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赴美從事華文報業工作，先落腳舊金山灣區，接觸的華人大致有兩種：一是臺灣去美的留學生，學成後留在美國，大部分從事教學工作。這一類華人，不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他們享受美國的自由空氣，以及高收入的薪俸，因此均在美成家立業，心理上已準備做一輩子美國人，加上所生子女也都接受美式教育，即使年老有意返臺定居，幾乎已無可能。但是他們在感情上仍心繫故國，難以忘懷鄉情，因此華文報紙乃成為他們唯一的寄託。有人認為，華人生來有文字情結，看到中文，如見親人。這也是華文報業在美尚能有生存空間的最大原因。這一類學者型的華人，分佈在大灣區的各個小城，假日結群駕車來華埠與友人約會，享受一頓家鄉大餐，接著就買足前一周想看的華文報紙，回家後細細捧讀，聊慰思鄉之情。

聊慰鄉情　嗜讀華文報紙

另一類臺灣來美的華人，大部分住在大洛杉磯地區，從事工商企業，也有部分在大學任教。他們以本省籍居多數，政治意識強烈。那時，臺灣獨立的呼聲並非顯學，但反對國民黨的集權統治，幾乎是一致的理念。他們逐漸締結成為小團體，假日相聚談論政治，激發出彼此間的同志感情，並凝固為一股力量。他們渴望有一份能表達政治理想，並能形成遊說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的壓力。

那時我在舊金山遠東時報擔任總編輯，老闆是吳基福先生。吳先生在臺灣擁有事業，並從事眼科醫療工作。他與這些反國民黨份子並無深交，但感情上卻同情他們的革命理念，遠東時報遂成為美西地區一份串連臺灣民主人士的「聯絡辦事處」了。

我在灣區工作約兩年，卻很少聽到或遇到華人的左派份子。在中國城內，我曾看到很多支持大陸文化革命的標語。或貼在牆上，或寫在地面的石板上，有中文也有英文，甚至英文比中文多。後來我訪問一些當地的老華僑，據他們說，美國有一派年輕人（現今稱之為「知青」）對中國大陸的情況一知半解，但對社會主義頗為嚮往，認為文化革命不但前衛，而且極具理想性，尤其破舊求新，不就是進步的政治前景嗎？他們不滿意美國的資本主義肇致貧富差距過大、社會福利遠不如歐洲各國。中國大陸的文化革命是否也是一種邁向社會平等的模式？這一小部分的知音，在激情過後，也就偃旗息鼓，看不到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行動。至於一般老僑，生活極為保守，由於知識不足，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主張。中華公所是他們聚會與交換情報的大本營，而中華公所常年被國民黨掌控，國民黨自革命時期即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許與孫中山先生是廣東人有關），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逃臺灣，他們仍然不忘舊情，每逢節日，必定懸掛中華民國國旗，鑼鼓喧天，以示慶賀。他們與我們這般談民主、自由、改革的人士，幾乎是「一邊一國」，老死不相往來。他們之中，絕無左派，對臺獨也只是望文生義、一知半解，甚至與在地的中國大陸領事館亦無互動與來往。

紐約華人左派滿懷理想

我於1981年赴紐約中報就職，踏上紐約的土地，立刻感受到紐約與灣區有著很大的差異：紐約華人圈內有著一批知識程度甚高、待人溫和熱情，充滿社會主義理想的左派人物，而且大部分來自臺灣，而不是大陸。這使我非常震撼，引起我相當地好奇。他們主動與我交往，他們的熱情與無私，竟讓我深受感動。

最先與我交往的是任職聯合國中文處的花俊雄先生與湯錦台先生。花先生也出身於臺大歷史系，赴美進修後，即進入聯合國任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次易手後，任職秘書處的文職人員很少異動。一方面大陸缺少這方面的專業人才；一方面發覺臺灣來的這批菁英大多對國民黨深為不滿，而對大陸的改革反而寄予期待。這批菁英，由於聯合國的待遇優厚，退休後亦有相當保障，加之他們持有聯合國護照，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會員國。這些特權使他們眼光遼闊，不受政治制度或意識型態的侷限。他們在聯合國任職，當然也見識過外交舞台上的爾虞我詐，以及國際政治幕前幕後的動作，他們都能脫開美國的觀點，觀察到美國在亞洲及中南美的軍事霸權與資源的掠奪，因而滿懷社會主義的熱忱，寄望中國大陸在文革後能作徹底的反省與思想的沉澱，找出一條東方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凝聚力量，站到世界的舞台，發揮其影響力。他們那種天真的思考，以及帶有民族感情的觀察，對我們這些來自臺灣的叛逆份子而言，不僅在生活上給予我們許多異地適應上的指導與援手，也經常提醒勿落入美國是世界中心的思想框架。他們也警示我們勿以紐約為美國的生活樣版，只要離開曼哈頓十五分鐘的車程，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

花俊雄先生退休後，曾來過臺北，但是他後來正式進入中共的組織圈內，當年的熱情已不復見。湯錦台先生則從事純學術工作，致力於客家人起源與流動的探討，並出版好幾本有份量的著作。他所寫的「千年客家」一書，已成為客家史的經典之作。書中推翻了若干客家人移民軌跡的錯誤傳說，也建立了很多新的觀點，他祖籍苗栗，現在那份社會主義者的熱情，是否已被純學術工作的鑽研而取代，就不得而知了。

紐約曾有一群滿懷左派理想的華人。（1988年紐約曼哈頓／維基百科）

特異嚴昭　百分百左派

講到左派人物，就不能不提到鼎鼎大名的嚴昭先生。他真是一位傳奇人物，也是我這一生交友中最奇特的「稀有動物」。

嚴昭可說是極端的社會主義狂熱份子。他雖生於大陸，卻長於臺灣。高中畢業後，考入陸軍官校，受到嚴格「黃埔式」的軍事訓練與思相改造。他畢業後曾發奇想，要求帶一支軍隊從中亞潛入新疆，由中國西北反攻大陸。這當然是僅有熱忱、毫無理性的思考，但在當時軍中亦曾傳為佳話。他何時脫離軍職、何時遠渡重洋跑到美國，從未見他提及。但在紐約，華人圈都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社會主義信徒，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實踐者。

他家居極為簡樸，可以用蝸居形容，除了一部代步汽車外，家中看不到任何較貴重的飾物，他結婚兩次，第一任妻子由於與他的理念不合，因而求去。他與第二任妻子有相當的默契，看來感情融洽。他們過著低收入式的生活，而樂在其中。他對待朋友十分熱情與大方，對社會上的種族歧視、貧富不均，以及弱勢族群都不惜一切代價予以援手。他駕車在郊區行駛時，只要看到路旁有車子拋錨待修，一定停下來詢問是否需要他協助修理。

他以打零工維持生計，因為常與下層社會接觸，因而說得一口人人易懂的英語，他經常利用這個專長，到各地演說、座談，闡揚他的理想。反正美國是絕對言論自由的國家，無人干預他的行動，但響應者卻為數不多，並未引起任何社會與思想的漣漪。他同時擔任紐約「華僑日報」的董事。這是一份由中國大陸官方間接出資操控的華文報紙。讀者不多，編輯水準也普通，但由於它是中共的喉舌，從字裡行間可以嗅出中共官方的意見與指標。這雖是一項可供參考的媒體，但斯時中美國力懸殊，中國仍在一窮二白階段，赴美留學生不多，經營大企業者更絕無僅有，因而只有某些對中國有民族感情，或代理一些中國產品有利害關係的人物，才是這份報紙的讀者群。嚴昭在該報的主導性，由於他的熱情與執著，不問可知。該報的編、採、主筆，大多來自臺灣，嚴昭亦然。他們相處融洽，沒有意見上的對立，反而在生活習慣上有更多的共同性。這些同仁待遇雖不甚理想，但華人在美，如非具有特殊技能，僅靠一支書寫中文的筆，而能求得基本生活者，算是幸運的一群。即使有相異的政治主張，平日亦略而不提，吃飯第一。

左派轉向？對中國失望？

我於1987年離開美國後，即未再與嚴昭有任何聯絡，但95年他突然自美返臺，給我一通電話。我立刻約他見面吃飯，談談別後的情況。在電話中，他要求蔬食，並說明他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見面後，果然發覺他慈眉善目，已失去以往追求社會主義、心向祖國的那份傻勁，他與我談論佛理，仍具有源自內心信仰的熱情與悲憫世界的慈悲感。我暗示他佛教修行的最終目的，便是拋棄執著，而過度的擁抱信仰，是否也應列為「執著」項下？他笑而不答，當然了解我話語中的隱義。歸途上，我仔細思量，他由狂熱的社會主義信仰，再皈依佛門，似乎是令人難以思議的一條彎路，其實皆源於他那顆純真與慈悲的心念而行走的不同道路。當他的熱情投注於社會主義與共產政權時，必然發現他的夢想與理念，與執政者的行為與方向背道而馳。當他猛然醒悟之後，才會轉向佛法，因為他想改造社會，他同情社會上的弱者，他鄙視偽善，尤其是當權者的偽善。他最終走上佛道，並不足奇。

我在上文中曾寫過陳玉壐先生，他的人生與嚴昭幾乎是同一模式，從早期留日時，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歸國後被警總一度判處死刑，後獲釋赴美進修，取得博士學位，然對中共的期待與幻夢並未稍減。生活像苦行僧，而文采出眾，獨具識見，晚年也鑽研佛理，回臺後，任教於佛光大學。這兩位好友個性有異，但人生的道路幾乎同型，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情隨事遷，也看到「真性情」的偉大可敬。

我與左派　建立深厚感情

我們這一批在紐約打拚的華文新聞鬥士，基本上以批評國內政治為主旨，很少涉及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與社會新聞，一方面資訊來源甚少，一方面也從無記者派駐大陸，我們對大陸的了解，除了英文的報刊外，華僑日報反而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新聞與評論，因此嚴昭以及華僑日報的部分同仁與我們相交，並無政治上的敵意。他們報導的新聞，有些都是我們笑談的資料，他們的工作人員也對此非常有「笑感」。我們的取笑，他們也不在意，大家哈哈，一語帶過。只有嚴昭這位死忠的社會主義崇拜者，一臉嚴肅地對大陸某些明顯「假、大、空」的新聞，竟能賦予一些理論的闡釋，對某些權力人物的作偽、貪污，也為之設詞掩飾。最可笑的是，他以一份忠心耿耿的心態看待這些稚子皆能體悟的假新聞，他心地善良，近乎幼稚，但這份天真，仍讓我覺得是一個可以信賴與交往的朋友。

其實當時在美的真正左派華人，為數不多，其他的臺僑，以學者或學生佔多數，這批學者型的人物，與我們鼓吹自由思想的報界人物，建立了良好友誼，常常引介我們赴各大學演講、座談。我曾受邀至麻省理工學院對臺灣留學生演講，主題包括臺灣的黨外活動，以及臺灣未來民主化的發展等。他們對這些問題均保持極高的興趣，證明他們對臺灣這份土地的感情，仍有臍帶式的期待。

另外一批學者乃早期來自大陸，因國共內戰而留在美國任教。中國從共產革命再進行文化大革命，他們對這個「祖國」已不存任何期待，反因接觸到臺灣來的各界菁英，對臺灣抱持相當的希望與感情。這批「中間派」的學者，與我們相交後，對臺灣更具殷望，甚至認為臺灣可作為全中國的一盞明燈，照亮中國未來的發展提供學習的模式。

那時我任職中報，最熱心鼓勵我們的學者有哥大的唐德剛、夏自清，以及哈佛的杜維明等知名教授，甚至西岸的史坦福大學的阮大仁教授，亦常為我們撰稿，他們後來都成為我的至交，除了學術範圍的討論外，也論及許多文壇逸事與學界緋聞，妙趣橫生。

傅朝樞左傾　我離開中報

我們當然不屬左派，除了對國民黨不假辭色，並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因此左派並不討厭我們，獨派反而對我們深有期待。嚴格說來，美國東岸的讀者群，對我們的新聞專業與政治的中性，都有很高的肯定與嘉許。對我個人而言，離開中報固屬遺憾與失望，對中報而言，損失更大。回首往事，傅老闆的左傾，固然是貪圖老共的財務挹注，但從大局而言，卻十足是一項大錯特錯的敗筆，因為即使要為中共作海外傳聲筒，也應隱藏身份，秘而不宣，使報紙在美國華人圈內獲得高度的評價，而後你的言論與新聞才能獲致效果，否則旗幟鮮明，一看便知是政治八股，有何宣傳可言？

中國大陸於1978年「改革開放」後，即陸續有少數具有特權的人物赴美訪問遊覽。這些當年從事社會主義革命的角色，與我前文中提到的嚴昭與花俊雄等人，大異其趣。他們到美國幾乎完全是集體行動，除了少數留學生外，很少有個人行程。我對他們的觀察，有幾點感想：

一、他們對西方事物欠缺了解。包括政治制度、風俗民情、價值觀念、生活習慣、知識傳播、言論自由等。他們充滿好奇心，打破沙鍋問到底，有些事物令他們搖頭歎息，有些事物則令他們嗤之以鼻。

二、他們的英語不足以了解美國與中國的差異。但我曾遇見英語極佳的名演員英若誠先生。由於他出生於英國，自小在英語環境中長大，他的父親是英千里教授，任教於臺大，也是我的恩師，其英國文學的造詣至今尚為人稱道。父子為何分居兩岸，不得而知。英若誠因常帶領文藝團體訪美，經由朋友介紹而認識。初識不久，他即要求我帶他們去參觀脫衣舞演出。在那個時代，道德壓力極強的大陸與臺灣，對脫衣舞都充滿了好奇。當年我的老師孔德成先生初次訪日，歸來後最津津樂道的，便是去東京看了脫衣舞。

訪美大陸團　最好奇脫衣舞

大陸這個訪美的文藝團體包括作家、演員、畫家等，其中也有曹禺的兒子，大家聽說要看脫衣舞，都興奮莫名，我問英團長，你們看脫衣舞，回國後如何交代？他的答覆是：「就是看戲囉！幹嘛要說是脫衣舞？」我們都哈哈一笑。由於大陸過度閉鎖，這些世俗文化當然是他們最好奇的一環。

他們也要求我帶他們去「卡斯楚街」一遊。這條街是舊金山有名的同性戀出沒之地，有酒吧、咖啡座，也有雜貨店，簡直是同性戀的活動中心。甚至這條街上的銀行男性行員也打扮得嬌滴滴，毫無隱諱，對我們東方人而言，當然是文化的衝擊，但這絕不能代表美國文化，只能說是另類。由於美國崇尚自由，絕不干預，竟而成為觀光勝地。大陸人士所受到的震撼，自不待言。他們直言，這是一個墮落的社會。

那個時代的大陸人士，仍以他們國內的眼光看美國，以偏概全，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墮落的，是腐敗的，他們忽略了美國的多元性、開放性，也沒有看見美國的主流價值以及民主、法治的那一面。他們羨慕的，反而是美國人生活的優裕與龐大的超級市場，更羨慕他們物資豐盛，購買力極強，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開懷暢談與沒有猜忌。因此他們在口頭上批評資本主義的負面價值，而內心中卻藏著羨慕與自卑。在學術界，他們仍不敢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座談會上，言論一致，不敢放言高論。

某次在柏克萊的校園座談會中，邀請了好幾位大陸來美的學者，座談會分為兩場，上午場以中文發言，晚間一場用英文發言，參與座談的學者日夜不同。我兩場都參加旁聽，聽完後的感想是：除了代表人選不同，中、英文不一樣外，所有內容完全雷同，無一例外。顯然他們是使用通稿，避免犯錯。可見那時雖然標榜改革開放，對外言論仍需經過嚴審，口徑一致，以求安全。

大陸留學生　社會主義夢醒

當時來美求學的留學生，過程是相當辛酸的。他們的學費與生活費用，基本上是仰賴在美的親屬關係。他們說，出國時因為外匯管制，所能結匯的金額只有美金一、兩百元，甚至更少。他們到了美國機場，通常只剩下幾十元，不敢叫計程車，因為不知道得花多少錢，只能等親屬來載。但無論如何，他們對美國非常嚮往，思想的自由，生活的富裕，學術的水準，以及多元的社會，都是他們所不能想像的。

留學生這股力量，後來對中國影響很大，他們很用功，即使生活艱辛，也不像臺灣學生般鬼混。後來的三十年，對中國的發展有相當的作用。

以大陸赴美的官員與留學生比之臺灣在美的左派人物，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兩者的明顯差異。臺灣的左派充滿理想，胸懷大志，有民族情感，有故國的思念。一方面承認資本主義多元化的優越性；一方面也透識資本主義的侵略性與財富分配的不公。弱國的苦難，以及其本國的邊緣人物，都是他們同情的對象。

大陸來美的人士，尤其是留學生，大部分都避談政治，而千方百計的想長期留在美國工作、成家，很少有故土的思念。社會主義對他們是一場噩夢，看到美國的富強，這場夢就醒了。

當然，廿一世紀開始，一切又有新的改變，那是後話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