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的臺灣，有所謂「報禁」與「黨禁」，也就是不准任何人辦報，也不准任何人組黨，已刊行的報紙則限制發行三大張，而發行的所在地，亦以原登記之縣市為限。例如臺灣日報，原登記設於臺中縣，即不准許遷至臺中市發行。民國50年後，雖然放鬆了此項管制，但又設下另一種限制：若要遷往其他縣市發行，該縣市必須沒有其他報業的存在。例如當年夏曉華先生主持的臺灣晚報，登記地為臺中縣，後擬遷至高雄市改名為臺灣時報，新聞局認為高雄市已有臺灣新聞報，故只准許遷往高雄縣，因此臺灣時報的創刊地址為高雄縣鳳山市，距離高雄市僅5公里左右，今天看來，這是掩耳盜鈴的大笑話，但當年卻嚴格執行，無一例外。

報禁與時代完全脫節

報禁如此之嚴，在現實上，1960年代後，已完全與時代脫節，即以三大張的限制而言，怎能應付市場的需求？三大張僅12頁，除去廣告，新聞與評論的篇幅大約只有6頁，於是字體愈來愈小，行間愈來愈窄，換版愈來愈多。以中時來說，除了前面兩個全版的新聞與六個半版新聞外，加上副刊、影劇娛樂版，其他均為「換版」。

所謂「換版」，即同一個版位，臺北市見刊的新聞，臺北縣等其他縣市的讀者看不到；同樣的，臺北市的讀者也看不到其他縣市的新聞。全臺大約有二十幾個不同地區的換版。至於廣告的換版則更「可怕」，廣告客戶購買廣告時，廣告人員即告之：所刊登的廣告要在哪些地區見報？僅臺北市一地，就分成7、8個地區，中正區的讀者可能看不到士林區的廣告，大安區可能也看不到萬華區的廣告。當時廣告不僅收費甚高，甚至能否刊出，還得視人情而定。各報的廣告組執事者不僅頤指氣使，對客戶態度傲慢，甚至還有收紅包的傳言，據說某報一位廣告主任做了兩年就購置了豪宅。

在經濟全面起飛聲中，新聞量愈來愈大，廣告需求更是急速成長，這樣的限量管制，表面的理由是節省紙張，因為斯時報業採用的滾筒紙大部分從加拿大或挪威進口，為了節省外匯，必須作此限制。其實60年代後，臺灣出口暢旺，不缺外匯，而紙張乃低價品，所費有限，政府的著眼點，基本上還是言論管制，思想一把抓，不容絲毫放鬆，深恐一旦鬆綁，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報業主持人為求言論自由，掙脫枷鎖，便以大量廣告蓄積的資金，紛赴海外辦報。

報禁開放　民間辦報踴躍

80年代開始，臺灣經濟一飛沖天，不論國民所得或外匯存底均已達「發展中國家」的水準，中產階級崛起，國民教育普及，新設大專學校如雨後春筍，唯有報紙版面僅限三張，電視亦僅限三台，幾乎完全與時代的進步脫節。終於，1987年7月，政府正式宣告解嚴，同時開放報禁，此真如大旱之望雲霓，一聲驚雷，新聞業大獲解放，原有的報紙立即擴充設備，招兵買馬，一夕之間，從三大張增為六大張，進而增為八大張，周末甚至增為十大張。

此時，民間有意願加入競爭行列者亦摩拳擦掌，希望一展身手。投入辦報的人，不外兩種身份，一是具有政治背景者，希望擁有媒體，提升知名度與社會聲望，另一是企業界，認為擁有媒體不只可結交政治人物，擴展人脈，甚至亦可營利。因為70年至80年之中，兩大報呼風喚雨，廣告不請自來，加上媒體有稅負優惠，稅後的淨收入，每年約在20億元左右。若以今日物價換算，淨值近30億元。這當然是一個誘人的數字，垂涎於此的企業人士自不在少數。

我於87年底自美返臺，適逢報禁開放，各報爭相攬才之時，當時我已應允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之邀回國效力。有趣的是，大約87年8月左右，高雄的民眾日報老闆李哲朗先生到紐約約我餐敘，席設希爾頓飯店，我到達時，才知道僅有我一個客人。他與我寒暄一番後，立即切入主題，邀請我回臺擔任民眾日報社長。

民眾日報欲成南部霸主

我很禮貌地告訴他，已經應允中時的邀約，中途爽約非做人之道。他接著說，他在高雄建了新的企業大樓，即將遷入營運，希望在南部一顯身手，獨霸一方。我則直率地說，臺灣面積不大，人口不多，而且交通發達，報禁開放後，北部報紙可以將製作完成的版面電傳至高雄付印，出報時間一如高雄在地，而高雄讀者絕不會以南部新聞為滿足，同樣付出10元，從北部的大報可以看到全國的、國際的新聞，也可以看到高雄本地的新聞，搭配高水準的評論、分析與副刊，「民眾」要用什麼特色競爭？民眾與聯合、中時的區隔性又是什麼？他的答覆是民眾日報的政治新聞走黨外路線，一定可以贏得不滿國民黨的讀者歡迎。

我則提出我的觀察：解嚴前一年，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宣佈正式成立民進黨，次日，中國時報於二版頭題刊出組黨新聞，成為獨家，國民黨千方百計阻止此新聞的刊載未果，試問民眾日報事前不知道這個臺灣重中之重的新聞嗎？為什麼一字不提？為什麼不刊於頭版，出個大風頭？結論當然是「不敢」二字。很顯然地，中時已在探索新聞自由的底線，「民眾」雖想以黨外自居，但這件事便已落後了。這證明你們想突破的心願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無能力突破？有無人才突破？有無膽量突破？都不是靠一座堂皇的大廈可以完成的，我最後一句話是「人才第一」。

自立早報創刊震撼彈

回到臺北後，我正式在中時上班，李哲朗先生仍邀請我赴高雄一行，參觀他已經遷入新廈的報社。承他盛情，打開其中一間豪華的客廳接待我這位貴賓。上茶畢，他告訴我，這間客廳迄今只接待了兩位貴賓，一位是美國眾院議員索拉茲先生（Stephen J. Solarz），一位就是我。我除了感謝他的禮遇，並把索拉茲在美國眾院多方維護臺灣的行動向他做了簡報。我發現他對索氏所知有限，只是對一位美國議員來訪感到光榮而已。奇怪的是，他竟沒有利用此機會派遣記者面對面專訪索氏，談談美臺關係，以及臺灣今後如何從事民間與美國國會的聯繫等問題，而只在意於開放一間豪華的會客室接待了這位美國貴賓。我當時的直覺便是此報想在群雄並起的報業中競爭，恐怕是事倍功半。

民眾日報雖想在解嚴後脫胎換骨，在南部稱霸，而解嚴後第一份民間新報的出現，乃1988年元月21日創刊的自立早報。雖然它是自立晚報系統的同根兄弟，但仍與晚報有不同風格與取材。自立晚報為一份標榜本土色彩的報紙，在戒嚴時期曾因言論冒犯當局遭三次停刊，並有過四次改組。雖然屢仆屢起，但不僅受到黨外人士的歡迎，也吸引不少有理想的年輕人不計待遇投身此報，一展抱負。因此自立報系為臺灣的新聞界培養不少出色的人才，這些人才後來前往他報發展，也成為他報的主力，陳國祥先生即為顯例。他擔任自立早報第一任總編輯，該報出刊首日，即對臺灣的新聞界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記得那一天，余老闆一早就緊急召見我。我進入他的辦公室時，第一眼就看到辦公桌上佈滿首日發行的各版「自立早報」。他對我說：「這份報紙很有前途，我們必須小心應對。」他提出的對策是在臺中與高雄各設一個編輯部，各增派一名總編輯，同時增設工廠因應當地的印刷及派報作業。也就是說，把中國時報一分為三，加設臺中中時與高雄中時，以在地眼光自編一、二、三版，做大中部、南部的新聞，而非現行「一體通用」的模式。他說出他的構想後，我認為茲事體大，必須詳加思考，乃建議他召開一次社務會議，讓發行單位、廣告單位一起參與討論，共同思考此一「別出心裁」的構想。

因應變局　中時一分為三

會議召開時，余先生先提出他的主張，業務單位默然無語，而最支持此議的乃是社長王篤學。他認為，這是一項氣勢的宣示，既走在各報之前，又可擊敗中南部各地方報的優勢。我則提出相反的看法，並舉紐約時報為例證，說明其不可為。紐約時報於70年左右，在舊金山發行西岸版的紐約時報，也在灣區設立編輯部，發行之後成效不彰，不久即關門大吉。道理很簡單，紐約時報的讀者分佈全美，他們想閱讀的新聞乃天下大事，尤其想知道紐約時報對於某件重大事件的觀點，而不是紐約時報的西岸新聞。我認為中國時報亦復如此。臺灣南北距離僅數百公里，中南部讀者訂閱中國時報，想看的是中時對於整體新聞的觀點與處理方式，而不是看臺中或高雄當地新聞為重點的編輯方針。

我的觀點被余先生否決，仍在臺中與高雄設立了編輯部，並派陳守國任臺中總編輯，李彪為高雄總編輯。其後果正如我所料，成效不彰，不了了之。因為這件事乃由自立早報引起，說明當時新發軔的報紙，銳氣甚足，甚至引發了植根甚久之大報的危機感。可惜自立早報的後勁不繼，市場競爭力不足，形成財務危機，終於在1996年6月宣佈停刊。

自立早報出報約一年之後，由政治人物康寧祥主辦的首都早報亦於1989年6月1日出版第一份報紙。

黨外老將籌辦首都早報

老康想辦報的心願，當年的「黨外」，盡人皆知。在報禁時期，他曾辦過「八十年代」與「亞洲人」月刊，也刊出不少擲地有聲的文章評論時政，甚獲佳評。報禁既已開放，豈可在臺灣的報業中缺席。

首都早報籌劃期間，老康常與我聯繫，聽聽我對辦報的看法，我亦將過去從事報業的經驗知無不言地向他分析，我盱衡當時的報業市場，認為在兩大報的陰影之下，加上自立早報的本土立場，實在已無辦報的空間，除非你有龐大的資金作為後盾，廣攬各方人才，在第一時間投下極具震撼力的砲彈，並以兩大報為競爭目標。因此首先要有賠錢的心理準備。我為他初步估算，第一年要投下10億資金，並預定虧損6億，如果沒有龐大的資金後援，正如飛機在跑道上即已油料不足，又怎能一飛沖天、長遠飛行呢？他告訴我，他的資金來源是多元的，他不想依賴大企業家出資，以免言論受到資本家左右，小額出資者的好處是不會過問編輯方針，亦不致受到執政者以政策籠絡出資人，使其受益而影響報紙的立場。但在當時的情勢下，小型報業已命定難有脫穎而出的空間了。

其次，我建議他不必急著出報，必須先有萬全的準備，俾便在市場一炮而紅，一舉打開首都早報的知名度，則此後不論發行或廣告均易於運作，老康對我說：此時各項開支已如流水，人員薪資也開始發放，再不上市，賠累將不勝負荷。我笑曰：你錯了，一旦開始發行，花錢不是流水，而是瀑布了，早期不可能自廣告獲得收益，訂報率也不會踴躍，但用支一分錢也不能少，你很快就會面臨缺錢的窘境，我言盡於此，他仍於89年5月4日開始試刊，6月1日上市。

反郝組閣　新聞引爭議

首都早報的確做到人才濟濟的境地：總編輯為原任聯合報政治組主任戎撫天先生，總主筆原擬聘呂秀蓮擔綱，後不知何故，改由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鄭欽仁出任，李筱峰則擔任主筆，包括編輯、記者羣，幾乎延攬了綠營所有寫手，用「氣勢如虹」形容亦不為過。然我的預言也逐一呈現：財務每下愈況，人才也開始流失，此時老康忽然改弦更張，聘任名評論家司馬文武（江春男）為總編輯，希望新聞上有所突破，司馬也不負所望，在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的新聞處理即出了一次大風頭。

當時首都早報在一版正中央用了一個特大號的「幹」字，諷刺並反對由軍人出身的郝柏村擔任行政最高首長。這一新聞處理的手法，在新聞界有兩種不同的評價，贊成者羣呼過癮，認為這一個「幹」字簡短有力，代表了大眾的心聲，指責李登輝此一提名必將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另一方面則認為，新聞不宜如此粗糙而情緒，報社立場可以全力反對，但必須深入分析說之以理，指陳後果之嚴重性。中時余老闆即持此看法，他私下向同仁表示：辦報不可如此衝動，必須以理服人。

司馬的這一「幹」，不論其對錯，至少已形成新聞圈的話題，對當時的政局也多少產生某種影響力，並使首都早報的知名度大增。

宏國集團創辦大成報

首都早報熱鬧一番之後，終因財務不支而於1990年8月宣告停刊，前後僅出刊14個月，令人不勝欷歔，也足證解嚴後報禁雖然開放，任何人都可辦報，但辦報者的理想與現實，畢竟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自立早報與首都早報都是很顯著的例證。

談到解嚴後各路人馬爭相辦報，不能不把「大成報」列入清單。這份報紙創刊於1990年元月，關門於2006年2月，前後掙扎了16年，比之首都早報，算是夠面子多了。

大成報的創辦人是宏國集團大公子林鴻道先生，他是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大哥的兒子。這份報紙令人好奇的是，辦報目的何在？康寧祥辦首都早報，因為他是政治人物，辦報可以抬高政治地位；林榮三辦自由時報，當然也著眼於政治，他身為監察委員，又是監察院副院長，辦報可使身價水漲船高。那麼林鴻道辦報的目的何在？

大成報出報首日，大家看到它的內容，無不嘖嘖稱奇，它竟是一份「民生報」的copy報，影劇、明星、體育、流行音樂、時尚等等。以當時市場而言，民生報創刊於1978年，即使經過12年的耕耘，亦僅能維持「小康」的局面，何況它有聯合報的大樹遮蔭，不論印刷、發行、廣告、財務等，都有聯合報的人員兼管，成本大幅降低，而大成報要獨立支撐一個「民生報」老二，這個算盤是怎麼打的，令人費解。我曾當面問過林榮三先生，他笑答，林鴻道辦報時，曾向我這位三叔請教，我力勸他不可魯莽從事，因為市場已趨飽和，辦報時機已過，但鴻道不僅不理會我的意見，甚至在招兵買馬時，才來就教於我這位三叔，可見他心意已決，請教云云只是虛招，甚至認為我勸他不要輕試的好意，乃是怕自由時報多一競爭對手，所以此後大成報的一切發展，我完全不聞不問。

市場小　壓縮新報空間

大成報首任總編輯為王端正。他是慈濟證嚴法師的胞弟，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中央日報，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並獲得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獎，算是新聞界的菁英。他羅致到大成報服務的從業人員都很優秀，只是這份報紙的定位太狹窄，優秀的官兵也無從施展，註定的命運不問可知。它在2004年雖曾與更生日報合作，拓展中部市場，亦曾與民眾日報合作，開發南部市場，最後均無疾而終。

細審解嚴後的幾家新創報紙，幾乎都壽命不長（高雄前立委吳德美創辦的公論報亦僅維持一年），究其原因，一是資金不足，無力與現有的大報競爭，一是對市場的認識不夠，以為只要別出心裁，就可獨樹一幟，不將大報放在眼裡，殊不知臺灣的報業市場，最多可容身兩報或三報經營，已無小報的發展空間，即使後來蘋果日報挾巨資來臺辦報，其下場亦有目共睹，令人扼腕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