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劇作家，以前劇作家叫『作劇』，但我不是惡作劇，我是善作劇。」沙葉新先生在微博中這樣介紹自己。他的名片上則印著：「上海人民藝術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員，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掛名的。」

2018年7月27日早晨起來，得到沙葉新先生已於前一天淩晨離世的消息，想起十幾年來與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

沙先生是個劇作家，我最早讀到的卻不是他的劇作，而是他2002年在東南大學百年校慶時的那篇演講稿，嬉笑怒駡之間，卻不乏深沉的思索。他在談到戲劇時說：「戲劇目前不景氣很大原因就是面對真實的的生活它掉頭不顧，因為它太真實，不敢面對；而面對虛假的生活它撲面而去，因為虛假能一團和氣。……人要活在真實中，戲劇也要活在真實中。但生活不要戲劇化。生活戲劇化會很噁心。生活戲劇化叫裝酷，叫作秀。要老老實實地做人，認認真真地演戲。」

活在真實中，也可以看作是他後半生的追求。在劇作之外，他的《「表態」文化》《「檢討」文化》《「宣傳」文化》這一系列文章可以為證。

2004年1月我曾寫過一篇小文《上海有個沙葉新》，其中有這樣一番話：

上海有個沙葉新，是這座物質化城市的大幸。有人把他譽為『上海的吳祖光』不是偶然的。年過花甲的沙葉新先生不僅為上海這個燈紅酒綠的城市挽回了一點面子，……正是他的存在使我們看到了上海久違的精神氣骨。

大概他讀到了此文，2005年6月15日，他來杭州，次日中午和華東師大的幾個老同學有個聚會，電話約我參加。聚會的地方在吳山腳下的惠民路上的和茶館，因當天的合影中有時間，我查到了那兩天的日記，上午他就到了茶館，還來過電話催我，下午他趕兩點四十四分的火車回滬。中飯後，他悄悄去結了賬，理由為他是客人，理應他埋單。一年後，我到上海，在他家附近一起吃飯，他又去結了賬，理由反過來，他是主人，理應他來埋單。

第一次見面具體談了些什麼已然淡忘，只記得談得很輕鬆，雖是初次見面，卻一點也不生分，他身上沒有那種大文人的自命清高。之後的幾年，他來杭州約我見面，我們倆在西湖邊席地而坐，似乎是初秋天氣。我也去過他家，他簽名贈我的幾本書上都寫著日期：2006年10月25日，《尊嚴》《自由的笑聲》和《耶穌·孔子·披頭士》三本書此刻就在我的手頭，另有一個沒有在國內公開出版的劇本（《江青和她的丈夫們》），他沒有複本了，交我帶回，複印後還給他。那天下午，在他的「善作劇樓「談天，他是善言之人，常常妙語如珠，對於「異議「這個詞，他能一口氣說出這樣一席話：

「有異議的人，往往有異稟；有異稟的人，才會有異議。異有何不好？異花奇卉，異寶奇珍，異彩紛呈，異趣盎然，異軍突起，異想天開，這樣的世界才能日新月異。「

他的《抽象發言》《中國動物各階級分析》等隨筆和他的劇本之所以大受歡迎，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精彩的語言。一個劇作家，語言當然是他的生命線，但僅有語言是不夠是，還要有大膽的想像力，有對人性世態的洞察力，以及對時代的悲憫和承擔，這一切在他的許多劇作中都可以看到。

他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一代劇作家，《假如我是真的》《陳毅市長》《馬克思秘史》《尋找男子漢》等劇作代表了他在那個時代的追問和尋找，1987年完成的《耶穌·孔子·披頭士列儂》，讓孔子、耶穌、伽利略、貝多芬、牛頓、宇航員、列儂和上帝同時出場，在荒誕中思考的卻是人類在現代社會面臨的共同困境。

2007年冬天，我打算編一本《林昭之死》，紀念林昭殉難四十年，約他寫一篇稿子，他答應了，但到2008年上半年，我們通話時表示抱歉，交不了稿了，本來他已構思好了，寫個獨幕劇，地點在滴水洞，林昭和毛的對話，但他查出身體有病，要進醫院動手術，他囑我不要對他人說。

再次見到他，已經是2009年春天，我和胡傑兄去上海他家，當時正值「五四」九十周年前夕，主要是請他談談《幸遇先生蔡》，這個劇本是他在2001年完成的，本來是為北大百年寫的，直到2008年才在《上海文學》公開發表，香港中英劇團公演時好評如潮，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到。他化療之後雖然瘦骨嶙峋，卻依然精神飽滿，與我們談了很多舊事新事，寫蔡元培他是傾注了心力的，《幸遇先生蔡》可以說是他創作生涯的一個新高峰。

自稱「天下第一大戲迷」的他生於1939年，比1936年出生的捷克劇作家哈威爾小了三歲，經歷了大致相同的時代。2008年4月6日，他在《網友們，再見了》一文中回答網友的提問時說：「不，我只是關心政治，永遠不會參與政治和從事政治，那不是我的職業。我沒這個野心，也沒這個本事。如果我癡心妄想做中國的哈威爾，那我真的如一個網友告誡我的，『那是做白日夢！』我同意他對我的告誡。」

早在1986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稱自己的思想有四個基本原則，即「離經」而不「叛道」、「崇洋」而不「媚外」、「犯上」而不「作亂」、「自由」而不「氾濫」。 他始終守護著劇作家這個角色，直到生命的最後十年，在病痛之中，他也在不斷地構思新的劇本。

在《幸遇先生蔡》之後，他還為中文世界奉獻了《鄧麗君》《自由女人》《良心胡耀邦》這些沉甸甸的劇本。面對重重困難（在內地出版、演出都不可能）和壓力，他完成的不止是一個個紙上的劇本，而是對時代和歷史的回應。我相信，這些劇本屬於中國文學史，而不僅在舞臺上演出。

大約二三年前，他打電話給我，說自己身體比較虛弱，但還是想寫一個劇本，關於林昭的愛情故事，已經著手收集材料，他對1958年林昭與甘粹的這段感情經歷很有感觸，聽說甘粹有一本回憶錄，問我是否能找到，我說我可以送給他。隨後我快遞了一冊甘粹的《北大魂》給他。

2015年9月，我收到他簽名贈我的《良心胡耀邦——大型話劇（徵求意見稿）》，上面的日期是9月1日。當時，他身體不大好，要我找一個朋友去他家取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最後的一部劇作，也不清楚關於林昭的劇本動筆了否。去年下半年得知他病重入院，我給他寫過一封信通過微信傳過去，沒有回音，他沒能再次離開醫院。

作為一個劇作家他從未放下手中的筆，但在我心中，他更是一個有風骨的知識份子，一個留下了作品和笑聲的人。他一直笑對人生，即使在病痛之中，他留給家人的遺囑是，不要追悼會，不要驚動任何朋友、讀者，他只想靜悄悄地、有尊嚴地離開。他曾說：「警惕臺上的騙子，莫做台下的傻子。」他始終相信哈威爾所說的：「要活在真實中」，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