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紐約華人圈一度群聚著充滿理想社會主義的左派人物。他們匯聚於此不是沒有道理，如果他們想汲取改革社會的能量，這裡豐沛的養分當然源源不絕。那時即使多的是改革失敗的教材，時至當下，也不能說完全不具正面意義。

在今天所謂「紐約客」之前，紐約「洋基客」（Yankee）扮演的角色堪為更具體突出的一群。他們多是自17世紀從英格蘭遠渡移民的後裔，有著彷彿清教徒般的倫理道德觀，重視教育，崇尚智能。行動表現上，則是倡議廢除黑奴、禁酒、伸張女權和尊重多元文化，同時帶有濃郁的知識分子責任感。他們相信每個世代都會有無私的人，可以不計個人利益投身國家革新。

洋基客對自我的出身同時具備高度自信，因為他們之間，不是醫生，就是律師，又或者是事業成功的商人或飽學之士，特色是追求改革卻相信冷靜和理性。他們的出現，自然和19世紀美國內戰之後隨之而來的政治紊亂有關。美國南北戰爭最大的反饋，雖說避免了國家走向四分五裂，但接續所至，無以迴避的就是在政治各領域都有弊端浮現。

尤其是政治惡鬥文化愈行變本加厲，不斷輪迴著黨派復仇計和煽動對立，另方面，政商之流通通更加需索無度，公共利益不斷被犧牲，社會遭到撕裂，許多自許應該要實踐進步價值的媒體，也都認為自己實在有必要出面抵抗眼前習於淺碟叫囂的社會潮流。

結果是，縱然洋基客不忍社會繼續墮落，因而提出改革，卻遭到現行遊戲規則既得利益者的高度敵視。他們屢屢強調「有教養的溝通」；但終究不敵惡意、偏見行事的大多數。他們自恃的優雅作風，反被他們視之為粗鄙、無知的政客和大眾看作是「與現實世界脫節」。當然，他們未加掩飾的自我優越感，確實和周圍庸庸碌碌之輩格格不入。

他們指出了社會弊病，希求改變，期望建立一個彼此尊重，且讓人引以為榮的政治環境，通通因為本身「氣質」之故，導致曲高和寡，偏偏又不擅長硬碰硬的社運手段，最後在政治圈中就只能扮演邊陲角色。幾乎每一項想讓國家變得更好、更健康的意見都遇到重重阻礙。

也因為很難獲得普遍支持，這反而讓他們在批判時政上顯得瞻前顧後，為了秉持公正，尤其自我檢查地謹慎和各類政治團體保持距離，當然更加左右不了大局。他們沒有朋友，沒有盟友，敵人到不少，整個社會能不能因為他們稍微改變一點，端賴是否天賜良機。他們反對善於短視、仇視的民粹政治，結果反被民粹吞沒，他們所得到的教訓是，改革原來不僅需要腦子，還需要膽子，只是很多的改革者往往因為時不我予，最後連膽子也變得保守。他們自認想法前瞻，到頭來卻只能走上孤獨的路。

比之美國南北戰爭後的景象，現下的台灣只能說是亂，至少還不是「黑暗」，同時也不乏「台客」式的改革主義者，社會並不缺乏思想、理念和行為上前進的動能，他們和「洋基客」不盡相同，差可比擬的，是所面對的社會守舊固執氛圍，以及政治上的烏煙瘴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磨難，每個國家也有每個國家不一樣的荒謬，縱使「洋基客」的歷史經驗不足為取經對象，但其所依附的紐約這座城市，或說美國這個國家，從當年戰後廢墟走出至今日的蛻變，卻又代表了那改革者期待的可能，永遠是存在的。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