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前的立法會「宣誓風波」中，褫奪了六名非建制派議員席次後，香港政府似乎食髓知味，有意將非我族類的政黨連根拔起，無論是在社團的活動上加以限制，甚或阻擋該黨成員公開發表言論。

被盯上的香港民族黨，成立約莫兩年，成員最多也就數十名，在立法會中則是一席都沒有—兩年前香港政府撤銷該黨領導人陳浩天參選議員資格。這樣一個沒有政治實權的「小鳥」，何以招致港府的「大砲」？如果說與其政治主張無關，恐怕說服不了多少人。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7月17日表示，香港政府正在考慮是否要根據香港《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該條例給予當局基於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等考量禁止社團活動的法源依據。

無獨有偶地，前香港特首、現任中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8月7日在臉書上，質問現任政府為何允許香港外國記者會（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Hong Kong）租用公共建物來舉辦一場港獨政黨領導人的演講。在該則貼文中，他也不吝提點接替他的後輩們，香港政府不應該容忍這種對所邀講者持如此開放態度的租戶。

換言之，在梁振英的邏輯中，只有頻率對準北方老大哥的聲音可以「自由放送」。

梁振英自己可能忘了，或是從來不曾覺察，在他主政期間，香港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如何節節敗退，「The City is Dying」的口號又是如何深植於香港市民的心。

今年4月，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了2018年世界新聞指數排名，「後梁振英時代」的香港向上竄了三名，排在70名。與香港同在中國壓力下唇齒相依的台灣也上升了三名，位居第42，依舊是亞洲第一。無國界記者組織對此作出解釋，認為這是兩地抵抗中國越來越強的影響力之體現。

但很不幸地，今年才過一半多一點，台灣台北市政府被指控已介入三起媒體報導的事件。國際新聞記者聯盟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梁振英振筆疾「臉書」的同一天發出聯合聲明，呼籲北市府停止對媒體的恫嚇及騷擾。

內容提及的三起事件分別是，電視台記者報導「雙城論壇」講稿未被播出、記者因撰寫台北燈節內幕遭封殺以及北市衛生局要求記者不可報導北市愛滋患者名單的外洩事件。

一向與記者互動熱絡，儼然是媒體寵兒的柯文哲市府遭致如此控訴，很多人是意外的。但換個角度想，如果長期將媒體視為自己人的柯市府，反過來希望媒體亦將其視為自己人，似乎也並不無可能。

2017年世大運開賽前，北市府邀集各合作單位出席由柯文哲市長主持的記者會，與會者多是各電視台的董事長、總經理。當時部分從業人員即認為，媒體主管不該公開擔任「背書」的角色，畢竟一旦與被監督者同框，未來在處理相關事件報導時，在觀眾眼裡，可信度難免大打折扣。北市府把轉播單位高層找來幫腔，多少有點陷人於不義。

民主時代，媒體與掌權者的關係，對雙方而言都是挑戰。掌權者若是還期待媒體來為其上妝，這樣的舊思維是不足以領導新時代的人民的；同理，媒體機構若仍不放棄為手握權力的團體擦脂抹粉，只會在收視流失中被淘汰。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