澤東號令幾百萬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美其名是再教育，但卻與教科書上寫的不同，應送往工廠才對，促使很多學生提出疑問，也明白自己是被懲罰、被打發，既然毛已獲得權力，他們是多餘的，只能抱著無可奈何的心情，被掃進農村這個垃圾場。

徐友漁指出，當時有很多知青放聲大哭，不只向親人告別，「同時告別自己過去抱有的政治信念。」他們在農村接受再教育才發現中國貧窮、落後情況非常驚人，在很多地方一個人一天辛苦所得還不夠買一顆雞蛋；換言之，知青的勞動價值抵不過一隻母雞。

進入座談階段後，王健壯詢問徐友漁，他個人在文革時期的親身經歷。徐表示，1966年文革爆發時，他正值高三準備考大學的年紀，由於從未參與抗戰，常自問何時生命才能發出火花，會不會平庸過一生；因此當文革爆發時，他認為是人類新紀元到來，有機會拋頭顱、灑熱血，變得相當狂熱。但沒多久，他就發現所謂「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血統論，讓他完全沒權利去做壞事。

儘管如此，當時的徐友漁還是十分著迷、沉浸在文革行動中。他並透露，1967年初曾擔任紅衛兵首領，還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你看到是局部，我們看到是全體；你看到的是現象，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本質」來安慰其他人，但他的信念最終還是一點一滴瓦解，隨後自1986年後開始研究文革。

文革復闢ing　徐友漁盼台灣堅守民主自由　

與會聽眾詢及，文革是否回潮，徐友漁認為，中國目前形勢很嚴峻，「情況很不樂觀。」雖然文革不可能百分之百複製，但因人們認為中國當局打貪是選擇性的，不如過去將走資派打派的程度，加上有中國領導人模仿、學起毛澤東套路，在搞個人崇拜，他直言，文革正在回到中國的現實之中。

至於不少人看好、也期待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一代的「知青治國」，認為有過下鄉經歷、吃過苦，所以了解中國的現實。徐友漁說，依他觀察，中國領導層中雖然了解基層現實，但卻沒在治國理念上產生正面作用，「甚至內心世界還是個小毛澤東。」更有人分析知青世代不是曠世奇才，就是大奸大雄，他認為「不是前面那種，是後面那種」。

龍應台詢問徐友漁，如果他面前有兩種人：一為充滿自信心、趾高氣昂的中國強國主義知識分子，並認為現今局勢證明中國道路是正確的，民主是失敗且錯誤的；另一為自我懷疑、認為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對於努力走過民主之路產生懷疑的台灣人，他會說些什麼。

徐友漁表示，目前存在著上述舉例之情形，讓他感到痛心疾首，因中國人是毫無道理的趾高氣昂，台灣人也對自己的民主毫無信心；他會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對方，倘若對方有基本良知與判斷，「他會被我打動！」他強調，如果有一天，台灣人認為被中國解放、統一不見得是壞事，「我會建議你去中國生活一段時間」，相信很快能明辨是非；他希望台灣人能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