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政通走了，我想起也走沒多久的李敖。

論學問、人品，李敖遠不及韋政通，可惜世俗淺薄，稱李為大師，卻不知韋政通。

多數人治學是因為工作、興趣、或志業，韋政通一輩子身體力行學問中悟得的道理，對他來講，那不是學問，是信仰。

「當我認識殷海光在追求新知識的過程中，我就發願必須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新人』」韋政通這樣回憶。

「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新的沒有學到，舊的也丟了，這就是我們現代的實情。

 

我們活著很可憐，天天被物質的追求、被金錢的追求綁著，被綁得死死的，你想想，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傳統不是這樣的！」

 

「我不能強求別人，但是我可以要求自己，看看我能做到多少。現在到我這個年紀，已經有了結論了，我這方面做的，真正的滿意度，比我對學問的滿意度，還有過之。

 

我真正把我自己的性格做了改造，我學現代知識，尤其是現代價值觀，不只是書本的，我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精神，要求實踐。

 

你講有什麼用？你講自由，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講民主，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你講人權，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那有什麼用？書本上講得容易，但是落實在生活裡面，就是要學習把這些價值內化，就是你自己要先改造。」

毫無疑問，韋政通的民族認同是中國，但和大多數高舉民族大旗的人比較，韋政通的思想層次與價值實踐，如天壤之別。

比如在談到文化整體性發展時，韋政通是這樣講：

「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不只是徒具民主的政治形式，最重要的，它必須從全民的民主性格中反映，這些性格包括思想與行動的自主、獨立和自由，而且習慣於尊重個性、容忍異見。

 

這就是說，民主必須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民主才算生根。

 

民主的生活方式如何培養？始於開放的家庭。所謂開放的家庭，就是以自主、獨立、自由為倫理準則倫理教養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裡，每一分子，都把這些價值認為是無可爭辯的權利。因此，所謂民主的性格，就是這些倫理準則內化的結果。」

談到民主制度時，他這樣強調：

「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有許多基本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差別，是民主社會能享有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把寬容異見看做民主性格的重要表徵，並制定法律對持有不同意見的異端分子予以保障。由於近代世界性的民主運動，已使保持異見作為異端的權利，成為我們這時代一個普遍的理想。」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韋政通這樣評論：

「由於在如此巨大規模的學運中，青年們所表現的自我節制與自我犧牲，不但使所有的中國人感動，也震撼了全球，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運動，能像這一次，打破全世界中國人心靈上的隔閡，在精神上結合在一起的。」

 

「中共政權不可能馬上垮臺，在權力重整的過程中，究竟會產生什麼情況，也難以預料。但是，權力不只是使人腐化，也使人愚昧，因此，在這場風暴中，部分知識分子的菁英，肯定會受難，我們相信，他們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受難，將激起更多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

我不厭其詳摘錄韋政通晚年自己整理的文字，是想跟朋友們分享：不是所有具中國情懷的人，都認同現代中國當權者這一套，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信仰與堅持，有時還超過許多台灣本土關懷者。

至於，世俗中的「統派人士」如果以為韋政通鑽研中國政治思想，就必然道相同、情相通，可謂大錯特錯。

韋政通一生孤獨，做學問孤獨，處世孤獨，生也孤獨，死也孤獨。

他在九十歲時這樣寫：「我一生的生活，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獨處，這種能力如何養成？

第一階段，為了追求理想，做了痛苦又冒險的抉擇：山居和寄食寺廟，過了五年自我強制性的獨處生活。

第二階段，經過「程門積雪」，篤志好學的十年準備期，決心單飛，很甘願地埋首書齋四十年，不斷挑戰自我，充分發揮自我潛能，終於使生命開花結果，深感不虛此生。

第三階段，最近十二年，又經歷從消極到積極，從低潮到高潮的一段意想之外的人生，不但身心健康快樂，仍能築（逐）夢，獨處生活已達順任自然的狀態。」

他把最後書稿交給我時，我們用了一個上午討論這本書的編輯與內容。臨走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有想要找誰為書寫序嗎？」

「我這一生從來不給人寫序，我的書也從來不要人寫序。」老先生告訴我。

後來看完書稿，我完全明瞭他的堅持與自信。作為一位自學出來的學者，學問是幾分實力的問題，不是靠他人美言建立。作為一個資深編輯，書稿就是最完整說明鋪陳，也不需要別人導讀介紹。

這幾天我把書稿再重讀一次，越來越理解他，也愈發感覺在現代社會中他的孤獨。

或許因為這樣的孤獨，有學生舊識幫他組了一個陣容龐大的追思籌備會組織。

看著如此龐大的架構與人員，我突然想起他指著這張照片告訴我：「我最喜歡這張照片，桀驁不馴、睥睨世俗。」（即將出版異端的誘惑---韋政通的一生，書中自可解惑。）

※作者為水牛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