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合作的自由主義精英　正面臨挑戰和革命

發明光纖的科學家高錕，在9月23日於香港沙田逝世。在光纖出現之前，大家也是可以上網，只是速度慢、成本高。光纖出現之後，訊息吞吐量爆炸性增長，使各種科技產品和網絡應用，成為可能。例如網絡硬盤（碟）、雲端技術，如果沒有光纖，而是用電話線模擬訊號，這些技術都不可能出現。簡單而言，將人類歷史縮小為一本100頁甚至50頁的小書，很多「名人」都會省略消失，而高錕的名字卻會留下。

然而，即使這個科學家改變了一個星球的訊息交換方式，他的死訊在香港卻沒有占據主要版面。前段時間，占據香港主流傳媒版面的消息，是港深廣高鐵香港段通車。關於高鐵有多好的消息，在親中主流傳媒的覆蓋下，鋪天蓋地，而高錕的消息則被縮小為一般的名人逝世格子，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香港的傳統傳媒大約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共產黨的喉舌，雖然沒有銷量，但代表中國官方立場，以《文匯報》和《大公報》等等為代表，這幾天不斷歌頌高鐵，彷彿高鐵通車、普天同慶，是香港頭等大事。

第二種，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商業報章，他們要面向市場，在一般人之間有影響力。中國入主香港之後，很多傳媒老闆或有意北進入幕，或顧著自己在中國的其他生意，或兼之有之，旗下的報章也跟著「從了」。這類主流傳媒對高鐵的重視，也不言而喻，只是可能夾雜高鐵通車的混亂、市民的抱怨，或者中國乘客一落車就吐痰之類的花邊新聞。但無論正與反，他們都engage了這個議題，同樣是鋪天蓋地。

第三種也是主流和傳統傳媒，但會在言論上支持友好的反對派，即是傳統的泛民主派。這裡也有各種人脈和政治勢力的影響。但高鐵議程，在特區政府率令的大合唱之下，已經成為新聞熱話。一為點擊率，二為交功課，即使是從負面角度去講，亦無阻高鐵在最近成為香港幾乎唯一的新聞議題。

香港高鐵只是象徵政治效忠

問題是，新聞議題不一定反映社會和真實，尤其是受到外部勢力高度操弄的地方。事實上是，高鐵根本無關痛癢。從經濟層面來說，坐高鐵去中國要花的時間，竟然比既有直通車系統還多；高鐵的預期載客量，也不斷下降，現在大家都預期，高鐵將來要蝕錢虧本，然後政府高官就說，高鐵並不是用錢來衡量。

然而在八年前，中國和特區政府說要建高鐵的時候，就是一堆「高鐵會大大促進香港經濟」、「不建高鐵香港就會邊緣化」的彌天大謊。事實上香港人的經濟和生活，並沒有因為高鐵而大為改變，甚至連小小波瀾都不會有，但主流傳媒就將之煮得沸沸揚揚，好像那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打開電視機，打開手機，打開報紙，全部都是高鐵。而真正對世界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家應該占據版面之時，後者就在無形之中讓了路。

高鐵事實上與經濟和民生無關，甚至只會有害，它徹頭徹尾只是一個政治工程，一種「中國稅」。當年的利誘，都是謊言，實際上是香港用了超貴價錢，被迫輸送公帑給中國公司。中國向「一帶一路」輸出政治影響力之前，早就向香港下了手，做了試點。對於高鐵的重視，不過是趨炎附勢；因為連行政長官也說，因為每次去中國述職或公幹的行程都很緊湊，所以暫時不會考慮坐高鐵。可見高鐵根本是象徵政治效忠，而與一般人無關。

每一個對高鐵大唱贊歌的社會賢達，不會有多少人從此下定決心，放棄既有出行方式，而轉投高鐵懷抱。高鐵或飛機，不過是工具，人才是目的。但在香港，代表政治忠誠的高鐵才是目的，人民反而被鼓勵去削足就履去「配合」高鐵。

不管是八年前關於是否要准許工程的衝突，乃至今日的擁鐵主旋律。整個社會，彷彿都在落力歌頌一個虛空的東西，非常病態和變態。即使他們怎樣說經濟、說工程、說時間、說行程，彷彿那是很實際的東西，但說到底，高鐵並不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而是唯政治論的產物。

彷彿中國勢力就代表印鈔機

香港人講錢講實際，十分知名，但高鐵很明顯不會幫到香港經濟，反而會成為財政黑洞，如果實是求是，利益至上，根本不會答應。當日的答應，還有今日已經米已成炊的讚歌，都只是唯政治論，而不顧香港經濟和利益。

極少數的人為了政治表忠，而浪費了屬於全香港人的寶貴公帑。台灣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朝野，大多數時候都不是面向一個「真實的中國」，而是一些虛無飄渺的政治想法，例如兩岸一家親、彷彿中國勢力就代表印鈔機之類。

然而真實的中國，也是要吃飯、要開銷的國家機器，他們向外「投資」，當然不會是因為佛心來著。有錢的，像香港，就用各項基建之名剝削庫房；沒錢的，就借一個他們不可能還的錢，然後迫他們抵押港口、天然資源之類，令這些國家淪為中國的勢力範圍。他們今日怎樣剝削香港，將來也會怎樣剝削世界。

中國在全世界的傳媒機構都有人，他們散播「中國代表進步，代表經濟機遇」的意識形態，已經起碼有二十年，著道的人是很多的，台灣人之前就因為迷信中國進步、台灣落後，而葬送了在日本風災並無過失的外交官。

每次關於「我國經濟」不好的討論，為甚麼一定指向了中國，好像「給中國來管」，經濟就會好？中國國內的經濟也在下滑，一般人也要「消費降級」，她也自顧不暇，國外的人又憑甚麼認為恭迎了中國、與她關係好，就可以幫到本國的經濟問題？

從最底層的網絡水軍，到政治黨派和人物，或暗示或明示靠攏渺茫和充滿變數的中國，可以解決國內問題，都是中國輿論工程的一部份。攻心高於攻城，一般人以為解放軍沒有跨過國界，就不是戰爭狀態。我們有這種意識，也是政治洗腦的結果。

主體意識和國防，也包括言論和意識形態陣地，共產政權對此從來很擅長，「自由世界」卻有其短板。近二十年，「親中」與「全球化」是糾結在一起的，使得親中的人也可以無視其專制和陰暗面，安心置身於「一同令世界進步」的美麗圖畫之中。

與西方精英自己的墮落脫不了關係

在歐美，蘇聯瓦解之後，自由主義就開始自我崩解，左翼自由派壓倒經典的西方文明擁護派，無盡的自我鞭韃和講究主觀個體的身份政治，在知識社群中成為顯學；台灣則是解嚴以後，社會急速自由化和左傾，而弔詭地同樣面臨歐美式的主體瓦解，今日台灣不少人對主權大政治興趣缺乏，卻熱衷身份政治，是非常歐美風情的社會問題。

「進步派」、「自由主義」在這個結構下，成為「反言若正」的名詞。「進步派」或倒向貌似是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的中俄等國，或以「世界主義」事瓦解原生群族，促進其向全球化體系靠攏，自由派精英與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的中國合作，是近世的大諷刺，也是其衰落和革命繼起的原因。全球範圍的本土主義，是對這種普世亂象的反動。

最近，老牌雜誌《經濟學人》主張要「改造自由主義」(renewing liberalism)。她慶祝創刊175周年，撫今追昔，回顧創辦人James Wilson當初搞雜誌、開言路，是為了反對當時地主階層導農民徵收重稅。他的主張是自由貿易、自由市場、限制政府，正是經典的自由主義。但雜誌似乎表示，曾經創造輝煌的主張，今日已經變異成另一個既得利益者，變成了人民的壓迫者。

這個利益集團有華爾街、有中國、學術機構、傳媒、各種跨國勢力，他們以「世界主義」、「全球化」、「進步主義」的話術，包裝奴役、專制和一個更廣泛的利益集團，將越來越多的地區和人民拖入黑暗。而各國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其對一國人民的問責性(accountability)，自然是不斷降低，因為真正的掌權者在幕後，是那班每年在瑞士達沃斯舉行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精英。

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而世界經濟論壇近年的寵兒，是中國的習近平。可見自由貿易、全球化、自由主義，已經通通受到(中國的)歪曲和惡意利用，彼此已經成為同謀。為甚麼民主在退潮、西方在衰落，這與西方的精英自己的墮落脫不了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才會出現川普為首的這類經典美國本位守舊派。這批「守舊者」，卻在今日催生了破壞性創造，帶來停滯中的進步。而固有的精英階層，經常以「民粹」一詞來回應批評。他們正正忘了，當年「民粹」一詞是保皇派用來污衊中產和下層平民。顯然，進步派徒子徒孫在今日已經與貴族無異，他們正用一樣的手段和用詞去阻塞變革，維持自己壟斷的社經地位。

《經濟學人》這樣鞭韃今日的自由派：

在過去幾十年裡，自由派太過安逸於權力，結果失去了改革動力。執政的自由派精英自以為掌管著健康的賢能體制，並且獲得了特權。

還聳動而準確地下了斷語：

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接管了自由主義。

該刊為「自由主義」開出一系列藥方，表示「自由主義的思想架構和理念正面臨改革和重生的轉捩點」，至少他們知道，現在的「王道」已經出了問題，必須改變。以往信仰「王道」的人，不知道自己出了問題，不知道自己已經由進步者，變成阻礙世界撥亂反正的既得利益者。

在自由主義續存的命題之中，有西方、有中國、有全球化、有主權問題，這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許會是21世紀的總命題。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