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維祥是最後見到陳文成的人？1981年發生的陳文成離奇死亡案件，真相至今未明。根據黃怡及林世煜2006年7月2日發表「陳文成事件調查報告」，提及鄧是最後見到陳文成的人，但唯獨鄧維祥的說法與各界調查有出入。

以下是《陳文成生與死》調查報告中，有關鄧維祥的節錄內容：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的各大報，都報導：「消息來源說：陳文成博士在二日深夜死亡之前，確曾與一名關係密切的長輩晤談。」那時，據傳有幾位和陳文成有過交往的師友，都曾接到過警總電話，詢問他們是否在七月二日和陳文成見過面，七月七日，報紙訪問了這位所謂的「長輩」，其實是陳文成舊日的室友鄧維祥。 

事實上，關於鄧維祥本身的自述，多年來多被質疑，其中最犀利的，當屬陳文成遺孀陳素貞對鄧維祥的當面質詢。在一九九四年【陳文成死因調查公聽會】中，陳素貞明確地問鄧維祥，有沒有可能他記錯陳文成去他家的日期，因為六月三十日陳文成去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查詢出境證核發事宜，也曾遭到警總人員問話，時間長達六小時，這和鄧維祥記憶中陳文成所說的訊問時間相符（按：七月二日的訊問則為十三小時），假如陳文成是七月一日去鄧維祥家，和陳告訴鄧是「昨天」警總找他也符合。但鄧維祥堅持說是七月二日。

由於據鄧維祥的陳述，陳文成到他家時是七月二日晚上十一時十五分左右，鄧太太和兩個小孩已入睡，且陳在他家寫的信一直下落不明，所以這段經過並沒有任何旁證。不僅如此，鄧維祥前後幾次關於此案的談話，內容也有落差。譬如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九日聯合報的訪問中，記者問及他們談話的內容，鄧的回答是：「出入警總的細節他沒說，只說談話的內容。他說他來看我，是要告訴我，他在警總的談話內容，關於我的部分是安全的。他擔心他次日就會失去自由，擔心在這種情況下，兩人也許不能在見面，這是他來的目的。」

然而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鄧維祥親筆寫的自述中，卻說陳曾講到相當多的細節，譬如「他們對美麗島人士有一種指控說：美麗島人士與活動海外的台獨有聯繫。現在他們掌握了我的證據，他們會不會利用我做宣傳？利用我當證據，來證實他們的指控。美麗島那批人被判十二年，他們有可能判我十年或八年。」而且說鄧與陳還具體談到要到哪裡尋求政治庇護（按：譬如提到AIT），整個談話的政治味是很濃厚的。

或許陳文成案發生後十二年的一九九三年，台灣的政治氣氛漸開，使鄧維祥漸漸願意「追憶」這些內容，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鄧維祥在一九八一年聯合報的專訪中提到：「他停留多久我也不清楚，只覺得交談得並不多，也不太夠，所以印象中時間很短，我就想：這些事一小時也就可以做完了，才告訴警總他十二點半離開的。」因此，這一個鐘頭中，陳文成喝了點果汁，在冰箱裡找到葡萄，剝皮吃了，再從冰箱裡找出鄧家早餐吃剩的煎蛋及數片火腿切片，然後寫了封英文信，接著和鄧談了談。這裡比較令人不解的是：一個多小時到底夠不夠呢？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九日台北地檢處所公布的〈陳文成案調查報告〉中，對相關證詞並未進一步查訪。 

陳文成離開鄧家時，鄧維祥在一九九三年回憶：「當我把外面的鐵門向外推開的時候，他花了一點點時間把鞋子穿上，然後從旁退出鐵門。緊接著，他很警覺地向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快步離開。」鄧維祥在一九九四年的聽證會中，因為立委謝聰敏的緊迫詢問，才勉強承認他「覺得陳文成的行蹤在掌控下」或「陳文成有受到監視」，但陳素貞也很正面地請教他，「既然知道陳文成的情況那麼危險，你身為他的『好朋友』，為何沒想到通知家人？」鄧的回答是「陳文成說他家的電話有竊聽」，他到第二天傍晚才想到要去探視陳文成，且全家出動，但抵達時陳家無人在。（按：七月三日早晨已發現陳文成屍體） 

可是，雖然鄧維祥在一九九四年作證時說「陳文成可能受到監視或跟蹤」，一九八一年他卻也曾對記者表示，「他來找我的時候還相當堅強、樂觀、還會笑，而且很自然的一點也不勉強」，那麼，為何吃完東西、寫完信、講完話，要離開鄧家時神態就顯得凝重起來？

陳庭茂的無悔之路 

另外在《陳文成生與死》調查報告中也提及陳父因此踏上黨外之路，以下是內容節錄:

對於要求徹查的呼聲，國民黨當局充耳不聞，陳庭茂也自此走上黨外之路，一九八一年年底，他為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站台，「我在所有的政見台上，都講同一個故事，那就是『阿成的故事』，由於時間有限，不能講太長，我說阿成是最孝順的兒子，最體貼的丈夫，最有前途的青年學者，他不可能去跳樓自殺。我說，阿成是被謀殺的，是被Ｘ單位打死的，每次說到這裡，群眾就會瘋狂的鼓掌。這時，我心裡就會暗唸，阿成，看到沒，爸爸替你討一點公道回來了。」

陳文成的喪禮在一九八二年元月七日舉行，公祭地點是台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公祭後安葬在台北縣中和鄉春秋墓園。喪禮後，陳庭茂將海內外募款所得，購下新生南路三段，台灣大學附近的房子，並申請成立「陳文成文教基金會」，但是被教育部退件，理由居然是「陳文成博士命案，治安機關尚在偵辦中，並未結案，必須等到命案偵結後再辦理。」而遠在美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ProfessorChenWen-ChenMemorialFoundation）卻先成立了。

陳庭茂去世於一九九○年，當時，不得以用「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之名成立的陳文成基金會，已運作了三年。「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成立後，曾舉辦多項與台灣認同相關的活動，並於一九九四年年初，與蔡同榮立委合作，在立法院舉辦陳文成案公聽會，公聽會中邀請調查陳文成案的警察單位派員參加，據多位員警的談話內容，自一九八一年案發至公聽會之前，他們僅是將該案列為「重大刑事案件」，形式上曾多次移交承辦，實質上並未繼續查案。

一九九四年，在陳文成家屬要求下，監察院史無前例地同意進行對該案覆查，翌年年初監察委員趙榮耀、謝孟雄、黃越欽公布調查報告，提及「尤其負責該案的關鍵性人物警備總部保安處第三組組長鄒小韓，已移民美國多年，當時他經手的筆錄等各類資料都已銷毀」，該調查報告說：「為期發現真實，該署（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已指派該案原承辦股檢察官指揮警方專案小組繼續調查。惟為落實上開繼續調查績效起見，似有定期召開專案小組之必要。」但由於監察委員對於檢調單位沒有強制權，該案終究不了了之。

二○○○年七月，政黨輪替之後，「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終獲正名為「陳文成博士基金會」。台灣雖已變天（2000），但是礙於政府法規，陳文成案的相關公文書仍未解禁，而警總已不復存在，當初警總涉及陳案的相關人等，皆已退休或死亡，使陳案的進一步追索困難重重。

陳文成案發生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距離震驚全台的林義雄家滅門血案（1980年2月28日），僅十六個月，兩案都發生於台灣戒嚴時期，且至今（2006年）懸宕未破，兩蔣政府在該兩案所真正扮演的角色，只能從其超過半世紀的特務文化去了解，才能夠掌握梗概。尤其是陳案，政府有關單位查案消極，對於涉案之情治人員不曾傳訊，僅以自稱所謂「最後見到陳文成」的人證鄧維祥做為警總曾送陳文成回家的唯一證明，實難杜悠悠之口。

以陳文成命案的發生時間論之，台灣情治單位惟恐海外反政府勢力集結壯大，是否藉陳文成之死達到殺雞儆猴的功用？二十五年來朝此方向推測者無數，但惟有公權力的介入，始能證實此推測為真。陳案並非一般刑案，法院或將因其罹於刑法訴追時效而停止調查，民間人士對於陳案的追蹤訪談卻才剛開始，相信陳案的真相大白，必有助於子孫後代對於相關時代的認識與警惕。

陳文成真真正正是為了台灣的政治改革而犧牲的。惟有追隨這些民主先烈的精神，台灣民主才不致於走上倒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