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當教會正歡慶方濟各教宗任職五周年慶時，對他急行軍般的改革速度與前進方向抱持高度質疑的不滿情緒，也差不多累積到瀕爆發的臨界點。隨著性醜聞處理失當的揭露，前教廷駐美大使Carlo Maria Viganò開了第一槍，之後，內鬥檯面化、醜聞滿天飛，羅馬天主教會可以說進入了內戰狀態。

對此，幸災樂禍的，震驚痛心的，祈禱悔罪的，甚至連魔鬼入侵說及末日將臨論都出現了。在各式各樣的互相攻擊中，最值得注意的言論是「該再鎮壓耶穌會了。」

這句話明顯地反映了虔誠單純的傳統教友在這五年間的滿滿挫折與困惑。事實上，感到無所適從的不只是單純的教友，近日德國《明鏡週刊》訪問了一些反對教宗的聲音，有教廷高層直指梵蒂岡瀰漫著怵殆感與不明確的氣氛，因為教宗行動力很強，但是搖擺易變。義大利歷史學家Roberto de Mattei 也批評「天主教會內部正處於前所未見的混亂狀態，缺乏方向與清晰度，因而導致緊張對立與分歧，並替教會的分裂鋪路。」

的確，天主教會內部正處於前所未見的混亂狀態，而且，似乎災難沒有止境。今年七月，中梵又展開新一輪的談判，前數日，教廷突然宣布與中國政府針對主教任命權等問題已達成某些共識，並簽署了一項臨時性協議。因為看不懂聖座的戰略跟盤算，再度引起全球非議揣測以及教友抗議悲觀。 唯一能確定的是，教廷不會給具體的說明與答案。

為了教友信仰生活的正常化，梵蒂岡與中國共產黨已經交手了60年。但是，從來沒有這麼令教友悲觀傷心困惑過。若望二十三世雖然開展新態度，但他謹慎地探索可行的對話之道；文革期間，教會受到大迫害，但保祿六世與繼任的若望保祿二世雖走著「對話」之路，但仍是忠貞教友的精神支柱。

具耶穌會特色的「中梵協議」

本篤十六世的立場較強硬，主張「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但他也同意「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到方濟各時代，從羅馬發出的友善言語及主動姿態繼續不斷地投向北京，今年九月，談判瞬間有了大躍進，中國方面突然決定開小門。

中共會選在此時開門，合理推測是衝著台灣馬上就要到來的選舉，並藉此打擊蔡英文跟民進黨。因為不管是支持外交關係正常化，或基於違反西法里亞精神而反對中梵建交的中國宗教界學者跟官員，都明確指出，若非民進黨執政以及打擊台灣的邦交關係，中國方面對於與聖座進行接觸的意願和動力其實是相當低的。

這並不讓人意外，然而，比較令世人困惑的是，倘若如教廷高層所透露，他們也不甚滿意這個協議，倘若《環球日報》的協議細節報導為真 （此報假新聞甚多），則這個讓步幅度顯然比「越南模式」大很多，那麼，為什麼教廷決定要接下這個球？為什麼要冒巨大風險去跟難以捉摸的政權賭一個輸贏難測的結果？這種讓人懷疑未經深思熟慮、有流於「草率」的行動，完全不是傳統的天主教行事風格。

不少人認為這是教廷對中國的認識不夠，也有歸於教宗的拉美出身及其偏左的思想。這些也許都有幾分道理，但是，有一個關鍵特質更值得注意：方濟各教宗的耶穌會士背景。這倒不是說該修會與中國的淵源深厚，因此他比前任們更積極，而是說，該修會的性格特質形塑了他的領導方式、經營策略與福傳想像，並也因此開啟了與前數任完全不同的應對策略：不只在面對中國的這個問題上，還有面對所謂的「世俗世界」及「現代議題」各方面。

教廷是一個毫無民主可言的機構，多數決策都是幾個人最後說了算，在這種可能比中南海更獨裁的體制中，如果不能冷靜地從教宗自身的修會培成及其特質來了解他的行事邏輯，則傷心事小，誤判事大，若因此而失去了對神的信心，那就真的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了。

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不確定」

五年前的3月13日，熟悉羅馬教會歷史與權力世界的圈子中，眼鏡掉滿地，Jorge Mario Bergoglio的當選實比本篤十六的退休遜位更讓人吃驚，退休是《教會法》明定的教宗權，唯世人少見多怪；但是，選出耶穌會士為教宗這點，顯然跟紅海再分開的機率差不多，連時任教廷發言人的耶穌會士Fr. Lombardi 接受訪談時都表示極震驚：「不敢相信他們竟選了耶穌會士。」

當然，為什麼會有這麼革命性的選舉結果只能問天主，但是，他的出線，就意謂著羅馬教會將有翻天覆地的改變。西方研究天主教的學者大概都有此共識，既然選了耶穌會士，就無法再預測教會的未來會被帶往什麼方向了：「從此，唯一能確定的事就是什麼都不確定。」

從法國大革命起，教廷就一直在面對與「現代」價值的衝突，也在尋找其於現代社會的存身之處，到梵二有了一個比較明確而具體的結果，算是邁進了一大步。然而，從教友對耶穌會的抱怨以及Fr. Lombardi 神父的意外，卻反應出教會內的一個巨大落差：領頭的高層教階們似乎已經準備好再往前走下一步，但龐大的肢體卻跟不上。

短短五年，教宗已針對不少議題在教會點火，每個議題都有一群人反彈甚至反擊，當然也必有支持者，沒有人知道這終將使教會浴火重生還是因之分裂，但是，可以確定的是耶穌會時代來了，這意味著某些過去認為不可動搖的立場或態度都可因「特殊狀況」而進行彈性調整，以達到追求終極價值或更高的目標。

毋庸置疑地，這會引起巨大的困惑與不安、爭議與反彈，而明確的事實是，從引起對立之始的那份宗座勸諭—《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到近日的中梵臨時性協議，都可以看到教廷在所謂的「原則」上有這種巨大髮夾彎的現象。

方濟各教宗的耶穌會士背景，形塑了他的領導方式、經營策略與福傳想像。（美聯社）

為什麼會有「只一隻腳著地」的詭異協議

耶穌會在天主教社群內，是一個歷史悠久、貢獻卓越但又飽受爭議的修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有不少迥異於天主教傳統的作風，相對於其他傳統老牌修會，耶穌會的現代性較強、機動性很高，雖然他們的目標是清楚明確的，但是他們會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去改變路徑、立場甚至方向。

若說教會及傳統修會像羅馬共和步兵團，則耶穌會比較像是波蘭翼騎兵。這種非典型特質，常見於早期前往亞洲的耶穌會士身上。因此，同時代一樣在亞洲經營的修會對耶穌會的各式變通（或言本地化）頗多抱怨也就是邏輯之必然。

當然，這樣的特質在本欲前往日本傳教的教宗方濟各身上也明顯可見。只是，這種特質對於傳統的羅馬天主教界來說，不僅難以適應而且極度難忍，因為羅馬天主教本著羅馬傳統，對於教條、規定、範例、指示等都講求清楚明確，知名耶穌會士Robert Taft便曾幽默自嘲：「信羅馬天主教比信東正教容易，教友只要上網到教會網站查一下，什麼事都會有範本跟標準答案。」

換句話說，傳統上，羅馬教會是一個有很多SOP的「機構」，但是，現在卻選了一個沒有SOP的領頭羊。

從這五年的聖座行事風格來看，教宗似乎總是盡力避免將「做選擇」絕對化，也鮮少願意把他做的選擇說清楚講明白，即使是面對樞機主教亦然，因此他引起的困惑就再沒有停止過。教宗幾乎每日都必須「做選擇」來解決教會這個大江湖中的各式問題，但他的沉默或不回應，對於什麼事都要有一個清楚答案或「給我個說法」的傳統天主教社群來說，最後成了不滿的根源。

避免讓「做選擇」絕對化，明顯是常作神操的人的獨特特質，現任教廷駐美大使對他的觀察剛好證明了這點：「discernment（分辨）在他的生活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總是隨時進行『分辨』（耶穌會神操中的一種神修操練），他非常務實，在見到事物之前，他不會有明確的意見。」這些話有助於我們了解這個領導者，也只有從他的心理意識（mentality）跟統御風格（leadership） 去進行分析，才能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種「只一隻腳著地」的詭異協議。

他不詭詐難測　他只是個耶穌會士

近日德國《明鏡周刊》中某不具名的樞機主教以「an icecold, sly Machiavellian」來形容教宗，這恰恰就是西方歷史上對耶穌會的刻板印象—Jesuitable，而他們對此的回應是幽默地以Jesuits之名行走江湖。這種自嘲式的幽默，素不為嚴肅的傳統天主教所喜，這種Jesuitness，從教宗最近開的那個「惡魔」玩笑（I am the devil, next to John Paul II）可見一般，當然，保守派傳統派嚴肅信仰派會大嘩然，震驚譴責憤怒全球。

公眾形象的方濟各教宗呈現出我們很熟悉的阿西西的聖方濟各意象，但是，專業人士都可以看到另一個聖方濟各—耶穌會創會會祖之一的聖方濟各沙勿略，他面對中國所採取的基本立場與態度非常接近范禮安。也正是這樣，反而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中梵聯合工作小組中，據說教廷不僅不派中國藉且對中國問題有所認識的高級官員參加談判，甚至連討論問題等都繞過我們最敬愛的陳日君樞機，照某些學者的觀察，「裡頭都是些不懂中國問題的人」。

這種「沒道理」的作法，其實跟范禮安捨棄讓Gnecchi-Soldo Organtino接任省長的邏輯是同類的，照說，Fr. Organtino真心欣賞日本文化、學習日語吃米飯、努力融入日本社會，受到日本人歡迎，這豈非最佳人選？但是這些優點也就是被范禮安淘汰的考量，正是因他對日本文化跟社會懷有深切認識（跟其他的人比），因此也就會難免有偏好。在此標準下，不受人歡迎的Fr. Cabral被范禮安批評誠屬自然，但是Fr. Organtino也沒有出線。一言以蔽之，因為「選outsider 好過有立場偏好的insider」。

不屈是勇氣　低頭是智慧

跟中國簽訂「暫時協議」乍看之下的確不是個明智的策略，明眼人都知道，想要促進地上地下教會的合一或是舒緩教會被政府壓迫的困境，都是野心太大之語。所以，幾乎人人都有這樣的疑問：顯然陸方仍牢牢掌握著主教任命權，而教廷方面將淪為橡皮章，這等於是將主教任命權給讓出去了。都說，主教任命權對教廷非常重要，那麼這個協議的戰略意義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許多學者認為「教廷絕不會輕易放棄的神聖權力」的假設，在方濟各當選後，就有了不確定性，因為，傳統上，耶穌會士本身就是聖統制的邊緣人，因此，對教廷傳統來說非常重要的「主教任命權」，碰到耶穌會聖座，遊戲規則可能就會被微調。

事實上，教廷把「主教任命權」抓在手上，並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歐洲史上，教會只能被迫接受各方勢力推出來的主教甚至教皇，那才是常態。也因此，教會菁英對於「主教不是我們的人」的歷史事實早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聖統制很堅強的地方自有其經營法門，控制不了的地方，也有許多因應之對策。

在天主教整個宣教大事業中，聖統制的實質影響力未必強過認真經營的修會。故而，就算跟中國政府分享這權力，也未必表示就會失了控制力。

當然，這也不是件該悲觀的事。許多人對於「黨提名」的主教有疑慮。但是，信仰本身就是一種豪賭。不管有多少政治算計，宗教問題最後還是要回到最單純的信仰本身來，回到宗教邏輯上來，從教宗到小教友，大家最後仍然全都要回到最直接的一個根本問題，回到你自己跟天主之間：到底信不信天主有大能？

如果宣稱是基督徒，卻不相信神一定會贏，不信聖言能戰勝黨意，每周在教會對著聖十字架高呼神有大能，卻不相信聖言能改變中國人，這不是邏輯有問題嗎？那還每周去做禮拜望彌撒幹嘛呢？「Credo」是用來自嗨的嗎？

不用說到太遠的坎特伯里的貝克大主教，若如傳聞，南部長老教會為了反同婚而支持韓國瑜，豈不就證明了宗教信念的確極有可能強過意識形態？如果連台灣最不可能支持國民黨的南部長老教會都會為了教義而「相忍為神」，拋棄了他們長期支持的民進黨，如果說，這是一場「神」對「黨」的決戰，是上帝對魔鬼，那麼，誰終將贏得最後勝利？所有的基督宗教在這問題上，應該都只有一個標準答案。

特殊的艱難時刻　神揀選特別的人

但天主選了一個具有游擊隊式行事風格的教宗，也就意謂著，我們過往累積的知識可能都不大管用。事實上，這樣的統御方式跟性格特質在處理中國問題上，無疑是目前的最佳解。誠實言之，教內沒多少人知道教宗到底了不了解中國跟共產黨，然而，對中國問題有清楚的認識，也不見得比較有勝算，利瑪竇當年踏上中國的土地時，他很了解中國嗎？他到死，對中國的認識都算有限。

沙勿略當年一到日本後，很快就能判斷，果阿的方法不適用這裡，要因地制宜。中國與教會拒絕往來60年，又幅員廣大，各地區的狀況都極不同，要有「確實的、全盤的」認識，總得先進了門去。嚴格講，當代中國政府的現代性思維相當欠缺，高壓統治手段無異於清帝國及幕府時代，因此，以16世紀的方法來應對或許更能收實效。當然，照耶穌會士的行事風格，之後若又有什麼出人意表的行動，也不用太吃驚。

至於有了「起點」之後要如何行事，當然就是「隨機應變」。用武俠小說來比喻，耶穌會士是練獨孤九劍心法的，無招。這也是Fr. Cabral會如此嚴格地監督確認修生會士鍛鍊神操而非要求他們好好學日語認識日本文化的理由，除了他覺得日文太難之外，更關鍵的理由是，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中（戰國時代），對日本有多少認識，都不如隨時保持神智上的清醒冷靜、行事上隨時保持彈性與機動。

從教宗身上，我們依稀可見當年沙勿略臨危受命，被詢問能否前往果阿時的那句名言：「夠好了，我準備好了。」準備好了，不是他對印度有充分認識，而是精神心智裝備完全。你問教宗準備好進中國了嗎？他應該是會回答你「隨時都可以去。」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好協議生出壞結果很常見，壞協議卻有意想不到的好結局也不是太少見。沒人知道這是個邪惡的詛咒還是 blessed in disguise，但是，出身南美，知道什麼是打游擊的聖座顯然比任何人都更適合打無戰術之戰。這種戰術，完全不是山姆大叔熟悉或擅長的。

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意向難以捉摸，也因此，傳統羅馬軍團的戰術毫無施展空間；由於中國的政治走勢如無字天書，因此教會在攻防上只能以無招的獨孤九劍回應，且戰且走，隨機應變，見招拆招。

這的確是個不知代價可能多大的豪賭，而且，史上耶穌會也的確犯下過不少致命錯誤，但是，以宗教角度來說，這張「什麼都沒寫」的協議上，仍隱隱看得到天主之手，也許我們該停止窮盡人腦的機關算盡跟權力拔河，「給天主一個機會」、讓聖言自己去做工。既然天主選了耶穌會士，就必然有祂的盤算。出身法國的Christophe Pierre大主教以典型的天主教邏輯來結論，「方濟各之所以會出線大概是聖神在其中作用吧，在這個艱難的時刻，選擇了非典型的人來領導教會度過難關。」

※作者為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 : 奧體 （Corpus Mysticum)）神學政體、法國王權史、聖座外交、美國天主教移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