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是中共消滅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的恐怕不是訴諸『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而是嘗試....尋找壟斷和金錢積累之外的另類生活和價值。」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許寶強教授在其新著有這樣的說法。《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情感經濟》（牛津，2018） 註更多有關此著的引文頁數本文從略。近期在香港出版後，在知識份子圈子引起不少討論。但是，這本書的觀點不只適用於香港，對台灣以至當下的國際社會都有參考價值。

當資本主義成為全球信仰

許氏上述的洞見看似普通，則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指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而是中共實行的極端資本主義壓過港英政府原有的資本主義而已。但是，這種擺脫「社會主義 vs. 資本主義」或「中國 vs. 普世」的想法，其實不多見於大眾的論述之中，反之比較像許氏所言，我們很多時都誤以為「支持『兩制』（或與中共的「社會主義」不同者）則表示守護『私有財產』、『自由市場』、『普世價值』」。

許氏正正提醒我們，中國和全球化下的其他國家其實都聚焦對經濟發展的崇拜，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一種把東西都單以經濟向度的詮釋視野，而它逐漸把人心以至社會導向沒有人性，只會享樂不問道德的獸性。如是者，我們才可以明白中國倡議的專制何以愈來愈得到和應。

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由柴契爾夫人等人帶起而成為全球主旋律，「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去規管」成為現今還有人深信不疑的「經濟基礎學」，尤其當有工會罷工或政府減利得稅，總有人以「自由（市場）」為名批判反對者阻攔經濟發展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云云。

政商界近數十年開始在高舉「自由」的氛圍創立有利自己的經濟宗教，並催眠群眾成為教徒，以鞏固勢力。他們提供資金予智庫以說服眾人和政府相信新自由主義的高尚，又改造著名經濟學者的學說，令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社會有責任為窮人提供能夠據以『改善他們狀況』或進行競爭的手段」（國富論，1776）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如果政府什麼事也不做，將沒有任何一種制度能被合理地維護」（通往奴役之路，1944）種種不利的說法消聲匿跡，淪為只為他們背書的歷史人物。

另一邊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打壓持批評態度者不遺餘力。以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 1901 ~ 1986）為例，他在二戰後提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由於長期存於劣勢，所以容易被已發展國家透過貿易手段變相掠奪，立刻招來已發展國家和其經濟學家的口誅筆伐，並成功令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進入自由貿易的大家庭，開展了新帝國主義、後殖民主義的時代。

全球的平民百姓開始成為跨國企業的人肉提款機，政府亦礙於失去經濟主權而難有作為，群眾開始在經濟風險增加的處境下對政府的無能和民主商議失去耐性。既然道德被置於一隅，經濟至上，無怪乎許氏以為新自由主義是培育極權的土壤，「與中國（市場）作對毫無益處」之說近年在台港均有共鳴者就是絕佳例子。

香港連續24年被美國保守派重要智庫之一的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但基尼係數卻高得驚人，誠然是破解新自由主義神話的實證。（攝影：黃樂祈）

解藥在「經濟至上」外發掘另類價值

許氏看得很通透，強調保障一國兩制某程度並不到位，因為中國的制度自改革開放已轉向資本主義。是以，討論香港的未來，談的不是如何維持過去的「繁華穩定」，如何保障「香港制度五十年不變」云云，而是重新思想自由的內涵。同理，台灣和國際社會亦當細嚼箇中的意義。

全球民主倒退，不能只強調專制的勢力與利誘，也當檢視新自由主義如何綁架了民主體制。英國著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就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其實建基於商品化和掠奪性累積，私有化把社群的共同資源如交通、土地、教育、醫療變成私人謀利途徑，同一時間，金融資本則透過財技和國家再分配扶持 註更多鄒崇銘著，《流動、掠奪與抗爭：大衛．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台北：南方家園，2015），頁72至73。，這樣，民主體制往往已成為服務富人的工具，與專制的差異也就大大拉近。

日前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公勇路拆屋拓寬案中獲得不少關注與同情，正正是這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時代的一個寫照。空有民主的外衣，卻陷入政商界創立的新自由經濟宗教，最終只會產生提倡自由卻失去自由的現實。

於是，許氏想起了馬克思。當然，這位二百年前出生於德國的學者難免備受爭議，但許氏卻希冀校正讀者的眼光，與其說馬克思是社會、共產主義的藍圖家，其實他是一個致力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回顧馬克思活躍的世代，正是工業革命在大英帝國發展迅速的日子。

可是，劇變的不啻是帝國版圖擴大和經濟表面欣欣向榮，童工、環境污染、工人罷工、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接踵而起，形成一個汰弱留強，只有贏家與輸家的世界。丁學良亦以為，馬克思是站在人本位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控訴， 註更多丁學良著，《從「新馬」到韋伯》（台北：聯經，1992），頁154。所以在《共產黨宣言》當中，才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之條件」這一句。摒棄後來馬列主義對馬克思的扭曲，或許我們能從這位思想家看到現今世界實際需要處理的問題。

當然，共產主義在上世紀已證明其政治上之不切實際，但也是時候解決新自由主義編織多時的謊言。市場需要管控，市場價值不是金科玉律，更重要是需要一個非經濟層面的想像，一個容許不服從「主流」權利的空間和制度，人才有自由和活得有尊嚴的可能。就如最近一期《新新聞》（第1614期）說，統促黨在台灣基層得以生存，不在靠勢力讓人臣服，而在於它滿足基層某些需求，如果基層需求得不到舒緩，北京還是能找到代理人填補。面對專制的輕狂，不宜站在「我們的制度較你們好」的道德高地，而是不斷檢討自己的惡，使民主的社會再次展現不一樣的生命力。

蔡英文政府推行的稅改有劫貧濟富之嫌，其實並不叫人意外，因為只要新自由主義繼續主導全球政經的意識形態，各國的執政政府也難以扭轉傾商的方針，台灣自然也沒有例外。（攝影：黃樂祈）

※作者現居香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