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有媒體報導我國教育部課綱委員會基於性平理由而主張「居禮夫人」應改稱「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或以全名稱之而引發諸多爭議，又有「交換學生」認為此乃是台灣社會屬於「舊時代之父權思維」及「缺乏國際觀」所導致；對此，守護台灣期盼能夠從歷史事實的角度，為20世紀初期的中譯姓名提出辯護。   

首先，居禮夫人是波蘭族裔，而他先生皮耶．居禮(Pierre Curie)是法國人，夫妻二人於1903年同獲諾貝爾物理獎)。從歷史紀錄中，人們可以確認居禮夫人婚後，並未單純冠以夫姓，而乃是採用「雙姓氏」並行為之，即是使用「Skłodowska Curie」。(下圖：居禮夫人簽名圖檔)。

另一方面，居禮夫人的191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證書上也清楚記載受獎人乃係「Marie Skłodowska Curie」，故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確認居禮夫人生前乃是以「瑪麗亞．斯克沃多夫斯卡．居禮」為姓名，這樣的方式是同時表達了她波蘭裔的血統與與婚姻連理的文化認同。

第二，「居禮」家族共獲得了五個諾貝爾獎嘉勉，居禮夫人的女兒伊雷娜·約里奧-居禮(Irène Joliot-Curie)及女婿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禮(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於1935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而「居禮」更被訂為放射核種衰變速度的物理單位，得以永存科學史，實在是前無古人、後更是難再有來者，更加難能可貴地是居禮夫人的女婿都要為自己冠上「居禮」這個姓氏，成為一位「屬於居禮家族」的成員。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能夠讓自己女婿甘願入贅，恐怕也是女權史上的首例。

最後，「夫人」一詞，在上個世紀的中英翻譯上所代表的乃係「極高尊崇」。無論是以色列創國者「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或是英國政治家「瑪格麗特．希爾妲·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伯爵」，在台港中的翻譯都是「梅爾夫人」和「柴契爾夫人」。 這和20世紀初敬崇上級的文化有直接關聯，如在西方軍事傳統中，下屬對於長官命令的回應都只有一句：「Yes, Sir (是，長官)」，而當長官是女性的時候，則成為：「Yes, Madam (是，夫人)」。  換言之，20世紀初的文化中「夫人(Madam)」乃屬「敬語」使用，所代表的是「士(上位者)」。

如果為了增加下一代的國際溝通能力，政府要在教育中以外語來為外籍科學家「正名」，這當然可行。如依照居禮夫人生前使用的選擇的表達方式，可用法文或波蘭文發音來尊稱「Madam Skłodowska Curie」。 然而，使用的「雙姓性」加上「夫人」的稱呼」，非但有強調居禮夫人崇高的學術地位、更彰顯了對於她波蘭血統及與法籍先生「皮耶．居禮」締結連理的事實。

兩性平等或是性別平等(Gender Equity)，無論是在聯合國婦女組織(UN WOMEN)或是我國憲法框架下，都是指促進「兩性(社會)地位之實質平等」，任何對於女性(或男性)的貶低，是台灣社會所反對的，而確保男女的平等也是台灣人民所樂見的，然而這絕非是要無視男女生理差異而將男女視為絕對的對等，甚至是絕對的獨立對待。  

人民不解的是：「使用『夫人』作為敬語，是如何貶低女性？」

另外，讓人民更難理解的是：「為何將姓氏加上了『夫姓』的婦女，就『硬要被解讀』為丈夫的附屬品」？  到底有甚麼時政的民調是可以佐證台灣人是這樣的把女性當作商品？

如果今天台灣進行一項全民調查，問：「是否認得Pierre Curie？」 恐怕，全台非研究物理和化學的都會以為他是法國品牌「沛綠雅(Pierre)」氣泡礦泉水的老闆呢？

「居禮」這姓氏對於居禮家族的成員而言，是很非常光榮且可以自傲的。 當居禮夫人的女兒為她母親所撰寫傳記就是採用「居禮夫人(Madam Curie)」為名稱時；我國教育部的課綱委員真的不宜以一個「要粉碎父權框架壓迫」的態度來推定上世紀的譯者都是為了「維護父權社會利益的緣故」而故意將「Madam Skłodowska Curie」翻譯為居禮夫人。 

如何稱呼一個人，即便在人權至上的今日，亦牽涉到當事人的意願以及該國複雜的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 守護台灣深深期盼台灣社會都能夠學習居禮夫人以一個開放、多元並包容的思維模式去思考與解讀「婦女姓氏、冠上夫姓」，即便在上世紀，也不代表對於女性人格的否定或不尊重；居禮夫人真誠的面對夫妻乃一體、除了自己獲得兩項諾貝爾獎的肯定外，也讓延續到下一代靠著女兒和女婿也獲得諾貝爾肯定。  

台灣社會實在無須動輒事事以「父權迫害」為解讀，這麼作除了容易讓社會人民反感外，更非台灣之福！

※作者從事金融業／法經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