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和創新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發動器，已是老生常談，世界各國無不想方設法，鼓勵本國創新、刺激產業發展。尤其台灣的鄰居：中國，正在傾力累積科技開發與智財創新的實力，連創新經濟的領頭羊—美國，都從消極地遏制中國剽竊智財、改為更積極採取多項限制與中國合作的措施、以保護自家的關鍵科技與產業發展。

以台灣經濟和對岸的連動程度之高，倘若中國加速往中高端技術邁進，對台灣影響不言可喻。也因此，相較之下，台灣更應該用加倍的力量，確保策略產業的領先創新地位。

雖說台灣需要追求創新、力求突圍，眾人都會欣然同意，但說易行難。筆者這幾年和新創團隊接觸的經驗，其中一點心得，即是理解到創新不僅僅是技術需要突破，創新要產業化，更有許多社會、文化、組織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首先，創新者要取得本地融資，十分不易。這倒也不能全怪台灣的銀行，銀行業的文化以保守見長，而創新本就是一項高風險的工作：不但失敗率偏高，新創者能提出的資產又多是「看不見的智慧、無形財產」。

受限於過往以製造、代工為主的經驗，台灣銀行業重視「看得見」的資產，往往要融資者提出不動產做為擔保。銀行不願意去賭看不見的無形智慧財產，一方面既是缺少智財評價與估價的機制，另方面，更是缺少接納創新、承擔風險的文化與習慣。

因之，在台灣本土的市場機制下，風險高、無法保障收益的新創，要取得資金，相對困難。雖然台灣人不是沒有錢，但大筆大筆的資金寧可轉進房地產、或躺在帳戶中、收不到1%利息的存款。導致資金不是流動性偏低，就是往無法創造外部效益的領域流動。

換言之，以現有的市場機制欲思鼓勵產業創新與轉型，恐怕已然失靈。此時，政府的角色就相當重要。往常政府最常提出的做法是新創補助，但官方補貼的缺點是緩不濟急、官僚作業僵化，和新創所需的彈性和靈活，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官方的審查標準和產業發展脫節，往往讓申請創新補助成為一場「作文大賽」，有紙面KPI卻無實質GDP、或者各項補助計畫的審查委員和申請團隊重疊性過高，導致補助資源無法雨露均霑。

究竟如何適度引導國家力量扶植新創、提出更有商業彈性的機制、避免官僚僵化之弊？目前國發會提出設立「國家級投資公司」，由政府結合民間力量成立投資公司－「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官民共同合作投資產業創新。

這項已有其他國家採行的做法，對台灣政府而言卻是新嘗試。國家資金不再以補貼形式在場邊觀戰，而要直接「撩下去」投資創新，台杉公司迥異於傳統，讓人耳目一新，但也讓人對未來台杉是否能成功，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做為一家「投資公司」，台杉最大的優點，是應該能擺脫僵化官僚與政治干預，展現商業活動的靈活彈性與投資決策的專業高度；但做為一家「國家級」的公司，動用國家資源成立，亦需受到公共監督。兩者如何平衡？

筆者建議，受民所託，台杉適時適度公開相關投資資訊以及決策過程，以備公共檢驗；但另一方面，由於投資是高度專業的工作、投資新創更需要複雜的跨經濟、財務、科技、和法律的知識，在投資決策上，應容許專業者有一定的判斷餘地，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干擾和近親繁殖。其次，由於國家投資公司負有鼓勵創新、刺激產業發展的政策目標，更重要的將是以成敗論英雄，定期檢驗其投資效益、以及能否成為「國家級鯰魚」，帶動整體產業的創新。

※作者為台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