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外交工作艱困,所謂舒適城市不用拼外交,外交人員過很爽的說法非常外行。(湯森路透)
「你說,是誰,殺了我們的外交官?」
台大政治系蘇宏達教授說是民進黨。他的貼文引發巨大的迴響,在各大社群媒體(甚至包括微信)引起瘋傳。
他這篇文章當中的主旨是:
1、民進黨上台以後,大幅撤換駐外使節中的職業外交官,改派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或其子女
2、外交人員只能任用職業外交官
3、外交人員在很多地方都過很爽,尤其在「非邦交國」以及所謂的「好區」,不需要拚外交,大使都是去享福的
4、民進黨要負全責
看到這樣的貼文心中只覺得很生氣也很無力。我們從每一點來看這篇文章的問題。
首先,請教蘇老師,「大幅撤換」是多大幅?有幾位被撤換?佔全部人員多少比例?在文中舉出六個地方「東京丶巴黎丶柏林丶愛爾蘭丶瑞士丶泰國等地」,再加上後來羅智強的貼文,另外還有捷克和希臘。全球有116處外館,總共8位非職業外交官的館長,不到7%的比例是有多大幅?如果算上大使、館長、公使這些政治任命的層級職位之後,究竟所謂政治任命的外交人員是多麼「大幅地」被撤換?蘇教授的文章開頭根本就是毫無根據的誤導。
第二,難道外交人員只能夠是職業外交官嗎?事實上不是的,不管是職業外交官或者是政治任命的外交官,一旦被任命上任之後,都一樣是外交官,沒有誰優誰劣的問題。不然大家可以先想想看,為什麼金溥聰可以當駐美代表?蘇老師攻擊執政黨的說法是說不通的。
以美國來說,在全球的大使任命案當中,歐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有超過三分之一是政治任命,第二任期更高達53%(美國之音資料)。看新聞專訪,有美國的政治學者表示,美國一般來說是三七開,也就是說,大致上都會有三成的大使層級職務是由非職業外交官出任。
例如美國駐日大使是和川普總統關係非常密切的商人William Hagerty;前任駐日大使是Caroline Kennedy,她是甘迺迪總統的女兒,職業是律師和作家,她們都不是職業外交官,而且也都是政治世家或者和總統關係密切的人。難道我們會說美國光會搞酬庸不做事嗎?處理政務、拓展政治關係,不管是不是職業外交官,都完全不妨礙外交人員的職責所在。如果真的要用蘇老師的邏輯來檢視的話,那先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駐日代表恐怕大部份都不符規定,例如彭孟緝將軍(1969-72)、毛松年(85-86)、馬紀壯將軍(86-90)、蔣孝武(90-91)、許水德(91-93)、莊銘耀將軍(96-00),這些人都不是職業外交官,如果要檢視其他國家的紀錄那就更多了。
其實,即使是大使或公使層級由非職業外交官擔任,外交體系當中仍然是絕大多數都是職業文官,大使以下還有公使、各組組長、各組組員(外交正式職稱是祕書),每個人都各司其職,不會因為一個長官換了而有什麼太大的改變。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即使不是職業外交官,只要接受了任命就是外交人員身份了,根本不該去刻意區分彼此。
這也是外交部長吳釗燮新聞稿所回應的內容:
「只要是走上民主這條路的國家,政黨、政策、人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隨著民意而輪替。其中一部分也包含我們外交部的政務人員。各國大使的正式全銜為『特命全權大使』,他們派駐海外,是代表著總統,總統有職權選擇派誰出去。所有民主國家都一樣,臺灣也不例外。這點我們都很清楚。
專業文官是維繫政策甚至是政治穩定的基礎,文官體系有著體制的記憶,是國家的重要資產。政治任命者上任之後,也要依靠文官體系的基礎,也一樣要和文官體系相互合作。」
職業外交官和非職業外交官當然都各有其優缺點。外交部就是一個官僚組織,而所有的官僚組織無可避免的會有一定的組織文化,以及團體迷思(group think)等問題,此時適時任用學者或者各界權威人士進到組織內當然是一件好事。例如,在馬政府時期,有一位我所尊敬的政大外交系老師黃奎博教授,就擔任了「研設會主委」這樣子整個外交部最重要的幕僚、組織改造與人員培訓的工作。如果按照蘇老師的邏輯、非職業外交官不懂外交事務,那請「外人」來擔崗這樣重責大任,豈不是就要天下大亂了?
當然,職業外交官長期從事相關業務,當然會最懂得各種組織和外交事務的運作模式,但外交人員的晉用從來都不是「僅有」職業外交官這回事,而且從另一個方向來說,職業外交官也是有人轉換跑道到其他部會(其中以陸委會,國安會,僑委會等業務相關的部會為主),從來不可能是固定的生涯規劃之路。
再重複一次,職業外交官和非職業外交官,根本沒有誰必然優於誰的問題。再舉個例子,金溥聰和沈呂巡(職業外交官)兩位前後任駐美代表的人格與風評,大家可以去問問看部內人士,哪個人的評價比較好?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對於蘇老師論點的反例。
現在有很多人對外交的想像實在太過傳統。文化外交,數位外交,各種軟實力的拓展,從來就不限於非得怎麼樣的人來做不可呀!再更進一步來說,如果我們來一個一個檢視蘇老認為「有問題」的這些國家的人事任命,他們真的有問題嗎?
駐法代表吳志中,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國關、歐盟研究(無論學歷和研究領域都和蘇宏達老師非常相近),也擔任過外交部政次等職務。
駐泰代表童振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SAIS國際事務博士,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也擔任過陸委會副主委等職。
駐愛爾蘭代表楊子葆,留法的土木工程博士,建築專業,同時是「葡萄酒專家」以及作家,先前擔任過駐法國代表、僑委會副委員長、文化部政務次長、外交部政務次長等職務。
駐瑞士代表黃偉峰,英國牛津大學政治學系博士,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曾任陸委會副主委。
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德國文學博士,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曾任新聞局長和駐德代表。
蘇老師的文章給人一種印象是,只要隨隨便便就可以被任命為大使,真的是這樣嗎?這些人每個都是蘇老師學術圈的同行,結果被講成「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或其子女」。看一下以上這幾位代表,有誰是隨隨便便被派出去玩的?(另外,蘇老師沒提到的駐捷克大使汪忠一先前是受到馬政府重用的調查局局長,駐希臘大使郭時南先前曾經派駐過斐濟和新加波)
第三,蘇老師文中指控在「東京丶巴黎丶柏林丶愛爾蘭丶瑞士丶泰國等地」外交人員過很爽。身為外交人員的家屬,尤其也是在所謂「A區」擔任後勤角色的我,看到這個實在覺得很生氣。
蘇老師說「在這些舒適的城市,佔盡便宜,坐享公費支付的官邸丶專屬轎車司機和年薪三百萬以上的俸祿」。說實在的,這樣的指控是為黑而黑,然後把所有外交人員一起拖下水。外交人員的待遇都是法律明定、預算都經由立院審議,待遇也不會因為是不同的人上任而有所不同(職業外交官擔任的大使就不應該拿到這些待遇嗎?)。
同時,不管是在哪一個區,外交人員的業務量都是超多的,不會因為是在「A區」而比較輕鬆。而這是由於我們國家地位不正常,然後又要應付中共在各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在爆炸的業務量下,不可能有哪個人擔任大使是去渡假的。
而且蘇老師文中還有一個很大的迷思(同時也是社會上許多人的迷思)是認為非邦交國就不需要拚外交。事實上,我們的外交處境艱難(雪崩式斷交發生在許多人認為最會拚外交的國民黨手上,不要忘記這件事),因此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正式的邦交,但這完全不代表我們在這些國家不需要外交,甚至剛好相反,因為在國際政治上具有重要角色的強權國家,我們都更需要投入資源去拚外交,而且大部份還都是在所謂的「舒適城市」啊!
例如巴黎和柏林是多麼重要的歐洲政治重心,瑞士也有很多的國際組織總部,泰國是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之一,難道在這些國家拚外交都不算是拚外交?這實在是很典型的中華天下觀舊思維。
在愛爾蘭這樣的地方也常常被人們忽略,但就是因為人們不重視、過去的關係可能沒這麼好,那更代表我們有很大的突破空間,不是嗎?(所以派了一位葡萄酒專家、又是專業的學者去擔任代表)
日本就更不用說了,像這樣的重要政治關係的國家本來就是要派一個具有足夠政治重量的人去擔任大使,不然還會被對方認為是看不起他們。
不管是誰來擔任外交工作職務,除了業務量同樣是爆多、政務也同樣都是很重要之外,外派工作的本質其實也都是一樣的。大家要想想看的是,有多少人願意放下家人、朋友、熟悉的環境,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工作?你要不要考慮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小孩的教育問題?
再考慮一下機會成本的問題,「年薪三百萬台幣」在柏林、巴黎、東京、瑞士這些地方會很高嗎?又,以一個台灣的正教授或副研究員等級來說,雖然年薪比起其他很多國家的同行來說真的是很低,但算上全部的收入(演講,版稅,審查費,各種出席費)就算真的低於三百萬好了,難道會差距很遠嗎?
這些所謂「舒適城市」的外交人員絕大多數仍然是文官擔任,包括蘇教授談到他的好友蘇啟誠處長,也是在「舒適的城市」服務。為了罵民進黨,把外交工作講成「在舒適城市佔盡便宜」,這是非常可惡而且失格的指控。
第四,蘇教授指控外交人員可能會以黨派立場為出發點。蘇老師說,「他們最在意的事,大概不是把對外工作做好,而應是好好接待來自國內的民進黨高官;他們汲汲營營的,可能不是如何尋求外交突破,而是在外國人面前宣揚或辯護蔡政府的國內政績。」
其實,外交人員不管是政治任命與否,在國外就是代表總統、代表政府,如果不辯護蔡政府的政績是要辯護誰的政績?馬政府時代的外交人員就是辯護馬政府的政績,蔡政府時代的外交人員就是辯護蔡政府的政績,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蘇教授指的是「拍馬屁式」的那種宣揚和辯護,那麼這其實也跟黨派無關,官僚體系裡面的拍馬文化到處都有,不是哪個黨的專利,這種事情業內人士都清楚得很。
話說回來,我們的外交部為什麼現在形象這麼黑,其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為在威權時期,很多即使是事務官的職位都是要非常地「顏色正確」才能擔任。其實,現在狀況已經比當年還要好很多了,人員任用也不再是看顏色決定的。然而,整個組織文化仍然是非常官僚,讓許多外交人員整天瞎忙,然後又要應付各種巨嬰刁民,以及各種不合理的上級指令。我們的外交人員絕大多數都相當認真的,但是也都在各種瑣碎小事當中被磨掉了志氣。然後,還有像是蘇老師這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樣子,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指控外交人員過太爽的輿論普遍存在,其中存在了太多對於外交工作的迷思。種種各方面都讓我們前線人員心灰意冷。
所以,回到蘇教授的提問:「你說,是誰,殺了我們的外交官?」我會說,整個官僚組織文化是最大的關鍵。然後,在中共推波助瀾以及媒體配合演出與煽動的結果,讓輿論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這跟我們教育體系長期下來把人們教成不懂得獨立思考的樣子是有直接關聯的。蘇教授這樣的貼文,不管是在內容或論點各方面都非常不合宜。
※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菜市場政治學執行編輯。現旅居美國華府擔任外交人員的「後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