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小黃司機到立法院抗議Uber違法搶生意、而Uber也再次呼籲政府鬆綁法規、創造對產業有利的環境，雙方各執一詞，法律應該如何回應新創產業，再次成為各方焦點。而這也再次呼應了筆者先前談台灣要成為亞洲矽谷的關鍵，在於人才與法律。

抗議的計程車司機們認為Uber違法、要求Uber退出台灣。事實上，政府的做法早就和計程車司機的訴求一致。首先，交通部從未中斷對Uber開罰、公平會立案調查Uber、而投審會也必然會仔細審查Uber是否符合《外國人投資條例》的規定。以政府目前的做為來看，從頭到尾沒有認可Uber合法的意思。

正也因為政府並未認可Uber的合法性，Uber才一再呼籲政府鬆綁，強調政府法規過嚴、不利新創。但持平而論，Uber刻意忽略自己的商業模式、正是建立在與傳統計程車產業不平等的法律競爭上。傳統計程車業需受各項交通、勞動、稅收法律規範，其營利模式有一定的法律成本，而Uber以媒合兼職司機與移動服務需求營利、卻以自己僅是資訊平台繞過所有的法律成本、和計程車業者處於不公平競爭。

易言之，在Uber呼籲政府鬆綁法律之前，實際上正是現有法律的受益者，當然，如果這樣的「共享經濟模式」能正式被承認為合法，連罰單的成本也一併消滅，對Uber就更加理想。

筆者可以體會計程車業者遭受不公平競爭的怒火，但筆者同時也認為，在法律上對Uber開罰、或要求Uber退出台灣，並不能真正解決共享經濟的法律問題。Uber雖然樹大招風，但它並非是唯一的一家叫車平台。網路顛覆傳統行業營運模式，已成不可逆的趨勢，未來倘若出現台灣版的Uber或類似Uber的平台，難道立法院要一律禁止? 這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與其不斷針對Uber、要求Uber退出，不如好好來思考，Uber 和傳統計程車業的不公平法律地位，它的成因何在？若要讓雙方立於平等地位競爭，是應該要放寬傳統計程車的標準、還是加強Uber的管制？

例如，小黃司機需要執照考試、Uber的兼職司機不必，但為何Uber以乘客評分制管理的兼職司機服務、在台灣卻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是否代表小黃司機的執照考試，並不能反映現代消費者的需求; 反而是Uber以乘客評分制考核司機，管理上比執照考試更有效率？假設如此，小黃司機的執照考試中一些不必要的項目，是否也可以簡化? 或至少這些考試項目應該要反映出消費者的需求，讓消費者覺得通過考試的小黃司機，一定比Uber的兼職司機更好、更能提供安全便利的服務。

又例如，計程車費率僵化、幾年前曾有車隊推出「八折價」活動、卻立刻被禁止，但Uber卻能提供更彈性(往往更廉價)的費率。事實上，既然過往曾有計程車業者推出「八折價」的活動，說明計程車業者也是有能力以較低廉的價格與Uber競爭，硬要計程車固守僵化的費率、無法在這點上和Uber競爭，其理由又在哪裡呢?

從國際發展來看，法律與Uber的衝突，美國、歐洲、亞洲均有先例，並非台灣獨有。同時，誠如筆者在文章前段所言，不管是傳統計程車業者歸咎政府放縱違法、或是Uber指責政府打壓新創，都是言過其實。

是否讓Uber離開台灣，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Uber的新創模式在市場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我們的法律為何還總是堅持計程車服務需要有這麼多的桎梏、而從不去考慮如何彈性因應變化、讓兩者能站在更公平的立場上競爭呢?

※作者為英國杜倫大學法學博士，現任台北科技大學智財研究所助理教授、專利技轉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