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彼此的歷史記憶，應是多元開放的社會的精神，然而台灣藍綠兩黨只要面對日本議題時，理性與包容的態度頓時總被「仇日」與「親日」的二元邏輯所綁架，在政客操弄以及粗糙的歷史剪輯加工下，讓台灣社會陷入極端對立的氛圍中。

由於台灣目前仍處民粹高潮，對於「慰安婦」及其歷史爭議，始終欠缺理性與客觀的認識，在情緒的煽動下，極容易淪為口水之爭或政治動員的能量來源。直言之，面對「台灣與中國內部的日本元素」此一複雜命題時，更需要從不同的面向與層次作為切入點，才能初步理出頭緒並逐步放下仇恨意識。

首先，日本政府對於戰爭的反省與補償態度遠不如德國，這是藍綠必須能認知的前提。這些論點，可從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德國與日本的省思」、若槻泰雄「日本的戰爭責任」或哈瑞斯（Meirion Harries）的「日本皇軍興亡記」找到解答。這些作者努力從歷史發展、文化差異、社會階層、軍事思想、民族性格等因素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的起源與在戰爭中的責任。政客刻意忽略這些事實，都有違政治道德與歷史研究的中立性。

其次，日本的外交充滿了現實主義的風格，不論是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來的擴張政策，或是冷戰/後冷戰時期的中國政策內容歷史軌跡。這有其歷史與地緣政治的必然性，處於大陸與海洋勢力的交接之處，由於欠缺英國的工業與海權實力，在其理性評估大陸勢力的沒落與崛起間，選擇「進攻擴張/消極防禦」的國家戰略。這種融合投機與務實的世界觀，即是「櫻花與劍」一書所著墨的日本民族性格。

藍綠的極端論者，習慣選擇性看待日本的歷史存在與對外政策，遂造成「綠營自我感覺良好，藍營雙重標準」的後果，導致「慰安婦」議題成了彼此政治鬥爭的假議題。 綠營往往過度放大台日之間的民間交流與私人情誼，在「台日友好論」中流於一廂情願的期待，因此忽略了日本在中國崛起下的「避險」的現實策略。每當日本將「七二體制」或「舊金山合約」作為討好或刺激北京的工具時，綠營支持者只能含笑含淚看待外交風向的轉變，因而產生極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在這種複雜的心裡素質下，這群人面對日本戰爭責任與慰安婦議題時，選擇「道德缺席」或「歷史不在場」的現象就不難理解，這可從深綠親日人士的言行中得到驗證。這對長期主張人權與女性運動的民進黨而言，實為一大諷刺。

對部分深藍人士來說，常將個人或「他者」的國仇家恨無限上綱，並刻意隱藏扭曲清末民初之際同盟會與國民黨與日交好史實。在傳統的黨國教育下中日關係，本是戰爭中「正義與邪惡」或「抗日民族聖戰」的對立投射，因此日本戰敗後的現代化歷程，也是在蔣介石「以德報怨」下起步。

這種融入民族道德主義的後設史觀，不僅忽視孫文與日本亞細亞主義黑龍會之間的關係，抹去了日本在台殖民政府兒玉原太郎、後藤新平奧援革命起義的事實（日本企圖支援革命達到弱化中國的政治目標）；更隱瞞了蔣介石基於國共內戰的現實考量下，選擇與根本博或岡村寧次等戰犯合作並於日後建立白團的事蹟。然而，這些人在高舉「捍衛慰安婦人權」的大旗時，一手借由「皇民化」進行政治動員升高反台獨的社會能量，另一手則護航統派政治理念，真正該被維護的人權反成了樣版道具，成就的是自己的政治目標。

最後，日軍在中國戰場遂行三光政策與在台灣殖民推動皇民化運動，是兩個族群之間平行卻共時的歷史事實，在那個時代場景下，多數人無法選擇自己的身份與命運，不論是經歷戰爭或是成為戰爭機器。雙方應該尊重包容彼此的歷史記憶，無須將自己的意志與價值強加別人身上，否則都只是重演帝國主義的政治文化霸權覆轍而已。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