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教授在安身的事業「辦學」與立命的心願「兩岸和族群」上，一直有極為前進的思索與實踐。即便歷經中風，書生報國之志，始終未曾稍改。─天下文化

一國兩「治」

一個社會，均質性（homogeneous）高，便容易穩定，但是除非有外來的衝激，發展起來或許會遲滯些；異質性（heterogeneous）高，易因衝激而變動，這變動，可能是進步的因素，但若此異質性是本質（intrinsic）的，則這社會就難穩定。所謂異質，依其本質性的高低，可以分為四個層次：種族、宗教、經濟和政治。

種族的異質，最難融合。血緣、外形、甚至後天形成的風俗、文化──包括文字語言、價值觀念等，隨歷史俱來，不是短期所能改變。尤其直接感覺得到的外表差異，如膚色、體型，容易引起集體的排斥，像南非的情形便是。

其次是宗教。尤其是入世性強的西方宗教，具有本質上的互斥性，愈是具有強烈信仰的宗教，愈不容易達成理性的妥協。宗教的衝突，往往起自基層，很難解決，像愛爾蘭便是典型的例子。不過宗教的歧異，源自後天，不像種族是先天的，比較上說，前者較後者還容易改變，現代知識的普及，也具有沖淡衝突的效果。

再其次是經濟。經濟生活關乎每個人，真正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而貧無立錐的地步，當然非常嚴重。但是求富而均，總比更改一個人的膚色、信仰，更容易得多。而且國若能富，雖富而不均，大富與小康之別，亦不致造成大不安。歷史上許多動亂的例子，像帝俄、像昔日的中國，都是既患寡且患不均。

經濟的異質，往往延伸到教育的異質，一個社會受教育的機會不均等，因而形成某個階層的智識能力價值觀念異於第一階層，而且代代相傳，沒有希望因努力而改變，也會形成社會的不穩定。

最後是政治，也就是政治結構和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合理。政治當然是一切問題的核心，但終究只直接牽連到較少數的人，而且其權力也是後天賦與，可以藉爭取，也可以藉妥協而獲得平衡。一個社會，假若種族、宗教等本質的因素在基本上是均質的，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至少理論上是可以理性解決的。另一方面，若上面三個層次的異質不解決，政治上的民主，亦不能解決問題。

一國兩治──共享主權，分擁治權

現在台灣正開始一連串的解禁解嚴，也有一些浮動。但是，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社會沒有本質上的異質。政治上的認知，也許有些差距，但是因為社會基本層面的穩定，其演變也將是穩定的。

但是，台灣不是單獨存在。中國現在的兩個地區，大陸和台灣，這兩個歷史性因素—如種族、文化、宗教等都同質的地區，生活水準、政經制度，甚至意識型態都已有相當的差距。雖然統一尚甚遙遠，但是台灣未來的發展，必和大陸息息相關。從長遠看，對兩岸關係建立一個理性的認識，是許多政治革新的基礎。從實際著想，在兩個異質社會的競爭中，一個開放的社會，可以是堅強的，也可以是脆弱的。假若沒有相當的共識，自然容易被分化；假若有一理性的共識，而這認識是自下而上，孕育而成，就永不會動搖。因此，在此文中試提一些個人的看法，為大家思考未來與大陸關係的參考。

作為一個認同台灣的中國人，在探討未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時，應該有兩個基本的立場：

一、台灣人民的利益。

二、國家民族的原則。

但政治是現實的，任何政治構想，必須顧到實踐的可能。因此，在不違背上述基本立場的原則下，也必須考慮到客觀的環境，尋找客觀環境允許下的最佳方式。

在當前，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式是共享主權，分擁治權。簡言之，「一國兩治」。在一個象徵性的國家主權之下，實行不同制度的兩個地區，各擁有獨立的治權。此治權是完全的，包括自衛權和在國際上具有國際人格的政治實體的權利。它僅僅受下述三點的約束，即兩地區相互之間：

一、不得使用武力。

二、不得在國際上與第三者聯合，做損害對方的作為。

三、不得妨礙建設性的交流。

一國兩治的理論基礎是「主權史傳，治權民授」。主權為抽象的國家象徵，治權為具體的政治權力。主權代表歷史的傳承，象徵未來的發展，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應及早確定，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由兩個地區共同組成一個不具實際權力的最高機構，以為象徵。

但是主權的統一共享，應以治權的獨立分擁為前提。對於一個能在國際上獨立生存的地區，治理該地區權力的根源來自該地區的人民。因此，除了因為主權的統一延續，要受某些明確規定的限制外，一切由該地區的人民自主。

一國兩治與一國兩制的不同

鄧小平於一九八○年代提出他的「一國兩制」的機構，迄今為止，這還是中共對「統一」港台的基本政策。在台灣，因為一向非禮勿視、非禮勿「思」的傳統，除了斥責以外，很少去談。但是在一個開放競爭的社會，要建立民眾對自己前途的信心和立場，對對方的政策也應該先有清楚的認識。

所謂「一國兩制」，即在一個擁有最高法權的中央政府之下，在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制度。其實踐的方式，可以香港為例，從這個實例來比較「一國兩治」和「一國兩制」可以看出三點基本的不同：

一、在一國兩制中，主權和治權皆屬中央政府，地區所擁有的部分可以自主的治權，是中央給予的。因此，體制人事之決定—包括是否繼續實行兩制，其最後權力來自中央。在一國兩治中，治權原來就屬於地區的人民，因此，體制人事之決定，完全由該地區的人民自主，另一地區的人民或政府，無干涉之權。

二、在一國兩制中，因為地區擁有的權力，由中央許可賦與，因此，凡是被許可的，都要規定出來（如制定基本法），凡是沒有規定的，就是不許可的。在一國兩治中，權力的根源是地區人民的本身，因此，只有不許可的才予以規定，凡是沒有規定的，都是許可的。

三、在一國兩制中，國家有一主要的制度，這個制度是不變的，在部分地區實行的次制度，其發展不得影響更不得威脅到主制度。在一國兩治中，兩個制度在不同的地區發展，平等競爭，最後由時間和實踐來決定哪一個是最適合國家發展的制度。

由此可見，除了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制度這一點外，在理念上和實際上，一國兩治和一國兩制均有基本的不同。現在國際上和歷史上許多例子均可證明，凡是兩個異質的地區，要用兩制的，做互補的發展，若不能完全的兩治，其結果總是失敗的。

一個國家而有兩制兩治，當然不是常態，是因應實際情況的過渡性構想，其目的是在經過相互的影響和競爭，演繹出一個適合整個中國發展的制度，使中國自然的統一於一制一治下。所謂，目前各擁治權的自主，一方面要保障各地區人民福祉，一方面也不能妨礙未來的自然統一，這也是前述三點約束的用意。「不得在國際上與第三者聯合，做損害對方的作為」，即在消極防止外來因素利用兩治從中離間取利。「不得妨礙建設性的交流」，即在積極泯除兩地區間因分裂日漸形成的疏離感。

一國兩治是一個理性的構想，這或許確是符合整個中國利益而又實際可行的一條途徑。但是，政治不是純粹的理性，歷史上，若沒有其他因素的阻礙，從來沒有一個政權，自動的放棄消滅另一競爭政權的機會。中共既然具有優勢的有形實力，即使台灣主觀的接受「一國兩治」的觀念，是否能促其實現？

我個人的看法，對於所謂「台灣問題」，中共雖有一貫的政策，對於執行這個政策的意圖和優先程序，卻並沒有一致的共識。

尤其大陸上未來一代其「民族意識」、「建國意識」和「體制意識」相對的強弱，將影響他們對台灣的政策。在今天的大陸，民族意識也許是唯一一個可以一致接受的共識。任何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即使為了保持自己的權位，對於統一這個目標，亦將永不放棄。但是在這個前提下，建國意識（以四個現代化為代表）和體制意識（以四個堅持為代表）的相對強弱，就有務實和保守之別，對於前者，建國的優先度將勝於如何達成最後的統一。

目前，海峽兩岸事實上早已處於「兩治」的狀態。在最近的未來，大陸上務實和保守勢力此消彼長的不穩定狀態，還將維持一段時期。在此段期間，穩定兩治的力量，不是海峽兩岸實力的絕對對比，而是另外一種相對的差距──破壞兩治所須付出的代價和接受兩治所能得到的利益，這兩者間的差距。這個差距愈大，兩治的持續也將愈穩定。

所以，台灣當前的努力，便在如何加大此一差距，一方面加強事實上的基礎：國防方面，一個有制衡作用的自衛武力；外交方面，一個多方面參與，具有國際人格的獨立政治實體；內政方面，一個反映實情的民主政治體制。

這樣的基礎愈鞏固，破壞這個基礎所要付出的代價便愈大。最近一年來的政治革新，對於台灣安全的貢獻，勝過製成十個原子彈。一個自由化、民主化和國際化的社會，不但加強了內部的穩定，也將使片面的統一愈加困難。

另一方面，為長遠著想，也應考慮胡蘿蔔與棍子（carrot and stick）的戰略。今天大陸上，官僚意識和官僚體系是最大的實際問題。對台灣而言，兩治實際好處之一，便是她未來的發展可免受這兩者的箝制。對大陸的現代化而言，兩治下的台灣也可以成為體系外借力借鏡的外援。在這點上，「建國意識」優先者，是可能有深刻的認識的。也許有人會認為，各擁治權，還包括外交權和自衛權，那不就是兩個中國嗎？而且「各自發展」只會愈走愈遠，又怎樣統一呢？

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各自發展之下還有相互影響。兩制兩治這個階段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兩個地區本身和兩個地區之間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

一、各地區自身的制度和其實踐方式，會由於需求而隨時間修正──所以並不需要一百年不變之類的保證。重要的是，改變本身一定要反映這個地區的需求，一定要出諸這個地區人民的意願。這個意願，很可能是受了相互交流的影響，但它不會是，也不可以出諸「中央政府」片面的決定。

二、兩個地區間的關係，也將隨著地區本身的改變而改變，可以漸漸由對抗而競爭、而合作。在這樣演進的過程中，保障兩制的並存，並不永遠要經由絕對的兩治。譬如說，當兩個地區的官僚體系，對法律權力的尊重勝於對政治權力的尊重時—也就是由法治代替權治時，部分治權，例如自衛權，就可以用立法來取代。但是在此之前，尤其在今天，兩制的實踐必要經由兩治，而兩治的存在只有依靠實力，包括國際的認同，來保障。關於這點，我們是並不存幻想的。

至於將來的統一，我很有信心，和平競爭相互影響的結果，必須現代化的大陸將會放棄四個堅持，逐漸採用在台灣現代化已有實踐證明的制度。但在結束本文前，要強調一次，政治上，理念是一個未來的指引，途徑卻不能脫離權力競爭的現實。我確實相信，兩治下實行自由經濟制度的台灣，對大陸的現代化以及現代化路線的採行，其正面影響遠大於治權統一下的台灣。大陸上所謂務實派，或可能也有這樣的認識，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對台灣有什麼偏愛。片面的胡蘿蔔就以為可以高枕無憂，是最危險的幻想。在個長遠的構想之下，先求己之不可勝，隨形勢演變而採取最適合的策略，才是真正謀國之道。

※本文摘自《此生泛若不繫舟》／此書由沈君山教授摯友張作錦先生編選，沈夫人曾麗華女士校讀，蒐羅沈君山教授最精采的文章、對話與書信，共十四篇。書名取自莊子「泛若不繫之舟」的典故，堪稱沈教授此生做人做事做官的寫照。／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