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監察問題多年來爭議不斷，法務部會同國安局等單位在2014年研擬「通訊保障監察法」修正草案，欲要放寬檢調偵查監聽的規範。其中，最大改變是將調閱通信紀錄權限，由原先法官決定改為檢察官就可發動，監聽條文也將放寬，行政院也已通過此修正案，待立法院審議。

過去，監聽法放寬、從嚴的爭議不斷，先是在2013年檢察總長黃世銘於疑違法監聽國會一案，2014年初立法院修法增訂「黃世銘條款」，若公務員將通訊監察資料挪作他用，將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加嚴監聽的規範，不過，因其批評聲浪不斷，2014年底此法又遭修正放寬。

「通訊保障監察法」修正草案中，針對調閱通信紀錄權限，影響較為輕微，而為救災救難或尋找失蹤人口等情，仍有調取通信紀錄之需，應無須上報法官，可由檢察官自行發動；同時也放寬流放毒物、於流通食品下毒、重大人口販運等重大犯罪，列為可通訊監察範圍。

另外，因黃世銘案而修訂，立法院得隨時派員至電信事業等處所監督通訊監察情形，也因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牴觸，予以刪除。

據《聯合》報導，法務部官員指出，此次監聽修法的主要理由，是由於檢警認為在辦案工具上被限縮，檢察官無法有效追緝罪犯，甚至有檢警人員辦案還被法辦，種種因素造成司法無法還公理正義於民。

針對此次修法主要放寬「調閱通聯記錄」的部分，許多檢警認為，調取通聯紀錄是調查犯罪的必要手段，是偵辦重大犯罪的利器，且不是通訊內容，因此未侵犯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對個人隱私權的影響較輕微。」

也有官員表示，過去檢察官可逕向有關機關以調取票查知通聯紀錄、通訊者基本個資，但2013年前特偵組爆發違法監聽風波後，僅特殊犯罪才能向法官以令狀聲請，造成檢警無法在小案子上幫人民伸張權益，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度。

不過，仍有檢調認為監聽、調取通聯紀錄等侵害人民權益的偵查動作，都應是司法人員辦案的最後手段，而非為了「方便」辦案，就頻以監聽和調取通聯紀錄方式來偵辦，這已讓檢警調人員好像除了不監聽、不調通聯，就不會辦案，連蒐證、臥底等其他辦案方式都不用了。

支持監聽法從嚴者認為，如果為了要獲取少數的犯罪證據，讓整個國家機器去侵蝕人民隱私，並非法治國家追求的目的。法律要如何在最小的人權侵害之下，合理獲取犯罪跡證，有待立法者再三激盪。（郭建國斬首蔣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