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離開美洲中時，兩手空空，一籌莫展，想回臺灣，卻始終拿不到「回臺加簽」。臺北情報單位把我列為叛逆份子，雖然未分類為親共或是臺獨，但反K的色彩絕對是強烈的。拿不到「加簽」，就回不了臺灣，只能在美國另謀出路，但對長久從事華文新聞工作的人來說，除了動筆桿，幾乎只能餓以待斃了。

擺攤做生意，暫度工作空窗

此時正巧碰見以前臺南一中的學生潘祥梓，他知道我的境遇後，建議我先求糊口，勿論身份。他在史泰登島（紐約五大區之一）上一座大型跳蚤市場中經營金銀珠寶首飾攤位，每周擺攤四天，生意頗為順手，利潤也不差，每月稅後盈利在五千美元左右。他建議我不妨從小地攤開始，做點紀念品為主的買賣，等待熟悉市場後，再擴大貨品範圍。我毫無從商經驗，面對顧客，不僅不懂得招徠，甚且渾身不自在，但處於全家活命的「非常時期」，只能挺身而出，放下文人的身段，做了一次美國地攤的老闆。

但賣什麼呢？祥梓建議我賣些具有創意的裝飾品，他教我從哪裡批貨，如何向跳蚤市場經理登記、付租金，如何挑選攤位。終於擇吉開張了，但我既不懂宣傳，也不諳叫價，只能呆站著等顧客上門。周末生意最好，我兒子也來幫忙，他從小在美國長大，除了英語順溜外，對於「做生意」既自然又善於應對，與顧客交易毫不害羞忸怩，令我感悟，美國真是一個商業國家，孩子們自小學開始，同學間已有金錢交易，交換玩具，先談價錢，我的玩具交你玩一小時，要價兩角五分，同樣地，我想玩你的玩具，也必須付費，大家視之為當然，權利、義務一清二楚，既無爭執，亦不致有羞愧感，因此他來攤位協助，反而生意興隆，勝我百倍。

擺了三個月小攤，清算下來，還是虧損，帳面上雖有利潤，但如計入存貨，就出現了負數。例如聖誕卡，過了聖誕節，剩下全屬存貨。大部分卡片上均印有年份，不可能次年再賣，等於成了廢紙，因為不知如何處理，一度塞滿了家中的地下室。

余老闆美意，多發半年薪資

在此進退維谷之際，余老闆的次子余建新（我們慣稱他「阿拉伯」）突然造訪，令我頗感意外。在報社任職時，他是總經理，我是總編輯，兩人交往甚密，我離職後，即未再聯絡。他約我至一處小公園見面，一開口便說：「你受委曲了。」「你應該知道，臺灣的政局多麼詭譎，我爸不這麼處理人事，便難以向當局交代。」「他特別要我來向你致意，並要我按原薪繼續發半年給你，讓你的生活暫獲喘息。」我當然感激不盡，至少有半年時間可以另謀生路，於是我將跳蚤市場攤位收掉，以免繼續虧損。

此時，美洲中時已宣佈停刊，原有人馬部分返回臺北總社，部分留在美國各籌生計，而我還能坐領乾薪，已是幸運了。

擺攤期間，有朋友跟我說，「大陸的中國新聞社駐紐約辦事處負責人想與你一敘，深入了解一些臺灣的現況。」我難以推辭。某日，四位客人（已忘其姓名）光臨舍間，態度謙和，無所不談，聊臺灣政局，也聊臺灣媒體，還聊到我個人未來的出處。此時，一位自稱是中新社紐約特派員的女性話鋒一轉，問我可否為中新社寫點稿子？不論採用與否，一律付費，每篇兩百美元。我聽後大吃一驚，當時兩百美元算是「天價」稿費，美洲中時的社論稿費每篇不過五十美元左右。

在我窮困之際，竟有人以這麼高的稿費約稿，怎能不為之心動？但我的答覆是：「茲事體大，必須仔細考量，容後答覆。」他們離開後，我仔細思量，這一生從事新聞工作，從未屈服於政治勢力，既不受威權恐嚇，亦不向金錢低頭。記得我任臺灣日報總編輯未及三個月，某日搭乘火車自臺中赴臺北，對號入座後，旁邊坐了一位中年紳士，西裝整齊、彬彬有禮。未久，他自我介紹是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委，閒談之間，他竟詢問我臺灣日報待遇如何？月薪有無超過十萬臺幣？我略微錯愕，萍水相逢的「車友」，突然打聽對方的待遇，其實很不禮貌，但早期臺灣比較不忌諱這些隱私，我也就不以為意，於是笑答：「哪有那麼好？月薪大概四萬元左右。」民國六十年代，這個待遇算是不錯了，我還故意提高了些，為報社略塗脂粉。

中新社利誘，邀我加入筆陣

車行一小時後，他忽然對我說：「我們省黨部每月補貼你十萬元，供你應酬消費之用，沒有任何條件，只是交個朋友，你不必跟別人說，我們兩人互相聯絡就好了。」這番話宛如驚天之雷，令我心中一震。我當然知道黨部想收買我這位總編輯，提供他們有關報社的各種情報，我一時不知所措，難以開口接受或拒絕，只能笑而不答，表示容後再說。他交付我一張名片，希望隨時連絡。我此後未再理會，亦未將此事告與他人，避免惹禍。

中新社的利誘，使我想起這一段往事。我離開臺灣赴美，就是想在自由的土地上暢所欲言，如果接受這種明顯的政治補助，我如何向我的新聞人格交代？所以對中新社的邀稿也就不予理睬。他們也未再提起，在某些場合偶爾見面，雙方寒暄如儀，一字不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此時我雖有美洲中時的半年薪俸，但時光飛速，瞬間便過了三個月，由於美國已無棲身之地，我的目標是回臺工作，但「回臺加簽」仍是一塊擋路的石頭，我曾為此求見駐舊金山領事鍾先生。他親口告訴我：「我們早已查清楚，你未參加任何組織，只是個有理想的新聞人士，很像陳若曦，既無派系，亦無特殊背景，我們已將報告發回臺北，靜待臺北處理。」話雖如此，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始終未接獲任何通知。

數年之後，我因解嚴回到臺北，曾在圓山飯店遇見宋楚瑜先生，夏珍小姐為我們介紹彼此，他第一句話便是「你要謝謝我，是我讓你通過解禁返回臺灣的。」那時王昇已失勢，他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並與余紀忠先生交情不淺，余先生向他提到我，希望他協助解決我的「加簽」障礙，讓我順利回國。這段公案直到四年後才真相大白。我無故受困美國四年，真是個天大的冤案。

陸鏗牽線，轉進北美日報

既然居留美國，勢必得有工作，半年乾薪領完，難道再去跳蚤市場擺攤？好友陸鏗知悉我的處境後，也為我感到焦慮。一日，他打電話給我，問我願意去紐約的北美日報工作嗎？我聽後，頓時一頭霧水。我對北美日報所知不多，只知它是一份左派的報紙，當年臺灣日報被迫售予政工單位時，「北美」曾作詳細報導，美國友人將該新聞剪寄臺灣給我參考，我才知道有這家報紙。我對陸鏗直言，如果是左派官方報紙，我不宜去。他於是約我面談，告之我這份報紙的背景以及如何應對的方案。

他說：它的確是份左派的報紙，由於經營不善，發行量無幾，品質低落，毫無影響力可言。負責人吳隆達先生原是馬爾地夫華僑，後來到香港辦旅行社發跡。八O年代，中國大陸初步開放，吸引歐美人士好奇尋幽，紛紛前往旅遊，中方則規定，美籍觀光客一律需經由香港該旅行社代辦入境、交通、住宿等事宜。吳代辦一切手續，每名旅客抽取一百美元手續費，積少成多，兩、三年下來，賺了不少美金，於是中共方面命他接手北美日報，希望以他賺取的佣金作為「北美」的資金，一方面號稱是私人辦報，官方不必出一毛錢，一方面可以掩人耳目，尤其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絕對查不到有中共的任何資金挹注。然而，吳先生不諳美國事務與法律，亦不懂英文，報社中除了幾位老幹部外，都是臺灣的半專業人士，他希望我提供專業經驗，提升這份報紙的水準，至少在紐約的媒體群中佔有一席之地。

我向陸鏗兄說，如果理念矛盾，遲早翻臉，不如不去。陸鏗說，美國是自由法治的國家，在美國土地上辦報，就得遵循美國的制度與法律，不能任意妄為。他建議我與「北美」簽立契約，除待遇外，必須詳細說明兩點：一是擔任社長，兼任總編輯，人事任免權完全由我負責，老闆也不得安插親信。二是言論及新聞方向由我主導，其他人均不得過問與干預。如果吳能接受此兩項約束，則不妨一試。吳隆達掌控財務大權，仍具有某種影響力，你可要求離職條款，合同為期三年，期間如果被動離職，社方必須補足三年的薪資。

契約保障，擁新聞主導權

這樣的工作條件，連我自己都覺得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等好事？於是前往拜訪一位律師好友，她則認為不妨先拉高行情，等對方就地還價，看看對方還價的程度再行定奪。她幫我擬寫合約內容，交我帶去與對方律師商討細節。未料三天後的回答竟是全部接受，一字未改。這不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甚至我的律師也認為不可思議，怎麼可能有這麼好的條件？既然如此，我也就欣然地準備上班了。

陸鏗也對此項合約感到意外，他勸我既然有合約的保障，不妨放手一搏，辦一張有份量的華文報紙，也算是貢獻心血了。不過他仍警告我，根據他與老共交手的經驗，不可能放任我天馬行空、恣意縱橫，也許先觀察言論方向，再行考量。我當然心知肚明，但有了合約的保障，至少有份安全感，不致亂無章法。

赴任之初，我帶了些新聞界的朋友一起幫忙，其中知名者有馮光遠、梁東屏、李義仁等人。他們原有的人馬分為兩派，一是大陸移民來美的，大部分擁有美國綠卡，準備在美長住，不想再回大陸；另一派是臺灣來美的，有留學生，也有來玩票、賺點小錢的，隨時可走可留。但他們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全無報業經驗，無論採訪與編輯均屬門外漢。此前的報紙內容，大部分譯自英文報，一部分則抄自臺灣、香港或大陸的報紙。

內部人事矛盾，費盡心思

我到任後，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大陸來的與臺灣來的工作人員情感上的相處，以及新聞理念上如何契合與發揮。大陸來美的人員程度都夠水準，學歷也高，其中一位是張治中的女兒。張治中原為國民黨革命軍二級上將，做過湖南省及新疆省主席，並是蔣介石的心腹。一九四九年，他與邵力子、章士釗、李蒸組六人合談代表團赴北京與中共作停戰談判，由張任團長。不料這些和談代表抵達北京未久，竟向共黨投降，留在北京不歸，並宣告脫離國民黨。張治中一生吃國民黨奶水長大，官至上將及省主席，代表國民黨赴敵營和談，竟一去不歸，後又留在敵營任官，令人情何以堪。張治中與我同鄉，與他的女兒有緣在美成為同僚，也是奇遇，但我們從未提及她父親的往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她的趙姓夫婿也在「北美」任職，英文極佳，見識亦甚開明廣濶，印象中在大陸是大學教授。他不願談往事，我亦不便追問，他譯筆甚佳，埋首案頭，亦不多言，看來過去應為中共重要幹部，漂泊美國，尋求一點自由空氣而已。

大體上，我與這批大陸同志相處還算融洽，下班後，大家聊聊天、打打乒乓球，談到當年文革苦境，大家都心情沉重，有位同事說：文革時期，他曾被迫撿拾地上的毛毛蟲，並送進嘴裡、吞嚥下肚，他每想及此事就想嘔吐。對我們這些「臺灣幫」來說，既感不可思議，也對他們的遭遇抱以同情與憤懣。我為了改善兩派人馬的感情，曾利用假日組團到各地旅遊，最遠曾到佛羅里達州的狄斯耐樂園，大家都盡歡而歸，但無論多麼努力，大陸幫與臺灣幫私下來往仍少，表面嘻嘻哈哈，打趣、開玩笑均有之，但論及一些政治問題，就不免出現歧見，幸我人緣不錯，都能大事化小，和平相處。

在新聞方面，我們的困境是資訊來源的極度貧乏。臺灣既不能派記者採訪，大陸更不准海外記者進入內地，我們只能派香港特派員（由李義仁擔任）作為兩岸新聞的中間站，綜合兩邊的各項資訊，整理成為重要的觀察指標。其他新聞仍仰賴臺灣、香港、大陸的報刊，加以整理及評論。編譯組的工作亦非常吃重，美國報紙種類極多，從中挑選與華人或兩岸有關的新聞，也十分不易。

批一胎化，引爆中方不滿

由於很少涉及大陸敏感新聞，而此時大陸亦忙於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可評事物不多，反倒是臺灣的民主化運動正風起雲湧，民主人士齊集海外，言論尖銳，暢所欲言。臺灣在美報業，中時關了門，世界日報本就親K，反對運動人士很少在該報撰稿，中報則親共色彩太濃，毫無避諱，以致北美日報雖為中共間接投資之報紙，反而刊出不少臺灣反對運動人士的各項活動新聞及評論稿，儼然是一份鼓吹臺灣民主自由的報紙。這種發展令人始料未及，恐怕很多讀者都不解其中原委。

報老闆吳隆達倒很遵守合約條款，從未向我提及新聞方向問題，他是廣東客家人，會說國語及廣州話，為人吝嗇，不是有大作為的人物。我相信他每天都會向有關方面報告報社內部的動態，但我不會去打聽這類政治敏感話題，大家聊天以日常瑣事居多，很少提及政治或報業的發展。兩年下來，相安無事。我個人的判斷，亦曾與陸鏗討論，咸認老共對敵策略一向著重於挑動對方不同陣營的對立，並分化他們的力量，以便獨享漁翁之利。過去對付國民黨如此，如今臺灣有反對勢力，當然願助其一臂之力，使其坐大，造成兩強對幹，削弱其整體力量。有朝一日，他們再來收網，撿拾獵物。因此他們對「北美」報導臺灣政情，鼓吹自由主義，從無一言褒貶。

要發生的事，終究難以避免。我到「北美」的第二年後期，以專題方式批評大陸一胎化的各種殘暴行為。我們不反對節育或一胎化，也認為大陸人口爆炸，若不執行節育政策，勢將壓垮國家的經濟。但節制人口的手段必須從教育及醫療來推廣，殘暴的墮胎行為絕對必須避免。有些婦女懷胎已超過六個月，仍遭強制墮胎，一不小心就出人命，即使生了下來，該小兒不給口糧，也不能報戶口，這當然是違反人道的行徑。我們的建議是徹底檢討這項政策，從教育及醫療著手，制訂一套保障生命的人道方案，以巨額罰款的方式取代強制墮胎的行為。

終於攤牌，卸任總編輯

文章刊出來，惹來了麻煩。有一天，中國新聞社社長張我軍約我及吳隆達見面吃飯，席間，沒有談及其他事，直接針對人口問題與我攤牌，他說明大陸縮減人口的政策立意。我說，節制人口過度成長無可厚非，但不能採取不人道的方式，造成慘劇。他則直言我們根本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中國鄉村多數人民都是文盲，更不懂避孕及醫學知識，唯能強制作為，才能有效控制人口成長。過去戰事頻仍，雖然生育多，但死亡率也高，如今是承平時期，一旦生育率居高不下，人口勢必暴增，必須及早因應，不能僅以人權、人道的角度評論此政策。對於呼吸著美國自由、民主空氣的我們而言，很自然地把人權、人道置於優先，因此難以接受中方這些觀點。這場會面是個不愉快的聚會，我基本上沒有讓步，他們也對我太堅持自己的觀點感到不滿。

這是個轉捩點，從此他們對於我的想法、做法，愈來愈不以為然，但礙於合約只能按兵不動，在我任滿兩年之後，他們終於採取行動，發表嚴昭接任總編輯一職，我則專任社長。

嚴昭是我的好友，我在前文曾介紹過他。他是個令人尊敬的左派分子，真正做到令人敬服的左派原則，真正實踐悲天憫人的思想。由嚴接任總編輯，理論上，我可以表達反對意見，但我預估，以嚴的個性及做事方法，對左派觀點非常堅持，一定搞得天翻地覆。果然他接任後，新聞要求揉合美國、大陸的寫法，版面、標題都有不同做法，如果有所革新也未嘗不可，但實際上，內容方面並無創新之處，只是稍微調整，令我頗不以為然，雙方時有衝突，嚴於是籠絡「大陸幫」對抗「臺灣幫」，漸漸地，「臺灣幫」的人覺察出殊異的辦公室氛圍，私下表示「做不下去了」，我也覺得勢不可為，應該是離開的時候了。

主動請辭，「北美」兩年半

但如果我主動辭職，既讓對方得償所願，而且拿不到剩下的薪資。有一天，我向吳隆達透露是否我離開比較好的想法，但合約薪資必須如數給我，他居然一口答應，可見得心裡早就希望我主動求去，只是沒開口而已。依照合約，我拿到最後六、七個月的薪水，就這樣離開工作了兩年半的北美日報，「臺灣幫」成員隨後也陸續黯然離開。

在北美日報任職期間，雖然不時遭受掣肘，令我深感不悅，但從另個角度來看，收穫也不少。其一，我與吳隆達、嚴昭其實處得不錯，他們對我頗為尊敬，並未撕破臉，嚴返臺時還專程來探望我，但彼此想法不同也無可奈何。其二，我對於左派的經營手法、交友方式、在海外的目的也有進一步了解。總而言之，許多高層的左派人士為了建立勢力範圍，會耍手段，假仁假義，下層的則是掙口飯吃，反而中層階級的人是真正懷抱理想，嚴昭就是極佳例證。由此可見，看待事情不能只看表面，也許眼光放遠一點，將有不同的體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