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0日，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在瑞士日內瓦展開兩日會議，審議中國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報告。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成員麥克道格爾(Gay McDougall)稱有大量可靠報告：中國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和維穩為名，將新疆自治區變成秘密的大型拘禁營，在新疆地區拘留了100萬乃至更多的維吾爾族人，並迫使多達200萬人接受再教育和灌輸洗腦。

中國代表幾天後反駁：「將100萬維族人關押在再教育中心的說法完全同事實不符。」「沒有隨意的監禁，根本不存在『再教育中心』」；「新疆自治區政府在打擊『暴力恐怖活動』的同時，給罪行確鑿的犯罪分子學習生活技能、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地點在職業教育和就業培訓中心。」

其實，此前已有多篇新疆關押維吾爾人的報導，此外還有一系列的報導指，中國在新疆設下天羅地網，幾百米一警崗，進出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要查包，到處是密集的攝像頭；網絡被嚴格封鎖；政府以「免費健康體檢」為名，搜集所有維吾爾人的生物信息（DNA、指紋、血型等）；維吾爾人家庭要接受每月一次的漢人幹部「同吃同住」；就連菜刀也必須打上二維碼，附上買賣雙方的個人信息。總之，中國把新疆作爲大規模社會監控的試驗場，把人面識別、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控制等高科技通通用在上面。

在西方社會看來，中國新疆的「完美控制」是「歐威爾式的噩夢」。可是，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依然可信這種做法得到大部分中國人（尤其是漢人）的支持。與外交部極力否認指控不同，《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捍衛新疆和平穩定，就是最大的人權〉，理直氣壯地毫不掩飾新疆存在高強度管制。誠然，正如成龍一再說的「中國人是需要管的」，中國人對社會嚴密管理的接受程度比西方要高得多，但新疆「管理」的嚴密程度也超出了一般想像，關押維吾爾人也超出「管理」的範疇。

西藏的影響並不是孤立的

與其一味怪責中國民衆的態度，還不如從十年前的線索，探究以漢人爲主的中國人爲何對新疆抱有這種態度更爲合適。在本系列第一篇，筆者討論到2008年3月西藏騷亂與隨後的奧運火炬事件，對塑造十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

西藏的影響並不是孤立的，對塑造中國民族主義上，新疆比西藏有過之而無不及。2009年的烏魯木齊七五民族暴力衝突事件，就是最重要的一個。而考究七五事件的成因，又要從頭說起。

從民族構成與歷史淵源來説，新疆與西藏一樣非常「不中國」。新疆主體民族維吾爾人是突厥語族的一支，他們是白人，與漢人等黃种人在外貌上就很不同。維吾爾語是突厥語的一種，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與漢字及漢人較熟悉的拉丁文字都不通。

維吾爾人也有豐富和值得驕傲的歷史，其直接祖先回紇人在歷史上輝煌一時。雖然被中國視爲「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把「統治新疆」追溯到西漢時期。但顯而易見，所謂「西漢統治新疆」大概只算是「盟主」與盟國的關係。而且從唐朝中期起，中國的勢力就長期退出西域。

直到18世紀中期，清朝相繼滅亡准格爾汗國和征服大小和卓後，「新疆」才（又）成為中國領土。此前，北疆准格爾汗國屬於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南疆的囘部屬於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在准格爾汗國被滿清種族滅絕後，維吾爾人也進入北疆，成爲西域的主要民族。此外，當地還有其他中亞突厥語族如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等，他們也都是穆斯林。這時，滿清在西域實行自治制度。

中國在新疆設下天羅地網。（美聯社）

在新疆　漢人官員和軍閥把持政權

19世紀後期，在中國一系列邊疆危機中，左宗棠領兵擊敗阿古柏，結束「同治回亂」，清朝建省，這才有「新疆」之名。顧名思義，「新疆」就是「新的疆土」的意思。這也是漢人成批進入新疆之始。新疆建省令新疆在民國時期走上了與西藏、蒙古等邊疆地區不同的道路。在那兩處，本土民族掌控自己的命運；但在新疆，漢人官員和軍閥把持政權。

民國時期，在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下，新疆的突厥語民族進行過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3年，在英國薄弱的支持下，維吾爾人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疏附縣建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被蘇聯支持的漢人軍閥盛世才鎮壓。

1944年，蘇聯支持的突厥語民族（哈薩克、維吾爾、烏茲別克）在伊犁、塔城、阿山發動「三區革命」，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後來，中華民國與蘇聯達成協議，以承認蒙古公投等條件換取蘇聯不支持東突厥斯坦獨立。「三區」取消國號，仍維持割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三區才最終併入新成立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中。

1949年，新疆的漢人人口低於5%；中國通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大批移民漢人到新疆，又通過「八千湘女上天山」等運動鼓動漢人婦女進疆，才徹底改變了新疆的人口結構。現在維吾爾人已不過半數（約45%，漢人佔40%，哈薩克與回族則佔7%和5%）。

中共建國後，新疆一直是民族衝突最嚴重的地方之一。1962年5月，新疆發生伊寧事件，被維吾爾人稱爲「殺人王」的新疆军区司令王震強力鎮壓，大批突厥語人出逃蘇聯。

東突厥斯坦運動

文革後，自由派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提出對西藏、新疆等自治區實施「六條政策」，讓它們充分自治；又對少數民族給予優惠政策；還有所謂「兩少一寬」（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儘量從寬），民族關係才開始緩和。到了1990年代，隨著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中亞突厥語族各國（即西突厥斯坦國家）紛紛獨立，受鼓舞的維吾爾人也開始新一輪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西藏與新疆的分離主義者採用的方法非常不同。西藏獨立運動先是武裝抗爭，後來變成和平抗爭，較少騷亂，而且基本上以達賴喇嘛為首。東突厥斯坦運動則採取恐怖主義+暴動模式，而且組織衆多，山頭林立，甚至不乏散兵遊勇。

早在1990-95年間，中國已破獲過26起爆炸和預謀爆炸案，還有眾多的暗殺、投毒縱火、襲擊政府公安軍事機關等事件。1990年代還發生過四次重要騷亂，包括最嚴重的「伊寧二五事件」（1997），千餘人高呼著「把漢人趕走」、「建立伊斯蘭王國」等口號遊行示威，又持棍棒、磚塊、刀具襲擊平民，搗毀商店，焚燒汽車。

2001年，中國與俄羅斯及東亞國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初衷就是共同打擊「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與分離主義。多個維吾爾人組織被國際定為恐怖主義組織。

2008年北京奧運對各種分離主義勢力都是難得的機會，因為中國不想在奧運之前出事而往往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國際輿論也關注更多。三月的西藏騷亂與其後的奧運火炬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新疆分離主義者同樣也早有策劃。四月份，新疆發生反政府示威，八月又發生「新疆特色」的喀什襲擊事件與阿克蘇地區庫車縣爆炸事件。

「大熔爐」式的民族融合

新疆分離主義者當時並未獲如西藏那樣的國際關注，原因之一是恐怖主義的名聲不佳，與達賴喇嘛在國際上擁有道德高地不可同日而語。

這樣，引發更大衝突，致導向2009年「七五事件」的源頭，並非發生在新疆，而是在漢地。這又不可不提「第二代民族理論」。

自中共建國以來，少數民族理論（即所謂第一代）認爲少數民族有權保留自己的文化、語言、傳統、民族特徵，可以建立自治區；政府在一些領域給予優惠，比如考試可以加分、對招生實行配額制、不需要計劃生育、在自治區分配一些職位等（雖不是真正的自治）、中央大力補貼財政等。

這套理論是蘇聯建立的，中共建國時幾乎全面接受（但自治區的權力比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小得多），也以此為指導建立一整套有關少數民族事務制度與人事，以中央民族學院為首的民族學家也都接受這套理論教育，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民族工作共同體」。到了1980年代，不再強調階級鬥爭，胡耀邦等以此理論為出發點，給予少數民族地區更寬鬆優厚的政策，順理成章。

從1990年代末開始，中國人民大學民族學教授馬戎就開始「反思」民族政策，提出後來被稱爲「第二代民族理論」的新思維。2004年，他發表《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用「族群」取代「民族」，用「中華民族」取代「56個民族」；主張取消民族優惠政策、加速消除民族差別、直至取消民族自治制度。

他還建議把中國的民族分佈，從「分區域型」變成「混居型」，即鼓勵漢人到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到漢地，雙向移民混居，以此最終形成「大熔爐」式的民族融合。

「雙向移民」入了中央的法眼

馬戎的「新思路」既完全與傳統理論相反，也明顯違憲。1982年中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憲法保障了各民族的長期存在（沒有限期），保障了各民族不被融合的自由，排除了人為地把中國各民族融合為一個民族的做法；更不能弱化甚至取消民族自治區。此外，他的提議也嚴重衝擊了「民族工作共同體」的既得利益，反對者衆多。

儘管如此，「雙向移民」入了中央的法眼。在中國，「移民實邊」一直被認爲是解決邊疆地區分離主義的最好辦法。1990年代，中國已推動民間移民到邊疆（而非只是官辦的建設兵團）。2000年，中國提出「開發大西北」，新疆漢人人口繼續節節上升。

從1990年到2004年，維吾爾族人口從724萬上升到897萬，漢人從574萬上升到780萬。當中維吾爾人增加完全來自生育，漢人人口增加更多來源自移民。在維吾爾人看來，漢人移民增加既搶佔了維吾爾人的工作機會，又把大量「本屬於自己」的新疆資源「廉價」賣給東部。

馬戎理論提供了另一面的思維，即「反向移民」，把維吾爾人移往內地。2006年，中國開始在西部省份大搞勞務輸出，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地方大量鼓勵青年到東部務工，政府把這當成政治任務，於是大量維吾爾人進入漢地，從此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第一，内地漢人原本很少有機會接觸維吾爾人，中國又向來缺乏反歧視與「政治正確」的教育，很多維吾爾人在內地被孤立與被歧視，心生怨恨。

第二，維吾爾人大部份與漢人語言不通，生活習俗不一，常聚居在一起形成維吾爾社區（即便在工廠宿舍，為管理方便，也專門與漢人分開居住）。這樣相當於把「微型新疆」搬到內地，維吾爾社區被很多漢人視之為「髒亂差」之地，不願涉足，原先設想的融合模式變成「馬賽克模式」，維吾爾社區反而成為醞釀對漢人不滿的基地。

第三，很多維吾爾人在漢地找不到工作，又不願回鄉，只好在漢地從事「傳統」職業，以前是賣羊肉串，後來變成賣切糕，不少還從事盜竊搶掠等非法活動。所謂「相見好，同住難」，原先漢人與維吾爾人由於距離而保持的美好想像，被突如其來插入的「馬賽克」消蝕了。（待續）

（「切糕黨」是201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流行的一個網絡用語，主要是指在中國中部、東部地區的各省市街頭，以強買強賣方式販賣瑪仁糖的新疆商販。維基百科）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