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5月，戴秉國於「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對外提出「新型大國關係」以來，中國在無意中顯示對國際體系中期待的地位和相稱的影響力。作為一個土地和人口無庸置疑龐大，且是歷史上傳統的區域大國而言，這是歷史辯證發展所趨，但也使發展生產力的戰略機遇期面對嚴峻考驗。

誠如馬克思所述，生產力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客觀物質力量，是推動歷史自為自在發展的概念運動法則，從文藝復興、工業革命、核子時代和信息科技的突破，無不反映霸權如何憑藉生產力的突飛猛進左右世局。中西方對於推動國際結構與秩序轉移的共同點在於生產力的突破，這也是美國鎖定「中國製造2025｣的關鍵因素。

西方文明的攻勢思維妨礙文明理解

美國作為冷戰結束至今的國際秩序唯一霸權，依照其本身的西方文化與歷史經驗，無時不刻在打量任何可能的潛在崛起大，這種「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維便是基於西方歷史的「零和博弈」現象所出現的論調，以及西方歷史文化發展的疏理與詮釋。但是這種基於西方文明的特殊性的歸結與範式，並非全然適用於整體人類的文化與社群。

西方歷史上欲挑戰現有霸權，推動「權力轉移」的崛起大國之所以大多陷入馬基維利或者克勞賽維茲的攻勢思維。即便西方各國有相近的文化與歷史，以及從公民社會到國家理性的發展過程相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仍不免陷入「威斯特發利亞體系」下的無政府狀態，相對使得康德「論永久和平｣的終極理想的理想難以實踐。

東西文明尚需「視域融合｣

然而，中國作為截然不同的文化存在，與西方文明所建構的秩序之間仍處於「視域融合」的推進過程。雙方需要對話和理解的不只是既有的個別文明的差異性，以及整個對國際體系上基本認知的差距甚大，例如：天下體系的普遍性定義。這些基於「在世存有｣乃至現象本質的問題，構成雙方對於結構、權力，和能動性的詮釋有著相當的差異。因此，中美貿易爭端的現象本質不只是霸權對潛在霸權的遏止，更直接是東西方文化「前理解｣的差異所具體呈現的文化事件。

中國與西方文化與文明的「前理解｣差異，更直接反映在中美兩國之間對於國際體系對於「權力轉移｣的詮釋，以至於在彼此對於權力和生產力關係的認知出現落差。例如，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的GDP為11.20萬億，居世界第二，美國為18.57萬億，尚有7.37萬億的差距。儘管2017年中國GDP增速為6.9%，增速排在世界第一，但GDP總量還是遠遠低於美國，僅約為美國的6成左右，美國卻對中國有著深切且強烈的遏止舉措。

反觀發動一次大戰的德國，已在1910年和英國的GDP不相上下，同為180億美元的水平左右。但英國卻是到最後一刻才放棄對德國溝通的任何可能，且在戰前積極調停摩洛哥危機等德國介入的殖民地衝突，直至奧國皇太子遇刺後才使真正走向戰場，歐洲各國之間的綿密的文化關聯扮演相當的溝通與平滑的作用，可是中美兩國之間卻缺乏這層文化的「前理解｣作為溝通的基礎，更難跨越意識形態和利益的矛盾。

中美爭端，守勢為中國的現實選擇

文化的差異之外，地緣政治條件的懸殊環境深刻影響文明的發展，也使得中美兩國以不同的思維看待生存問題。美國有著孤絕於兩大洋的「離岸平衡｣優勢，使美國不用憂慮任何大國從陸路入侵的可能，恐怖主義能擾亂美國的社會，但終究不能根本性破壞美國的經濟生產與軍事力量，使美國能以攻勢現實主義的思維將海權做為國境前和國力投射的工具，並干預歐亞非大陸上的國際事務。

中國雖處於東亞精華地帶，但是漫長的國境線有著其他大國，使其不得不陷入法國和德國歷史上都曾面臨的課題：同時發展海權與陸權，分散寶貴的資源與力量，也就是所謂的「威廉困境｣。對中國而言仍有一極大的優勢，那便是新疆直接面對世界島的門戶，而鄰近並無其他直接鄰國比中國更為強盛。

雖然俄國能透過中亞五國介入，但也同處於上海合作組織的多邊框架，與中國同時必需共同面對美國和恐怖主義等更嚴峻的大博弈課題，且中國近代歷史上對於「賽防｣和「海防｣的辯證更使中國偏向守勢現實主義，且中國的戰略文化有著防禦優先的傳統：長城、運河、驛站(高鐵為其現代版)、屯田(造島可視為現代的變體)作為中國處國際戰略的積極防禦方案。

面對中美貿易爭端，中國將不得不更倚重在亞非拉地區(第三世界)長期積累的成果，以守勢思維「屯田、築城、積糧｣，運用現有橫向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多邊機制累積生產力突破所需的資材與各類條件。經此事件，中國將更避免在與美國在太平洋對抗，或是衝動的應對兩岸問題，在重新省思國際戰略和中美關係優先順序的當下，兩岸應有可能出現冷和平的轉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