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末，《台灣日日新報》上有兩則新聞，一則是來自大阪的訊息「不良？男與女」，說明大阪有一個不法集團，團長年紀僅19歲，已經犯下23件恐嚇竊盜，盜取短刀，恐嚇小學3年級到6年級的孩童，每日交出3錢供花用。另一標題「最近內地來的不良少年」，描述一名清山秀次郎的14歲少年，自小就逃家，聽說台灣氣候溫暖，到處吃得到香蕉，遂搭船來台灣。來台後身無分文，闖進表町（約今館前路、襄陽路、漢口街一帶）附近的官舍竊盜，還偷了一輛腳踏車，最後被警察查獲。

日本大約在1870–1920年開始出現關於這類「不良少年」的報導，不久「不良少女」一詞也出現。不良少年少女詞彙的出現，和現代政府對這些溢出法律、道德規範的行為與人物進行整理、歸納並討論其「解決」或防治之方法有關。對於不良少年少女，台灣左派重要知識分子連溫卿曾經在《台灣民報》發表其看法，認為不良少年少女的形成，常常和階級弱勢有關。女性雜誌上的文章則著重在家庭功能是否完善，關注家庭結構的瓦解對少年產生的影響。

女性雜誌所歸納的因素，例如失去雙親、單親家庭、重組家庭等，可能對孩童產生影響。在中產階級的家庭，升學問題也影響了青少年叛逆期的發展。婦人雜誌刊登對考生的家庭（應考中等學校）的勸告，希望家長不要因為虛榮心，強迫孩子參加實力不相等的考試，即使勉強僥倖進入中等學校，也可能因為程度跟不上，自暴自棄成為不良青年、不良少女。像下面這條新聞中的日籍不良少女集團，報導說明其中有不少家境良好者。1922 年《台灣日日新報》對不良少女集團的報導：

（引）七人組不良少女，潛入戲園或活動寫真館，誘惑不良性男子……彼等云為七人組，置團長副團長，出外時飾以團員紀章。現住西門町之中橋加目子，年二十一與其妹美代子，年十七，為團員中之領袖。此等不良少女，於活動寫真館，或於市場附近為根據地，見有男子可惑者，則以媚語誘至末廣町空地，野合後取其多少金錢。

1922年12月總督府內務局對各州廳8歲以上18歲以下的青少年展開調查，預定在松山成立「總督府立成德學院」，對這個年齡層的犯罪者進行感化教育。

王珮瑩的研究提到：這些不良少女，以性為工具，顯示當時隨著社會風氣日益開放，個人意識崛起，1930年代，中上層階級的不良少年少女激增。「不良少年課」的警察表示，最近男女戀愛關係紊亂，「和以往不同，上層階級出身的不良少年少女激增」，或者表示：「中等教育以上的不良少年少女比未受教育者增加幅度高。」他們的價值觀也開始出現與傳統迥異的情況，有的不良少女以毫不在乎的語氣，對警察課員、雙親說：「與男性戀愛有什麼不對？」「和喜歡的男生一起做一些兩個人喜歡的事，別人有什麼資格插嘴呢？」處理的警察感嘆的表示，「這些不良少女常炫耀認識多名男性，誘惑男性一同前往咖啡店、電影院、劇場、料理店、郊外，和這些女性相比，男性反而對戀愛比較純真。

這些是比較嚴重、溢出現代法律規範、可能觸犯民法刑法的不良少年少女，基本上和現在的時代差異較小。總督府也慣常對2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者冠上不良的帽子。例如以斗大字體「不良少女五人組，蔣渭水之妾煽動退學，紊亂風紀」為題，報導陳甜自台北第三高女退學，對17、18歲正值反抗期的少女，遊說應該學漢文與英語，自日本學校退學，沒有必要從日本這裡學到知識。

對於日常生活中一些比較不遵守常規的行為，也常會稱其為「不良」。關於這個「不良」的性質，時代差別就很大了。日治時期中等學校的管理比現在嚴格很多，台北州小、中等學校教師，以「健全學生的生活」為宗旨，組織跨校教師的「教護聯盟」，互相通報各男子女子中等學校學生的校外言行。此一組織是比照日本國內的教護團體，經費由各市郡等地方政府補助。

教護聯盟會舉行一些座談，討論學生在校外的行為規範。例如匯集台北市各電影院經營者，協調學生校外生活出入電影院的問題。到了日治後期，對於學生私自出入電影院管制越趨嚴格，如1939年芳乃館仍持續推出學生折扣券，因此有不良青少年偽裝成學生，看完電影在廁所留下猥瑣的塗鴉。甚至有老師提出電影院應該區分為男子席與女子席，雖然電影從業者解釋若是家族一同欣賞，區分成男子席與女子席恐有不便，且日本國內早就撤銷這樣的規定。不過，在日益嚴厲保守的1930年代末，教護聯盟仍退而求其次要求電影院在學校帶領男、女學生入席時予以區隔，以杜絕混雜與身體接觸。甚至要求電影院的照明應該增加亮度。或反應中學生在電影院與戶外公然抽煙，要求若有逃學學生進電影院，業者應該拒絕其入場觀賞電影，並通報學校或聯盟。

教護聯盟對學生校外行為知之甚詳，學生在公共場所如醫院、巴士，或在運動時多以台語交談，連學生校外隨意的叫老師的綽號也都知道。本島人學生（當時以本島人稱呼台灣人，日本人稱為內地人）喜歡穿著台灣服或襯衫褲子，男生愛打赤膊，穿著木屐就上街，邊走邊吃，邊唱著市井流行歌或「卑野」民謠，都被視為不良行為。這類公開或私下毫無顧忌的使用台灣語，語言「不良」的情況，根據當時教護聯盟的觀察，男學生情況很嚴重，女學生相對輕微。搭公車的不良行為方面，最常被反應的就是中等學校男學生故意用揶揄的態度靠在女生旁邊，找女生搭話或者作弄對方，以及搭火車爭先恐後不排隊的行為。

女學生的不良行為則是常常在巴士沒有位子時，整群人站在出入口，造成其他人進出的困擾。邊走路邊化妝，塗著眼妝冷笑別人的服裝。甚至只是不走路搭短程公車，都會被糾舉。在台北有教師反應，學校附近的女學生連到很近的距離，都搭公共巴士代步，在非常時局下應該考慮有無必要。這些不良行為的認定有因時局之故，也有一些屬於日本式的日常規範。如化妝場合須注意這點，反映日治時期台灣部分地區女性化妝已經不少見。1943、44年的苗栗的竹南青年鍊成所，是一個以14–18歲農村女性為主的簡易教育機構，鍊成所修身課或也「指導」女學生不在公開場合洗臉、更衣、化妝，避免造成他人困擾。「排隊不爭先恐後」、「化妝」、「不造成別人困擾」這些日式規範，則是在日治時期經由學校及社會教育向台灣社會傳遞。

「教護聯盟」認定的不良行為，有些在現在看來卻讓人感慨萬千，當時學生的學習用語是日語，但是私下仍慣用台語，這不是現在我們努力希望母語能復甦成為孩子生活用語的期待嗎？「不良」少男少女所哼唱的台灣民謠，也許是現今傳唱的《雨夜花》、《月夜愁》等1930 年代的台語流行歌，這些現在看起來「優良、難得」的行動，在當時卻是市井流行歌與卑野民謠「不良行為」。

*本文摘自《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玉山社出版。

【作者簡介】

鄭麗玲

高雄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專攻台灣史，以日治時期社會、教育為研究主軸。近年來開始發展歷史文化的創意開發與應用，與文化事業發展系學生共同進行立基於土地，結合歷史與文化的創意發想，開發文創產品。著有《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台北縣文化中心，1995年8月）；《國共戰爭下的悲劇—台灣軍人回憶錄》（台北縣文化中心，1996年8月）、《百年風華  北科校史》（共著 台北科技大學，2008年）、《台北工業生的回憶》（1-3輯） （台北科技大學，2011年）、《百年風華  台北科大學校史》（共著 台北科技大學，2011年）、《台灣第一所工業學校》（稻鄉，2012年3月）、《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蔚藍，2015年1月；日文版，創元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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