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香港是個奇怪的地方。與其他東亞國家相比，香港戰後發展頗為平穩，未有太多動盪。在1970年代之前，社會抗爭若非零零星星、就是只屬少數關懷。流血最多的1967年暴動，是親共派受文化大革命鼓舞而發動，既非大眾、更非本土。1966年的九龍騷亂算是最多年輕民眾參與的本土抗爭，卻未能持久。

當時大部份香港人曾做過的抗爭，就是用腳投票，向中國及（被中國流亡政權佔據的）臺灣說不。他們渡過深圳河後，大都只為謀生營利胼手胝足，既然「（中國）帝力於我何有哉」，在政治上就沒太多要求。

香港人為政治付出不多，卻能獲得東亞少見的善治。在經濟方面，香港工業於1950年代後急速發展，人均生產總值是亞洲四小龍之冠。在民生方面，殖民地政府不斷擴展公共服務，其國營房屋規模更屬世界頂尖水平。在政治方面，雖然香港實行殖民制度，但政府尚且尊重合約精神，亦不會灌輸意識形態。

雖然法律限制政治行動，但若非挑戰英國在港主權，書生論政終究不會危及人身安全。雖然以現代標準而言香港仍是專制的殖民地社會，但當時整個東亞，也只有日本能比香港更自由。

到了1980年代，香港人飽嘗（殖民地式）現代化的果實，就認為香港已能廁身發達國家之列。可支配收入多了，有能力出國旅遊，在國外又以優越的心態理解異國風情，難免狗眼看人低。網上討論區的臺灣鄉民提及港仔，例必罵聲連連，就是那個時候種下的業。

當時中英兩國正商議1997年主權移交之事，中國帝國主義亦已染指香港，但香港人見當時中國人仍普遍窮困，就妄想小小的港國能「北進殖民」征服中國。香港人心底雖抗拒中國接管，但想到整片海棠葉都是自己的遊樂場，有好一批人就選擇悶聲發大財。

戰後香港不可持續的幸運

香港人自詡進步，嘲笑臺灣是充滿老套「中華民國美學」的落後國家、甚至覺得能以「文明開化」逆向征服未來的宗主國。然而，他們沒想過一切進步的成就，都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而且是建設在浮沙之上。殖民現代性，終究只是半套現代性。

比如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歸根究底也是強調 Law and order 的殖民地法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這法治四大層次，香港的法治只能達成頭兩項。近年香港政府高調打壓抗爭者和在野派，用的也是英國人留下的法律。只是英國人會自我設限，有中國撐腰的親中媚共派則有權必用。

何以英國人會在香港自我設限？這不是因爲英國人仁慈或高尚：他們在南亞和東南亞，也很血腥暴戾。歸根究底，這是源於香港特殊的地緣政治。英國從未打算在東亞設立掠奪殖民地，並一直將香港定位為支援英中貿易的據點。戰後英國國力大衰，若中國堅持發兵侵佔，根本沒有能力守衛香港。

然而，中國在易幟後被美國圍堵，必須利用香港仍獨立於中國以外的狀態，利用香港取得外匯。因此1967年暴動時香港親共派暴徒雖然想要裡應外合、深圳河北岸的民兵亦磨拳擦掌，中國當局卻不為所動，無意出動正規軍南侵聲援。

這種微妙的平衡狀態，或可稱之為英中共治之局面。此時中國暫且放棄唾手可得的香港，只以軟性手段進行統戰，並提供廉價糧水養活這隻生金蛋的鵝。英國雖繼續掌握管治權，卻不得不面對中國及親共派內外夾擊，如芒在背。香港政府一方面以嚴厲的治安條例剋制親共勢力，另一方面卻也不得不收買人心。

為此殖民地政府逐漸發展出一套美其名曰「諮詢式民主」的治術，實際上就是在各種方法在民間搜集情報、偵察民怨，然後儘可能在民怨未發酵前就先發制人地推展利民政策，以求在不辦民主選舉的情況下模擬民主管治的效果。

也就是說，當社會出現抗爭，政府就會儘早回應，甚至會借民氣壓倒資本家和舊官僚的阻力。這樣當抗爭尚為個別事件時，就大體上得以解決，大部分參與者都會返回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有抗爭也不會發展成質疑政治秩序的社會運動。若還有人感到不滿，一句「再嘈擲你返大陸」，通常也能夠消音。此後仍然堅持「尋釁滋事」的，大都是親共派，此時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就會以行動提醒他們：集中營這款玩意是由英國人發明的。

Cyberpunk的虛擬自由主義

以「諮詢式民主」管治的殖民地政府，在大部分時間都會自我限權、因應民情擴展公共服務、甚至以行政改革糾正官員貪污濫權的毛病。但香港的進步卻建立在脆弱的前提：英中兩國皆不能把香港整碗捧去。當美國於1970年決定聯中制蘇，這種特殊的地緣形勢就註定會扭轉：只要圍堵中國不再是美國國策，香港要擔當外匯窗口，亦毋須獨立於中國。

亦因如此，中國於1980年代便放膽向英國要求取得香港。即或如此， 1997年以前香港尚未到手、中國經濟改革初期又急需資金，中國對旅中香港人仍是客客氣氣：在周日縱容他們「北上殖民」的大頭症，讓他們剝削一下平時就被幹部欺負的中國草民過過癮；到周末，就容讓這批大頭症病患解放小頭，用聞名中外的莞式服務滿足其南征北討的慾望。 但隨著中國取得香港，這一切都必會改變。

香港人得享現代化文明的果實，自高自大地以發達國家的子民自居，卻不知香港現代化的根基不在本土，一切都只是因機緣巧合地由別人送贈。香港的現代化，亦大都局限在物質生活的現代化，他們對支撐現代文明的制度不求甚解、對現代思潮的理解亦極其有限。他們以為只須好好養活自己，緣份到了，現代化果實就唾手可得。

他們大多沒有權力慾，覺得政治是達官貴人的煩惱，只求歲月靜好。他們雖然討厭獨裁，亦覺得民主是個好東西，卻更厭惡任何搞擾安寧的粗魯。他們以為英國人已留下文明的制度，覺得在體制內推行變革才是穩妥，嫌體制外的抗命有辱斯文。到1980年代香港民主運動起步、政府又開始引入代議政制，香港人卻只能把民主政治理解成選舉賢能的代議士，然後寄望能在議會內理性論政：他們都忘記香港議會從未實行全面直選。

而爭取民主的尊貴代議士，大多來自法律行業，都以為殖民地法治是真正的法治、誤以為殖民地體制真有程序正義可言，相信只要端端正正地坐在議事堂內，就能以和平理性地按程序改革制度。明明香港的現代性，只是半套的殖民地摩登；香港的選舉政治，也只是裝飾重於實際的鳥籠民主。但香港人卻以為自己身處貨真價實的現代社會、把粉飾過的殖民地體系當成穩步發展的民主政治。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將這種誤將表象當真實的想法，稱之為虛擬自由主義。明明一切都只是當權者因投鼠忌器而自我克制，香港人卻把表面的自由開放信以為真，還將這種不可持續的特殊狀態當成引以為傲的成就。香港外表摩登進步、實質敗絮其中，活像 Cyberpunk（臺譯「賽博龐克」） 的反烏托邦。我家附近大樓因爲外觀有如《攻殼機動隊》那些宏偉而霉爛的大樓，成為荷里活科幻片取景之地。之後眾多西方日韓遊客前來拍照打卡，游人如鯽，甚為擾民。但 Cyberpunk 的，豈只是一兩棟怪獸大樓？那根本就是香港的社會氛圍。

葉公好龍的虛擬進步主義

然而俗諺有云：「一根手指指責人，三根手指指自己。」羅永生及其友好，同樣未能避免虛擬自由主義的毛病。他們在2000年代中曾經發起社會運動，針對既有民主派過於注重選舉得失的毛病，主張要於議會外建設公民社會。他們應為公民社會發展與本土意識相輔相成，以維護本土集體回憶的名義組織名為「本土行動」的抗爭陣線，要阻止政府拆除中環天星碼頭和遷拆皇后碼頭，亦反對利東街等歷史社區的拆遷。

俗諺有云：「一根手指指責人，三根手指指自己。」（作者提供）

2009至2010年反對以天價建設廣深港高鐵的抗爭，可謂這系列社運的高潮。然而在過程中，媒體揭發中國於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片面把香港納入規劃。如今問題不純是市場聯同專制政權侵蝕本土，更是中國意圖抹除港中邊界、並全面吞併香港的根本矛盾。CEPA 帶來的港中經濟不對稱融合，以及隨中國旅客自由行政策而來的生活磨擦，更令港中矛盾白熱化。一直主張「世界無疆界」的進步人士，此時開始集體失語。

此時原與「本土行動」友好的陳云根（筆名陳雲），不滿多年來屢戰屢敗的抗爭方式，決定以「引導民粹」的方式自行抗爭。此後爭取港中分家的本土論述如雨後春笋，失語的進步人士卻指斥強調港中分界的主張都是「排外民粹」，也許是把對陳云根「叛變」的怨恨都投射進去。

當主張香港獨立的梁天琦被裭奪2016年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羅永生卻有失公道地指責「民粹主義盛行、港獨等激進主張氾濫，正好反映公民社會被侵蝕、獨立運作的種種社會制度日漸崩壞」。同樣積極參與「本土行動」抗爭的梁文道，更毫不客氣辱罵本土派「只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給出藉口去讓香港一切珍貴的價值逐步淪喪」。

一些本土派朋友，認為進步人士因爲心懷中國，才會對獨派諸多惡言。但仇視本土派的梁文道，卻於 6月9日的研討會中表示，「香港最珍貴的地方，就是殖民地政府從來都不要求香港人要有特定的民族認同......香港這一個身份無須排隊的地方，更是全球少有的......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價值觀等文化差異更令他更珍惜港人身份」。進步人士並非「大中華膠」，應無疑問。那問題出在甚麼地方呢？

歸根究底，他們和其他沉迷虛擬自由主義的香港人，只願意追求以賽亞．柏林所指的消極自由，而對積極自由充滿戒心。他們擁抱香港獨特身分，恐懼「積極身分建構」的中國黨國主義，因而消極抗拒中國價值。

但除「包容多元」的虛浮定義外，他們並不會積極建構香港身分：他們只知香港「不是中國」，卻不願說明甚麼「不是香港」，不肯承認或界定我者與他者的區別。他們覺得香港獨特之處，在於可以迴避中國那種國族主義大論述，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在此地安居樂業。如此就把戰後香港這種特定時空的過渡狀態，追捧為領先全球的「後國族主義」典範。是以當港獨派想建立一套真正屬於自己的國族主義，他們就視之為一種倒退。他們斷章取義地引用尼采，認為「那些與怪物奮戰的人，要注意別讓自己也變成怪物」，因而反對以香港國族主義來抵抗中國帝國主義。

沒獨立自尊的國族就沒有真自由

然而，縱使柏林要我們提防從政者以積極價值之名、行侵害人權之實，卻也強調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者不能偏廢。自由不能只建基於對霸權的消極抵抗。卡爾．波普爾提出的包容悖論，指出開放社會若要延續，就不可能完全包容，反倒必須制裁拒絕開放價值的人。

自由社會，必須要有制裁他者的機制，才能確保自由不被社群內外的反自由勢力侵蝕。由此推論，自由必須建基於對反自由行為的制裁和規範，而這背後須有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肩負共同命運的社會群體，把自由當作社群的公共財去一體守護。政治學家 Robert Putnam 於其名著 Bowling Alone 亦指出，「帝力於我何有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由其實只是敗壞社會資本的個人主義，最終只會引致自由民主的崩壞。捍衛自由，就必須有共同體。而公民國族主義，不也是要建設這種持守自由價值的想像共同體嗎？

香港沒國族的本土、沒國族的自由，只能存在於戰後52年間之特殊地緣體系，在1997年後就無法延續：因為香港已不再是雙重帝國邊陲，反已完全屈服於中國的淫威下。昔日香港人在英中角力的權力平衡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享消極自由，惟此情早已不再。

香港若沒有自己的國族去維護共同體價值、在帝國壓境時又未能堅壁清野區隔港中，香港那半桶水的自由絕對沒法子能抵抗帝國的破壞。就如梁文道於2007年聲援「本土行動」時，亦曾指出「一個社區眼看就要淪亡消逝了，你卻勸告他們將來不能排斥新移民，不要抗拒外來事物，這豈不是很沒意義的一件事嗎？」知識與見地，不一定與日俱增，失憶、退化、墜落，其實更為常見。

「世界無疆界」，本來是對曾經做過殖民者的大國之喊話。他們既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受益者，就必須肩負修補傷痕的責任，不能專顧自己。但香港只是個小港國，從來都只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而早前提及的「北進殖民」也不過是毫無現實基礎的意淫。

香港要成為貨真價實的開放社會，也不得不集合力量，抵抗各種帝國對香港的干預，為此港中兩國的邊界必須畫得清清楚楚。羅永生等進步人士誤將過渡狀態當典範、幻想香港是泱泱大國，卻不知香港只是受困的小國，是被英中兩國輪流蹂躪的殖民地。他們的進步主義，與被他們批評的虛擬自由主義是同一種貨色，也就是自以為義的虛擬進步主義。

虛擬進步主義的論述，有著來自天下各種進步理論的關鍵詞，內容卻盡是虛浮的夢囈。羅永生曾將報章散文，湊合為《殖民家國外》一書。後來此書翻譯為日文，副題竟叫《香港現代思想史》：零零散散的雜評升格為「思想史」，題目又誤導日本讀者聯想起丸山真男的鉅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如此攀附丸山真男，卻不知丸山一直主張以公民國族主義為自由奠基。這樣濫用大師的形象為自己的謬論背書，自我感覺未免太良好。進步人士沉迷於虛擬世界不能自拔，如今遊戲與真實也傻傻分不清楚。這回真是丟面丟出國外，有辱家門、斯文掃地。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