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政治家：特立獨行，世亂不沮。

Efforts and courage are not enough without purpose and direction.（沒有目的和方向之努力及勇氣並不足夠。）

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這樣說過。

懷緬馬侃同時意味哀悼當下

日前不敵腦癌逝世的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馬侃，靈柩運送至亞利桑那州議會接受公眾瞻仰，人龍絡繹不絕。稍後在北鳳凰城浸信會舉行的追思會，前副總統拜登在台上致詞時潸然淚下。全國媒體，無分派系，除了直播或節錄上述兩個活動，亦不斷報導這位老人生前的種種。氛圍之蒼涼，仿如對一個時代的追憶。人們對馬侃的哀悼，未必單純是對一位愛國者的懷緬，更可能意味對當下的無奈。

馬侃在死後仍不忌諱表達對川普的鄙夷。除了堅拒邀請現任總統出席自己的葬禮，在其最後一封公開信亦暗諷這位第45任總統作風宛如部落（tribal）。這種在其生平一而再再而三體現的風骨，也許正正是很多美國平民和知識份子為之肅立的原因。

縱然是提倡人人平等的年代，人們總是對特別階級有高尚的道德憧憬。在帝國更是如此。人們總覺得一個偉大的國家應有一些偉大的領袖。於是，川普的奢華、好色、口沒遮攔，甚至髮型，都令不少人詬病。不過更重要的是，通俄門等事件反映的誠信問題，以及唯我獨尊不納諫言的個性，更讓人覺得川普與帝國應有的形象格格不入。

細看媒體如何回顧馬侃的一生，有幾個畫面經常出現，凸顯美國人對領袖風格的神往。首先，美國這個國家很重視軍人，而馬侃不僅是一位前海軍軍人，更是一位拒絕提早獲釋的俘虜。接著，在2008年選戰期間，一位馬侃的支持者稱對手歐巴馬為「阿拉伯人」（Arab），馬侃立刻為後者的人格辯護。

當然，最扣人心弦還是以下一幕。2017年7月28日早上一時三十分，剛完成腦部手術不久的馬侃趕回參議院，投下令自己所屬之共和黨感到錯愕的一票。共和黨其他的參議員，以至眾議院議長萊恩（Paul Ryan）與副總統彭斯，當然還有川普，都不能遊說馬侃改變初衷。對於該黨廢除前朝歐記健保的提案，他決心投下反對票，最後使其以兩票（49票支持、51票反對）之差胎死腹中。馬侃不是突然成為歐記健保的支持者，而是以為共和黨的方案未夠完善，正如他當日在表決前說：

Asking us to swallow our doubts and force it past a unified opposition.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work in the end, and probably shouldn't.（要求我們嚥下種種疑慮，為了通過方案而繞過整合反對意見的做法，我認為這最終既行不通，亦不應該如此行。）

當共和黨不少人在川普當選後或趨之若鶩，或遭排拒門外，或閉口不言，馬侃竟然為了心中的國家福祉而特立獨行。

清楚作為政治家的工作內涵

62年前（1956），甘迺迪還未成為總統前寫過一本書，書名為《Profiles in Courage》（中譯：正直與勇敢，時報文化，2017）。當時甘迺迪剛完成手術，需要住院休養，開始思想政治勇氣的議題。他在首章就斬釘截鐵：「今日許多美國人都深有同感。我們聽到別人說，參議員必定是個政客，而政客必定只關心贏取選票，而不是關心治國本領或敢作敢為。」這蘊涵雙重意義。一，很多美國人期望政治領袖具治國本領和敢作敢為；二，很多美國人認為政治領袖達不到這些標準。於是，人們開始對國家的運作充斥不安。

在這本榮獲普利玆傳記文學獎的著作中，當他寫到八位心目中的勇者之最後一位，他揀選了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 1889 ~ 1953）。細嚼塔夫特和馬侃的生平，竟發現有不少類近之處。塔夫特分別於1940年、1948年、1952年試圖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但失敗，而馬侃則在2000年和2008年均未能成功成為總統。甘迺迪稱塔夫特在大多根本議題上並不熱衷爭取選民的好感，馬侃為歐巴馬辯護引來台下陣陣噓聲之景像記憶猶新。塔夫特政壇的對頭杜魯門總統在他去世後追憶道「我們需要像他這樣思想誠實的人」，歐巴馬在馬侃過身後表示「他向我們充分展現了何謂勇於將更高的善置在自我利益之上」。

歐巴馬在馬侃過世後表示：「他（馬侃）向我們充分展現了何謂勇於將更高的善置在自我利益之上」。（湯森路透）

如果不少歷史學家認為塔夫特是20世紀最偉大的參議員之一，馬侃亦很有機會成為名留青史的傳奇，皆因二人都活出美國人期盼的領袖人格。他們清楚領袖所以為領袖，就應以國家大局為重。他們努力和勇氣的背後，有清晰之目的與方向——國家。

馬侃非完人，但他敢於為了國家而放下自己利益之精神，相比川普對有違己意者步步進逼的風格，讓人有許多反思的空間。長遠而言，一個國家要健康發展，誠然需要馬侃這種政治領袖。更重要，是需要一個容許異見的處境。馬侃所以能在美國政壇工作超過30年，正正是因為他所自豪之國家迄今仍能保障言論自由、容許意見分歧。

因此，人們不應只着眼川普在近兩年有所作為（尤其討厭中國者對其稱讚連連），卻須提防他對美國傳統優良部分之侵蝕會否動搖了國家發展的主樑。非要全然否定川普的一切政策，但不代表領袖可以恃才傲物，把道德束之高閣。獨裁傾向的領袖也許能為自己和國家贏得一時風光，但往往在不知不覺間為國家埋下禍根。拿破崙如是，希特勒如是。

而作為長年支持台灣的「朋友」（順帶一提，立法院長蘇嘉全受邀出席追思紀念活動），懷念馬侃不應只在於狹義的外交層面。馬侃死前聯絡歐巴馬和布希，誠邀曾為總統競爭對手的二人在自己喪禮致悼辭，希望最後一次身體力行，為美國人展示和而不同此一民主價值的中樞。一如馬侃在今年5月出版最後的回憶錄"The Restless Wave"尾聲的呼籲：

I would like to see us recover our sense that we are more alike than different.（我冀望看見大家回復理智，看出我們的相同之處多於相異。）

拜登顯然對這種精神為之感動，不免在追思會幽默一下，開首便說："My name is Joe Biden. I'm a Democrat."（我的名字是喬‧拜登。我是一個民主黨人。）此舉隨即引起台下者會心微笑。

我們未必要全然同意馬侃對美國的想法和其延伸的所有政見，但對動輒因為政黨不同而針鋒相對甚至失去理智的台灣社會而言，他對領袖和民主的看法，定能為眾人留下啟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