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歷史課綱修正，欲將秦漢史部分省略，或將大幅縮減中國史，改以專題方式來做討論，或有先進以為當然本來就是東亞史，本該將中國史課綱，併入東亞史，才能反應臺灣區域統合之位置，筆者容有不同見解，試申述之。

或謂：難道歷史都不能直接用專題敘述？筆者雖非歷史科班，但王明蓀教授就《遼金元史》的教學錄音，則採專題討論，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既為「元好問」的生平，獨自一堂課解釋。但上開教學方式，能否成常規？

筆者試舉法律學習為例：前大法官王澤鑑《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與《民法實例研究叢書》為例：在王大法官前開書本問世前，民法學有史尚寬的民法全書（總則、債總、各論、物權、親屬、繼承），鄭玉波教授（民總、物權、債總、債各）等傳統教科書，然而依順民法條次為敘述，對真正案例解析，仍有未足；是以，王大法官改參酌「請求權基礎」（法律要件與效果）為經、「案例教學法」為緯，的案例叢書，補充上開缺憾。

或因慧根不足，或者需要其後課程彌補（大一僅上民總、之後債各是大三課程，然王教授案例解析卻須大三課程），在研讀民總時，學子仍須就「一般教科書」與「案例教學」並進，但仍屬吃力，須待日後高年級，方能心領神會。

承前，若國高中學生就基礎未打，旋即轉為專題，能夠不掛一漏萬？筆者另舉法律系例子：大一有刑法總則，大二有刑法分則，大三則有刑法專題，次第累積，循序漸進，方能取得良好的學習效果。然今新的課綱，直接省略中國史最精采的「先秦史」試想：即便湯恩比《歷史研究》，誤認周朝以前皆為部族社會（我們理解是封建制）；民初顧頡剛《古史辨》，疑古也尚需筆戰一番（也有當年初出茅廬的楊寬教授），今課綱審議委員，焉有上開史學巨擘之才？不僅自誤誤人，亦屬大言不慚！

或謂：臺灣最早者為南島民族，與中國歷史無關，焉能以中國史而非東亞史來做課綱？的確，在臺灣臺東的「史前文化博物館」，確實有五千年前文化，然顧名思義，「史前」乃可考信史之前，焉能以無文字的民族源流，作為採東亞史的依據？再者，中國歷史學家黃現璠曾撰寫壯族通史上中下三冊，目前已經絕版，筆者最有興趣者，乃其對「儂智高」塑造為壯族民族英雄；然稍有宋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儂智高之亂，乃北宋武人樞密使，正史中漢人的民族英雄狄青所平定；試問：上開矛盾的史觀，何人正確？

承前，若真要以原住民為南島民族，所以與東亞史無涉：那麼可否以漢人如何欺壓原住民，作為主題史觀？隘寮如何戕害原住民？如何以在地契上以兩隻閹公雞，取得今日臺北雙連的沃土？（臺北相關行庫曾展出）若課綱不能如此做，則仍屬漢人史觀，而去除中國史脈絡，更成「半調子」史觀，焉能作為常例？

或謂：難道不能用「東亞史」或所謂「臺灣人」角度來撰寫課綱？日本人都是這樣思考的云云。筆者在台北內湖市立圖書館，曾見日本1940年代的東亞史，軍國主義盛行時代，即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講解。但筆者另舉兩例，則可知當年歷史背景：《傅斯年遺札》僅有兩個條項與外交家顧維鈞有關，其內容為：當年日本有心人士主張「滿洲非中國」，以圖併吞領土，並舉出所謂「歷史學家」見解。

傅校長為駁斥該謬論，與有識之士編纂《東北史綱》，時值日本侵略東北，傅校長特別致函顧先生，並贈送東北史綱，力陳歷史上滿洲屬中國，外交斡旋亦須學者以「史學」鼎力相助。再者《陸費逵與中華書局》一書：亦言及中華書局翻譯1919年著名日本雜誌《實業的日本》《支那問題》特號，該雜誌美其名為研究中國外交民情，實際製造侵略理論，所以翻譯改稱《日本人的支那問題》，讓國人瞭解當時日本軍閥的狼子野心。

總結而言，歷史與政治，自古難分難解，然十九世紀以來，日人藉由歷史裂解滿漢、華夏民族，更有不肖「史學家」為其鷹犬。正如，荷蘭人自嘲：「我們先祖曾經試圖征服世界，但沒成功，我們的新阿姆斯特丹，現在叫紐約。」，誠不我欺！試想：殖民者史觀，焉能取代祖先的中國史觀？若日本人至今仍講中國史屬東亞史，今日21世紀，或可緩頰為日人視角的觀察，而非軍國主義裂解民族惡行；然而，若臺灣非日本屬地，卻數典忘祖，更選擇遺忘日人百年來的侵略歷程，鼓吹東亞課綱，不也成了，「非駐日」的「助日代表」？值得你我深思！

※作者為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