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事件決定了中國在最重要的民族問題上向左走的大局。(湯森路透)
上篇說到,把維吾爾人「反向移民」到漢地,在漢地形成「馬賽克」式的社群,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2008年對漢維關係影響最深遠的,不是在新疆發生的示威與恐怖襲擊,而是在内地發生的「小事」,即「賣切糕」事件。
「切糕」是新疆小吃瑪仁糖的俗稱,主要由各種堅果仁製成,以糖漿粘合壓縮而成。切糕以重量計價,其實際重量大於看起來的重量,容易被誤解為謊報重量。很多漢人反映,維吾爾人常有強迫銷售的現象。比如在詢問價格時,只說價格不說單位,通常被以為是以「斤」為單位,但切下來後就說以「兩」為單位。這時不買還不成,因為賣切糕者往往成群活動,切下來不買的話,就會圍上來脅迫或毆打行為。因此,很多買切糕的人都有被宰的感覺。而報警作用也不大,因爲警察與維吾爾人言語不通,通常一放了之。
2008年12月19日,河北省石家莊市宣佈破獲一起「以販賣切糕為名,涉嫌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故意傷害團伙」,共計34人。這是在論壇抱怨了好一段時間的「切糕黨」,第一次被大眾傳媒報導,而且「居然破案了」。於是在論壇上,漢人紛紛「吐槽」自己如何被「切糕黨」訛詐,其他對維吾爾人的指責(如盜竊搶劫等)也紛紛湧現,也紛紛吐槽政府如何遷就維吾爾人,不能保障本地人的安全。自此,「切糕黨」就成為汙名化維吾爾人的代稱。維吾爾人不是被視為「切糕黨」,就是被視為小偷、搶劫犯甚至強姦犯。
維吾爾人生活在漢地,卻飽受歧視,與生活的城市格格不入。在媒體與網絡發達的時代,他們對這種歧視的感受比以往都深。漢地生活的維吾爾人又把這種情緒通過電話與網絡反饋給新疆的同胞,維吾爾文網站「維吾爾在線」就是一個極為活躍的論壇。這個論壇的極端言論也相當氾濫,由於漢人沒有多少人懂維吾爾文,所以政府對此也不甚了了。這些漢地傳到新疆的情緒,與新疆維吾爾人對大批漢人進入的不滿相震盪,形成正反饋,不滿情緒不斷累積。
這樣終於到了「爆表」的一天。2009年6月25日,廣東韶關市旭日集團的玩具廠,發生漢人員工與維吾爾人員工的集體鬥毆事件,不經意成爲七五暴動的導火線。
這家工廠因為響應政府呼籲且有優惠政策,在5月剛從新疆喀什地區疏附縣招收了800名維吾爾工人。剛到達不久,就因文化不同與成見所致,漢維兩族工人已發生不少摩擦。事發當晚,一名漢人女工誤入維吾爾人宿舍,被幾名維吾爾人言語挑逗。她報告保安後,保安要把維吾爾人帶走,維吾爾人阻撓。女工回宿舍後向漢人訴說遭遇,這時有人在網上發帖,謊稱維吾爾人強姦漢族女孩。大批漢人湧到維吾爾人宿舍「討個說法」。雙方鬥毆導致兩名維吾爾人喪命。
消息傳到遠在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引發了維吾爾人在7月5日的街頭示威。數百人開始在人民廣場處靜坐,警方要求他們散去,但人群越聚越多。警察拘捕數十名「帶頭鬧事者」,驅散人群。被驅散的維族人轉而在其他地區聚集喊口號。在維吾爾學生最集中的新疆大學,學生喊著口號衝上街頭,開始焚燒汽車,繼而引起大騷亂。
根據親北京的香港傳媒報導:「打、砸、搶」在晚上8點左右開始,「暴民」推翻街道護欄,砸碎公共汽車的窗玻璃,焚燒汽車和警車,毆打途人,對漢人商店縱火,一些人被燒死。還有約兩百名維吾爾青年在自治區黨委辦公區東門企圖闖入未遂。政府調集上萬名警察進入形勢嚴峻的地點控制,烏魯木齊則實行交通管制。但警力不逮之處,血腥事件不斷發生,不少行人在背街小巷遭受襲擊。事件發生後,警方立即對新疆斷網,互聯網和流動電話都被屏蔽。
中國官方與漢人都聲稱維吾爾暴民是罪魁禍首,但維吾爾人則有認為,是警察用衝鋒槍和催淚彈鎮壓才擴大了事件。烏魯木齊漢人普遍抱怨官方對維吾爾「暴徒」處理太輕,不能保護漢人。於是第二天開始,大批漢人自我組織起來,以自衛為名向維吾爾人展開報復。他們手持棍棒上街抗議,部分人高叫「攻擊維吾爾人」,衝入維吾爾社區,向商店投擲石塊;也有漢人店鋪的老闆手持鐵棍和木棍,襲擊經過的維吾爾族人。雖然警方也呼籲漢人冷靜,但維吾爾人則認為警方只顧鎮壓維吾爾人,對漢人的「暴行」視而不見。
總之,短短數日內烏魯木齊成為一個暴力的殺戮都市,維吾爾人與漢人大規模互毆互殺。余波一直延續到8月底的「針扎事件」,懷疑有維吾爾人用毒針扎漢人,漢人群毆可疑人物,引發一輪漢維衝突。整個風波直到10月才宣告結束。互聯網服務到2010年5月才恢復。
七五事件是中共建國以來新疆發生最嚴重的民族衝突。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事件造成198人死亡(143個漢人,46個維吾爾人),1700餘人受傷;車輛被焚260餘輛,焚毀商鋪209間。公安逮捕1434人,最後400多人被起訴,幾十人被判死刑(當中有若干漢人)。中國政府把責任歸咎到海外維吾爾人組織,特別是世維大會的領袖熱比婭的策劃。海外維吾爾組織反指這是「自發的」,認為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壓迫政策才應負責。
在筆者看來,這類大規模衝突一定是長期社會矛盾積累下來的產物。以上分析討論到的雙向移民導致漢維兩族不斷積纍的民族矛盾要負最大的直接責任,而這不是「壓迫」或者「策劃」就能解釋得了的。
七五事件在中國乃至海外漢人群體引發極熱烈的討論。中國國內民族矛盾公開化,人民令對民族問題的關注度大增,中國學術與媒體對邊疆、民族、分離主義的研究與評論比比皆是,邊疆學民族學變成顯學。在「火炬事件—汶川—奧運」的民族主義三部曲(見筆者該系列的前三篇)積聚下來的愛國主義熱情催動下,加上輿論導向,這些輿論大都站在「抨擊政府捍衛漢人利益不足」的一方。
首當其衝的,就是把責任歸咎胡耀邦。在七五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媒體刊出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撰寫的回憶文章,批評「新疆西藏都是胡耀邦惹下的禍根」,提出:「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 從民間到知識分子界,否定胡耀邦時代那種對少數民族寬鬆扶持政策的聲音越來越大。民間與「毛左」更把胡耀邦說成「胡亂邦」,「兩少一寬」被說成是禍國殃民的措施。胡耀邦當時已逝世將近20年,還被網民「鞭屍」。
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與實際措施上都加緊對西藏與新疆的控制,越來越收緊少數民族政策。2010年,中共宣傳部、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發佈《關於進一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的意見》,明文稱:「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屬違法犯罪的,不論涉及哪個民族,都要堅決依法處理。」實際上廢除了「兩少一寬」。
七五事件點燃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怒火。7月10日,一澳門大學教授汪應果在其博客上把他在2008年西藏騷亂後寫成的《中國只有一個民族—中華民族》重新發表,文章認爲中國必須加強大熔爐力度,「中國在歷史上早就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國只有一個民族,叫中華民族。」認爲沿用蘇聯的民族理論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問題,埋下了所謂「民族問題」從事分裂祖國的隱患,呼籲取消民族自治區制度。2008年初發時,該文還流傳不廣,但七五事件後,文章一下子被到處轉發,相當有代表性。
乘著這股「民氣」,2011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所主任胡鞍鋼、胡聯合開始正式鼓吹「第二代民族政策」,即以全面取消民族標誌與民族優惠政策(包括主張對少數民族實施強制性計劃生育)、推進公民雜居、推行「雙語教學」、用社會主義思想對少數民族進行文化改造、用「族群」取代「民族」,最終人為加速達到只有一個「中華民族」的目的。雖然在民族學界與政府的民族工作系統都有不少人反對,這種態度得到長期負責民族事務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朱維群的支持。
此後,新疆漢維衝突就愈加緊張。到了2012年之後,伊斯蘭國等組織興起,全球恐怖主義氾濫。維吾爾人極端分子製造的恐怖主義襲擊從新疆「輸出」到漢地。2013年10月28日,北京天安門前發生汽車衝入人群的金水橋事件,五人死亡。2014年3月,發生雲南昆明火車站恐怖主義襲擊事件,五個維吾爾刀客衝入昆明火車站,見人就斬,釀成31人死亡,141人受傷的悲劇。四名刀客也被警方擊斃,一名女刀客被捕。連串恐怖襲擊事件再次引起漢人震撼,其他城市一度杯弓蛇影,有人高喊「有人斬人」即引發群眾性恐慌狂奔。
從切糕事件、到七五事件與雲南火車站等事件,一步步地加深了漢人對維吾爾人的敵視,至今已經根深蒂固地印在漢人心中。在習近平時代,雖然「第二代民族主義」的提法被束之高閣,但採用了大部分的建議,對新疆的措施之嚴厲,史無前例。恐怖主義分子被判重罪不在話下。
2014年,著名維吾爾知識分子、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維吾爾在線」網站的創辦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xti)也因「分裂國家罪」被判終身監禁。高科技的監控技術應用把新疆變為「天羅地網下的監控世界」。這種在外界看來不可思議的做法,被很多中國人發自內心地擁護。這些事件給他們留下的印記可謂「居功至偉」。
在奧運之後,中國正迎來從「被欺負的悲憤國家」向「大國崛起」過渡的關鍵時刻,是按照自由派的理念變為一個大度開放的大國,還是民族主義派和毛派的理念變為一個狹隘自大的土豪?七五事件決定了在對中國最重要的民族問題上,中國向左走的大局。
本來自由派大多站在支持民族寬容的立場。七五之後,很多自由派的知識份子,或許有人同情西藏人(除了西藏不搞恐怖主義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至少達賴喇嘛否認要求西藏獨立),無論是不願還是不敢,也不太會幫維吾爾人說話。這與七五事件之前形成鮮明對比。連伊力哈木被判重刑,國內也少有聲援。事關在中國,這除了分離主義觸犯政府之外,反對恐怖主義對很多普通中國人來說也是不可觸犯的「政治正確」。
由於民族問題通常把民族衝突歸咎於胡耀邦,這帶來另一個後果,即輿論對「六四事件」的汙名化:胡耀邦如此「不堪」,六四起因是紀念胡耀邦,所以「六四鎮壓有理」。這種邏輯讓很多原先對民主運動同情的人,也自發地站到了對立面。
對維吾爾人的態度,也成為中國社會在2008年之後開始興起的污名化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重要原因(以後章節會討論),儘管不是唯一原因。這當然也是與自由派提倡的宗教自由相悖。
最後,在七五事件與其後的恐怖主義襲擊中,西方對中國的「不公正」,再次激起中國人的憤怒。西方政府呼籲「各方保持克制」,被視爲「沒有第一時間譴責恐怖主義」,用「各大五十大板」的方式偏袒「恐怖分子」,「十足雙重標準」。
七五事件中,中國延續奧運作風,對西方傳媒開放。西方傳媒的報導方式與2008年西藏騷亂後的沒有太大分別,他們眼中客觀、平衡、簡述背景、引述雙方觀點的報導方式,再次引發了中國國内廣泛不滿。西方媒體的報導,把中國人眼中的「殺人放火「、」恐怖暴力」說成「和平示威」,把事件起因說成「 對鎮壓少數民族的反抗」,也每次不忘引用世維會的聲明,紛紛被認爲「充滿偏見」。
一些媒體錯誤引用了照片被群起攻擊為「栽贓」的明證。也有人指目睹西方記者不斷用問題「誘導」受訪者,說出「記者想聽到的話」,甚至「公然造假」,「教唆並拍攝受蒙蔽者遊行和喊口號」。網上社區上,2008年西藏騷亂時的潮語,「做人不要太CNN」再次流傳。
新興起的鷹派媒體《環球時報》批判西方媒體,「雖然大多報道中國政府的説法和提供的傷亡數據,但也都不顧如此多死傷者及其家屬的痛苦,公開或半公開地站在暴力分子一邊,為他們的罪惡行爲開脫。」 「唯恐中國不亂」。香港的《亞洲周刊》也指責「西方媒體涉嫌誤導讀者」。在網上社區的批評更加激烈,群起研究西方媒體如何「在看似客觀的報道中用細節扭曲事實」。西方媒體的報導被認爲「先入爲主地設置議程,報導只不過是根據議程添加佐料而已」,「偏執讓西方傳媒失去中國」。
西方傳媒在奧運期間讚賞中國,給中國人帶來的好感,「挽回了」在西藏事件中的惡劣印象,但被這次報導再次「打囘原形」,甚至更糟糕。因爲這次強大起來的中國人已不再「悲憤」,轉而用「輕蔑」的態度妖魔化西方媒體。此後,維吾爾人在内地的幾次恐怖襲擊(特別是2014年的雲南恐怖主義襲擊),不斷重演這種模式。西方媒體在中國話語權的喪失,固然與中國後來的封鎖很有關係,但這些「偏袒的報道」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這些因素也都不斷削弱了親西方的自由派的話語。
總之,七五事件不但徹底改變了中國對邊疆地區與少數民族的態度,也成為整個中國「大國崛起」過程中「向左走」的舉足輕重的關鍵因素。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