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蔡英文出訪巴拉圭與貝里斯，途中並過境美國，受到高規格接待，回程並進入美國航太總署（NASA）詹森太空中心參訪。甫返回臺灣，21日早晨外交部即召開緊急記者會，主動宣佈與薩爾瓦多斷交。同日中國並與薩國建交。一般認為，背後是中國挖牆角，以報復臺灣的國際活動，特別是在美國《臺灣旅行法》通過之後，與臺灣官方互動的加溫。

精算下的打壓

中國打壓臺灣，不是新聞。它對臺美互動所設下的「非官方」紅線，也廣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壓迫臺灣手法的強烈、急遽、全面與靈活。觀察中國臺灣關係的任何事件，必須從總體來看，並精準評價其政策與法律意義，才能理解臺灣應該採取的對應措施，並檢視蔡政府「維持現狀」政策，是否足夠。

表面上，一切是由蔡英文沒有在就職演說中接受「九二共識」開始的。但那只是個幌子，給臺灣內部支持中國立場者攻擊蔡政府的話術。蔡英文當選之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016年2月在美國公開呼籲臺灣新的執政者「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依照『他們自己憲法』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蔡就職演說中的「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並無二致。

雖然王毅的說法，在他們內部壓力下，不再提及，但也顯示若是雙方有意願良好互動，政治模式不是只有一種。缺少的，從來不是政治方程式，而是相待的態度與圖謀。當時一干政治人物，往來兩邊的商人藝人，同聲疾呼接受「九二共識」，將關係的急凍，歸咎於臺灣方面，至今改不了事事合理化加害者，責怪受害者的慣性。「九二共識」如今安在？新的通關密語已改成「兩岸一家親」，並得到中國央視的最新認證。這顯示一切只是國際權力的傾軋，話術是為了背後更大的政治目的。

在刻意尋釁下，中國祭出一連串對付臺灣的手法：有些是明顯而強烈的，例如阻止臺灣參與國際組織（策動世衛組織(WHO)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不再邀請臺灣出席大會）；搶走臺灣的邦交國（聖多美普林西比(2016年12月)、巴拿馬(2017年6月)、多明尼加(2018年5月1日)、布吉納法索(2018年5月24日)、薩爾瓦多(2018年8月)）；策動國際大學體總內部人員強行將「臺灣」改名為「中華臺北」、壓迫國際獎項、連鎖飯店、民航公司將「臺灣」改名為「中國臺北」；策動區域性運動協會以政治理由取消台中市東亞青運舉辦資格。

這些風風火火，意圖彰顯中國力量的強大，對照臺灣原本的國際弱勢，塑造出唯有跟中國配合才有生路的印象，買帳的人還不少。這些人忘記了，國際來往不是只有拳頭與金錢，還有尊重、道義跟可信賴度，更不要說枉稱中國者，忘了祖宗對王道與霸道的區分。

有些手法，則是包裝著軟性、施以優惠、顧生活、給人民便利的外衣：例如打著「惠台」大旗，意在吸引台灣人前往中國就業、生活、企業前往經營的措施，透過人的流動與社會生活的融合，促進統一的目標。相配合的，是單方發給在中國居住工作就學臺人「居住證」，編碼與制作技術與中國公民身分證相同，以便利為誘因，套上自願申請的外衣，將原本在國籍與戶籍上與中國無涉的臺灣人，轉化為中國國民，實施等同的待遇。

在媒體廣稱的便利以外，被掩蓋的是課予義務（例如納稅）與對人管制的層面，例如中國為了控制自己的人民，所精心構築的高科技監控體系，將人的一舉一動、任何出入消費行為、社會信用，乃至言論表達與思想，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在中國生活的人，必須隨時清楚自己行為與表達的界限，一旦逾越，當權者必然讓你知道後果。在中國，人沒有表意的自由，也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被遺忘的，還有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向來主張臺灣人是它的國民，不論在第三國（例如案發在肯亞或菲律賓的跨國嫌犯遣送），甚或在臺灣（例如李明哲案）。中國主張臺灣人為其國民，對其實施監控與管轄，將因臺灣人自己去申領居住證，更形強化。臺灣大眾健忘，易受宣傳影響，只看眼前利益忘記歷史教訓的特性，中國掌握甚深，運用有方。

中國對臺灣的種種措施，很少人像拼圖般一片片，拼湊出完整的圖像加以觀察。更少人注意到其細緻化與包裝方面的進化。近來中國力量的運用，已經是經過精算，以極大化對臺灣政治的影響。很少人注意2018年5月1日才策動多明尼加與臺灣斷交，為什麼在23天之後，又發生布吉納法索的斷交事件。但若是了解到5月8日，WHO證實未邀請臺灣參加該年大會，人民對中國的蠻橫正在氣頭上，而2018年5月23日又是中國給各國際航空公司將臺灣更名的原始期限，不少國家對中國將其政治正確強加諸於跨國企業，多所批評。在該時點拿邦交國下手，除了告訴國際中國是老大以外，轉移批評與輿論焦點的意味濃厚。發給臺灣人「居住證」的制度，也是經過精心設計：不以取得中國戶籍為要件，擺明針對臺灣兩岸條例的規定而來，同時先制性的釋放評論或訊息，削弱臺灣政府施以反制措施的可能。8月21日的薩爾瓦多斷交，則是懲罰蔡英文的國際活動，亦有人說是為了轉移美中貿易戰失利的可能批評。

去主權化

這些事件背後，共通的主軸，是對臺灣進行「去主權化」：徹底否定臺灣的國家地位，將過去對臺灣的領土主張，以及對臺灣人的國民主張，在國際與雙邊場域，以單方的措施予以實現。

制度的差異與「去主權化」，是評價中國對臺灣種種措施的重要背景：論者或有將「居住證」比擬臺灣人在美國所持有的綠卡，卻忽略了美國對臺灣沒有領土主張，對臺灣人沒有國民主張；也有將兩岸條例的戶籍單純以技術的角度理解，卻忽略了在兩岸法制，戶籍具有替代國籍的管理意義，為的是維持國民歸屬單一性不受破壞；說臺灣應該心胸寬大，不要阻擋臺灣人參與中國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對中國對公共生活參與的層層控制，視而不見。這些以自由民主社會為預設，貌似堂皇的說法，放進中國沒有政治自由、極度的監控，以及對臺灣的否定主權，全都經不起檢驗。

談「去主權化」，是預設臺灣已擁有主權。不可否認，現實上臺灣的確以國家的姿態存在，並且於過去近七十年，行使事實上的主權。在歷史上，臺灣從未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統治。經由民主改革的過程，以和平的手段，由過去不具民主正當性的政權中演進，透過政治與法制的改革，逐步建立經由民主原則所產生的政府，以法治進行良善管理，賦予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對權利侵害保障司法救濟，與威權統治具有不同性格的國家。臺灣之所以不被國際承認，除了歷史的吊詭、威權政權的僵固以致錯失機會以外，還有中國固守下的國際制約，以致歷來的臺灣政府，除了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外，從無機會清楚主張自己是有別於中國的國家。

從事實的角度，從未存在「一個中國」的狀態。中國政權極力反對且污名化「臺獨」，但事實上，「臺獨」已存在近七十年，並成為區域與國際和平秩序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反而只是中國政權的政治符號與囈語，隨著時代的需要，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以滿足各該時點的政治目的。需要證明的，不是臺獨，而是「一個中國」。「現狀」就是臺灣獨立，且在名義與國際承認以外的各種方面，具備完整的國家特徵。不經臺灣人民未受壓迫，真實表達的同意，剝奪或削弱臺灣的事實獨立，就是改變現狀。

過去兩年多來，我們眼見中國憑藉軍事外交實力與市場力量，意圖將「一個中國」的神話，落實於現實之中。對臺灣「去主權化」的作法，赤裸裸的表現在越過臺灣政府，以強制性或威脅性的手段，單方將臺灣納入統治，彷彿真有「一個中國」。有些措施是象徵性的，用意在挑釁：例如在其新護照上印製日月潭圖像；戰機及航艦編隊常態性繞行臺灣，放話收復失土，意圖軍事威嚇。有些則是以強制性手段實施，例如以司法措施將臺灣人等同其國民，行使刑事管轄：在第三國將臺籍嫌犯強行移送至中國追訴審判；對於李明哲論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剝奪公民權利」。有些則是施以小惠，配合鋪天蓋地的宣傳誇大好處，全然不提加強監控或極糟的人權狀況：例如以生活便利換取國民化待遇。共通的特點，是不與臺灣政府往來：例如過去曾嘗試就經濟整合事項，與臺灣政府達成服務貿易協定的方式行之。遭遇政治阻礙後，轉而以單方措施的方法祭出。

在「去主權化」的背景下，臺灣政府自己採取怎樣的對應措施，成為極度重要的問題。只有臺灣政府自己，可以防衛自己。若是不積極因應，臺灣政府不但會更加邊緣化，也使自己的人民必須直接對應中國的措施。學者長期關注的「中國因素」研究，已點出臺灣人民必須在生活各環節，直接面對中國的情境。此種趨勢不加抑止，不待中國以武力或其他方法實際上控制臺澎金馬，臺灣生活各層面已經必須考慮中國的態度，形成「未統先治」的怪異狀態。在政治言論或表態上，這已經是進行式，看臺灣政治人物、企業、藝人的言行即知。
 

由以上總體的觀點，中國對臺灣去主權化的動作，可以視為對臺灣態度的不斷測試：若達到實際上削弱臺灣政府的目的，固然遂其心意；若是遭遇抵抗，則發動輿論預先給蔡政府扣帽子，說她「獨斷獨裁」、「侮辱軍公教」、「親美遠中」、「去中國化」、「推動法理臺獨」，把顧忌輿論看風向治國的臺灣政府吃得死死的。這些指控有事實根據嗎？民進黨政府真的對中國強硬了嗎？若是看證據，民進黨政府不但沒有「推動法理臺獨」，反而容讓中國處處剝削臺灣的國格缺陷。

維持現狀政策還能維持？

蔡英文在2016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特別是2015年訪問美國前後，提出「維持現狀」作為處理對中國政策的綱領。她一再重申，「維持現狀」是目前臺灣內部的「最大公約數」，並呼籲國人以此為基礎，團結對外。即使在中國一再壓迫之下，蔡英文仍主張「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面對外界質疑「維持現狀」政策下，臺灣採取守勢以致自我退縮，蔡英文回應，「維持現狀」不是不解決問題、迴避問題，而是在區域局勢變化當中，把握時間來從事各項改革，讓台灣更強大、更有實力，並對外宣傳國際肯定她堅毅有定力，維持穩定的兩岸政策。

首先要商榷的是，「現狀」究竟指什麼。蔡英文就職時說，指的是「臺灣民主及臺海和平現狀」的事實狀態，卻未直接處理臺灣與中國的法律定位，頂多就是稱「中華民國（臺灣）」，在受迫時直呼對方「中國」的政治性表態。但她所謂「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非常明白的把調整國家與對應中國的定位，排除於政策選項之外。面對獨派的質疑，則由賴清德院長以「務實臺獨主義」，以及民進黨臺灣前途決議文中，「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加以說明。一再強調「不挑釁」，甚至把調整國家定位此一攸關人民生活方式的大事，視為惹惱中國的禁區，與中國對「臺獨」的污名化，相去不遠。

甚者，政治人物慣性地把國家定位問題，當作向對方釋放「善意」的工具：一下釋放「在不設政治前提與對等原則下，願意與對岸領導人會面」；一下又說不放棄中國市場。對於民間發起的東奧正名公投連署，極端冷漠，甚至說依照「洛桑協議」，臺灣的名稱就是「中華臺北」，完全不顧其歷史背景，也忘了「洛桑協議」的一方就是我們自己。

釋放這麼多「善意」，如此顧「現狀」，換來了什麼？相應的「善意」？中國宣傳系統鋪天蓋地把蔡英文打成臺獨總統，連過境美國買杯咖啡，都會把臺獨病毒帶給企業，主動表白仍受打壓。在臺灣發生的大小事，從大學校長選舉、教科書與課綱修改、轉型正義，到民主運動，中國事事都有意見，都認為執政當局在搞臺獨。中國對於臺灣，在國際打壓，在內部興事，未曾停歇，還越演越烈。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可以忍受鄰國干預自己內部事務至此？

其次，執政黨必須理解，「維持現狀」不是沒有代價的。不處理國家定位問題，其實是不斷自外於國際法的保護。這代價是由臺灣人民負擔；拖延不處理，自以為在「釋放善意」，其實只是讓臺灣人民負擔更多的代價，邁向更不確定的未來。在中國自第三國大規模聲押遣送臺籍嫌犯，政府不站出來指責中國違反國際規則，也不積極給第一線外交人員支援。在李明哲案中，政府不出來質疑中國的管轄權基礎，也不積極爭執臺灣人民不是中國公民，對於民間的聲援活動，保持距離。對方自然得寸進尺，在國際上用臺胞證削弱中華民國護照的效力；在其國內號召臺灣人去領居住證，模糊國籍界限。這件事還有退讓的空間？難到要等臺灣人民出國時習慣帶臺胞證？那時再處理，還來得及嗎？

「維持現狀」，自我排除界定國家定位的第三個行不通之處，是讓政府面對中國連串的打壓，沒有整體戰略，反而陷入片斷式、零碎化的因應。面對中國單方啟動 M503南向北航道，民航局採取個別勸阻，每天電話提醒航空公司的策略；對於中國壓迫跨國民航業者改名，交通部長想出對其客機施以禁停空橋，調整時間帶等不利措施。這些想法，只看到表相，沒有看整體，作法也備多力分。中國對臺灣的打壓，已經到了必須以宏觀戰略，總體因應的程度。破碎化的處理，效用不大，

採取全新的戰略

面對中國去主權化的威脅，臺灣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必須有效，切中中國的痛處。最基本的，就是將國家定位，以及相對中國的主權主張，恢復為政策選項。

既然是衝著臺灣主權而來，就必須以維護主權的方法，加以應對。執政黨對此，不能再口惠而實不至；不能一再說「不再忍讓」，卻拿不出具體作法，反而自我設限，將對中國主張主權，乃至國家正常化的工程視為禁忌，實質上協力將臺獨污名化。

這並不是新的概念，更不是極端的作法。作為臺灣方面的底線，其實向來都在。陳水扁時代的「四不一沒有」，是以中國無意對臺灣使用武力為前提要件。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與中國的問題，也是美國向來的政策。在美國國務院最新的聲明中，已將對台灣人民安全、社會或經濟制度的脅迫，包括採取杯葛或禁運等作法，都視為以「非和平手段」決定台灣未來，[15] 講的就是過去兩年多來的去主權化威脅。

論者常說，中國不在意臺灣的民意，是錯誤的。中國不再「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是真的，但那是因為中國不再容讓臺灣民意自然形成，改採單方介入的作法，試圖以收買、威嚇、宣傳、甚至不惜造假，影響臺灣民意。否則，中國為什麼如此在意臺灣的選舉、統獨的民調、祭出吸引年青人的措施，極力宣傳並實施人民層次的融合？事實上，中國極度注意臺灣人民的國家意識，特別是相對於中國的主權主張。如同本文所述，其根基就是臺灣事實上的主權地位，以及只差正式宣稱的法理上主權地位。

此時以捍衛主權出發，思考反制中國的措施，不會被國際視為挑釁或破壞現狀。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各方面霸道，破壞國際規則與秩序的行為，已引起國際不安與憤怒。各國都清楚，挑釁或破壞現狀的是中國，臺灣的相應措施，只是為了自我防衛，以維護自由民主體制，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的選擇，不是為了與國際聯手抑制中國。在這方面，執政者必須改掉看媒體治國的習慣，以宏觀處理臺灣的未來。總不能在國際一致認定中國破壞現狀的情形下，臺灣自己仍紋風不動，任由中國予取予求。

在作法上，必須精準，必須讓中國知道，若是以侵略削弱主權的手法而來，臺灣必定回應以主權伸張。長程的策略，是正式以國家對國家的姿態，面對中國，並尋求國際社會的承認，以及國際法的保護。至終，人民與國際會認知，這才是符合現狀的正常應對，也才是海峽和平的途徑。這也跟終極的統獨無關，臺灣人民要的，只是不受干預，決定自身前途的自由與選項。

在臺灣的民主體制下，這是人民對執政者的付託，不論誰執政。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