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台中市籌備四年，即將在明年主辦2019年東亞青年運動會之際，傳來中國在北京召開東亞奧運理事會臨時會議，取消台中主辦權的消息。中國的理由是，民進黨政府放任縱容「東京奧運正名公投」，挑釁「奧運規定」，違反國際體育界的共識；而且台中現任民進黨市長林佳龍正是「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的支持者。

是否應該推動公投，正名公投是否應該通過，自然見仁見智。即使通過了，如何真正去推動正名更有難度。但提倡正名公投是公民權利，也符合台灣公投法的規定。站在台灣立場，允許一些公民推動公投完全理直氣壯。說市長林佳龍支持公投，就取消好幾年前就定下來的比賽主辦權，也十足蠻橫。至於台灣政府是否承認九二共識，這是更高層的事務，地方政府更管不著。

消息一出，林佳龍的支持度節節上升，盧秀燕頻頻告急。一些國民黨努力把矛頭指向民進黨，但幾乎沒有成效。於是，他們又紛紛痛心「這不是為民進黨助選嗎？」

確實，以中國傳統的「統戰思維」來衡量，中國這樣「不顧友軍」，太「不夠意思」了！但只要放在「習式中國」時代，這一切都變得有章可循。

以我為主   實力碾壓

在中國術語中，這叫做「以我為主，實力碾壓」。它是與「統戰」背道而馳的方式。換言之，「國民黨是否能上台」的問題，中共並不太關心，至少沒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習近平就是這種「以我為主」理論的愛好者。

「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是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最廣為人知的法寶。王力雄在《天葬》中寫過，一般中國人都知道「三大法寶」這個詞，但大多只記得「統戰」，其它兩個（黨的建設，武裝鬥爭）都不太記得起。可見「統戰」在中共話語體系中是如何深入人心。

「統戰」理論最早由蘇聯共黨領袖列寧提出，目的是建立一套在革命時擴大己方陣營，擊敗對手的策略。列寧認爲：無產階級必須在革命中讓其他社會階層、陣營如小資產階級、中農、民族資產階級等加入己方，或者支持己方的政策，或者最少保持中立，以最大程度孤立敵人—官僚資產者與帝國主義。

中共活用「統戰」，其對象主要有幾種。第一是敵方的上層人物。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統戰過國民黨的諸多上層，特別是軍閥。對大多數文墨不多的軍閥來說，誘之以利益（金錢與官職），威嚇之以武力，通常就足夠了。少數如張學良等人則還要「曉之以理」，以「民族大義」說服之。

第二是知識份子。中共摸清了知識分子的好面子、易受捧、易上當、愛慕風雅等脾性，進行統戰時更細緻。中國内戰中，很多「民主人士」站在共產黨一邊，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在「國統區」製造混亂拖後腿，在國共內戰中幫助極大，這些都是統戰的功勞。現在，中國有個花瓶組織—政協，就是統戰的產物，現在專門安放統戰對象，即所謂「無知少女」（無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女性）。

第三是少數民族地區或「自治地區」的上層人物，這是「羈糜制度」傳統與統戰的結合物。它在「一國兩制」中有特殊意義，值得進一步分析。筆者在前文已經分析過，中共建立過兩次「一國兩制」都堪稱失敗，其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國一些漢人統治者追求「大一統」的「一」，不允許「異質性」的存在。但很多人也歸咎於「統戰政策」。正是這種認識帶來「統戰政策」的衰落。

當然這種説法似乎在歷史上也能找到根據。

「統戰不可行」的證據

1950年代，中國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設想就是依賴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族上層人士，低成本管治西藏。中共給達賴喇嘛待遇優厚的職位（政協副主席，即屬於國家領導人），而且也有一些實質的權力（儘管最終還要聽命中共）。但中共隨後要求西藏「改革」，最後達賴喇嘛出逃印度，「一國兩制」告終。無論失敗原因爲何，從結果看，這次統戰是失敗的。

1980年代，在胡耀邦主政下，中共重新給予藏人上層人士優厚待遇。在文革落難的班禪喇嘛又回到「國家領導人」的位置，其他原先的上層藏人也紛紛恢復高位。這可視爲「二次統戰」。但到了1989年，西藏發生拉薩騷亂，最終以中共宣佈戒嚴，軍隊進駐街頭鎮壓告終。當時西藏黨委書記胡錦濤因處理有功而獲鄧小平青睞平步青雲。拉薩騷亂的後遺症至今尚未消失，每年三月西藏都要戒備。於是，這再次成爲「統戰不可行」的證據。

中國對香港的治理模式一開始也用「統戰」模式。港英時代，中國已積極統戰香港上層人士（參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下冊）。起草基本法時，中共委任的港方基本法起草委員，大部分不是中共滲透香港的左派，就是統戰過來的人物（包括商人、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家族生意東方海外在1986年受中國恩惠而渡過破產危機，也是統戰過來的對象。

在香港回歸初期，中國沿用統戰模式，非常倚重董建華等商人，也留用了一眾後來被視爲「港英餘孽」（比如陳方安生）的政務官，希望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在政治上只求「河水不犯井水」，唯一要求是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經濟上，對香港也予取予求，其對香港的特殊照顧，還引起廣州（珠三角機場問題）、深圳（深港合作模式）、上海（迪斯尼樂園問題）等城市的抱怨。

對香港「真正回歸」毫無興趣

這種統戰模式一早就受到香港傳統左派的質疑，他們認爲，北京只顧跟富豪打交道，過於倚重那些「突然親中」的前港英官員，對他們這些「忍辱負重」「打生打死」的基層左派棄之若屣。隨著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失敗，中國也研究調整對香港的統戰策略，派出不少中國學者南下調研香港事務，得出的結論有兩個：

第一，應該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繞過「統戰層」直接插手香港事務。

第二，香港上層得益於統戰政策，對幫助中國促進香港「真正回歸」卻毫無興趣。

因爲只有如此，他們才能維持被統戰的地位；而且他們「吃相太差」，中國在統戰中不斷對香港「泵水」，反而令香港經濟問題叢生，因爲統戰主要只惠及大商家等統戰對象，香港貧富分化越來越厲害，房價越來越高，平民深受「融合之禍」，「人心不回歸」，到頭來搞出「反蝗蟲運動」和「港獨」。於是，他們建議中國應該直接向香港基層讓利，「統戰基層」，而非「統戰上層」。

2008年，習近平開始主管香港事務，成長於文革年代的他，更青睞由下而上的「革命模式」，對「統戰」這種由上而下的模式有天然的排斥感。正是在他主管香港事務後，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在2008年初發表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的《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的理論被力推（2009年4月開始在香港引發大規模爭論）。從此，中央就抛棄統戰政策，改用西環治港。2012年梁振英上台後，西環治港常態化。

在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内地輿論對「統戰」政策不滿達到頂峰。就連一度被習近平寵幸的網絡寫手「花千芳」也發文「分析」香港問題，批評統戰政策。花千芳當然對香港一竅不通，也沒有什麽學問，但連他也寫出這樣的文章，正可見「統戰不可行」的説法在中國影響多大。

用錢就可以把台灣人拉過來

此後，中國對香港更不搞什麽統戰了。2015年，黨媒旗下的《瞭望智庫》發表《別讓李嘉誠跑了》的署名文章，砲轟李嘉誠，在内地大行其道，搞得李嘉誠灰頭土臉，要鄭重其事地在長江實業集團官方網站上發表新聞稿表忠心。這在以往不可想象。

2017年，林鄭月娥上台後，更淪爲「家嫂」一般的唯唯諾諾辦事員的角色。就連主管香港事務的韓正也覺得看不過眼，指示「要讓社會感受到中央維護特首權威。」

至於建制派的立法會選舉成敗，中國更不放在心上。比如今年初的補選，建制派擔心DQ香港衆志的周庭會導致建制派落敗，故不斷向中聯辦表示擔憂，但最終港府還是DQ了周庭，令建制派候選人落敗。

以上兩個例子，很好地解釋了，爲何習式中國會以「以我為主」取代「統戰」。在台灣問題上，中國近年的思路也完全一致。中國並非不知道，打壓周子瑜會令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慘敗，不是不知道要求航空公司改名的「獵巫事件」、東亞運事件、藝員道歉事件會讓國民黨在六都選舉不利，但中國根本不在意，堅持「以我為主」。

因爲中國相信「實力碾壓」，直接面向普通台灣人，用錢就可以把台灣人拉過來。當然，中國還拉攏台灣「紅統」人士，但那些根本算不上「統戰」，只能說是收買。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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