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部進行歷史課綱改革，取消王朝道統的編年史敘事，改以台灣史、東亞史和世界史分域。有不少團體出來反對。包括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批評民進黨「去中媚日」；一些學者也召開「反去中國化歷史課綱記者會」，痛罵新課綱「去中國化」。連中國國台辦也發表評論，稱這種改動是「數典忘祖」。

中國史所謂的編年史意識是甚麼呢？就是朝代史觀，將歷史與權力當局捆綁在一起—這從中國的「年號」傳統就可以看到。皇帝通過定制「年號」，而將歷史包攬於皇權之中。這在以前來說並不是霸道，而是正常做法。

第一個定制年號的皇帝是漢武帝，他上追的傳統來自《春秋公羊傳》，那裡有一句：「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皇帝要「正月」，就是定了哪一個月是歲首，這也是皇權透過干預曆法和時間，取得形而上的權威。

而歐洲文化作為比照的，是神檯上的耶穌。因為歐洲人在公元五世紀，就使用基督降世作為元年，以示人間的一切都在基督之中，以基督作為塵世的經緯。中國的大一統觀念並非只是土地和物質世界，還包括超越的形而上領域。因此這也影響到歷史學的發展，朝代史觀是其中一個產品。

朝代史觀是說，將塵世的歷史鑲嵌於「朝代」之中，而非視政府為某一個土地上或時間中的產物，而是相反的，塵世和人間在政權之中得到發展。

現代人需要「我就是世界」的歷史嗎

傳統的中國歷史書寫，將上古的三皇五帝，視為「朝代」的開創者，夏商兩支部落領袖，變成了「夏商」和「商朝」，因為他們要為正統的周朝塑造一個道統。「周朝」的天命是來自哪裡的呢？斷不會是無中生有，或者不想承認只靠武力打回來，於是他們向上推出一個夏商的道統。

後來的各個「朝代」也是這樣，為了為「本朝」塑造法統。「朝」理論上只有一個，為之統一。如果有多過一個政權，中史就會視之為「割據」，然後道學家就通過若干不一的標準去找一個「正統」，即是敘事的重心。

「朝代」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朝即一代，一代即整個時間領域，理論上是「天下」，即整個世界。以前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中心，「我就是世界」，即「中史」也就是世界史，因此那是自我中心的史觀。但現代人是否應該這樣學歷史呢？日本的中國歷史為甚麼那麼發達，因為他們視中國為客體，而不是自己，自然避免了很多自我中心而產生的盲點。

中國傳統史料，也就是一個政權中心主義的歷史。政權可以觸及的，也就是歷史可以觸及，反之亦然。當政權無法接觸，勢力退卻的時候，歷史就會空白。然而「中國」的定義、每一個政權的領土、政權的民族都非常不同，因此就算不談論「東亞」的格局，要多層次地理解「中國」，也必須跳出政權中心的論述，從更大的範圍觀看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年代的那些「本朝史」，都不可能是東亞史。

事實上「中國史」本身就意味著中國是獨立的，但我們已經慢慢了解，外族的實際進入和文化資源輸入，決定了中國世界的數次大轉變。就算是古世的商周文化，也與更西邊的印度關係密切。

例如大清中後期的變亂，以「中國中心論」或朝代史觀之，不可能解釋得清楚。因為那種寫法只是重覆一套治亂興衰史，將每個歷史人物和事件臉譜化。每一次政權衰落，都是因為皇帝失政、官員腐敗、外族興起、內有民變……歷史書永遠是這樣寫。但事實上是要更有深度的講大清衰落，要講歐洲大航海時代、海權國家崛起、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主義成為主流，才能解釋清楚大清和英國在爭持甚麼。以前的歷史教你英國人一心殖民侵略、瓜分我國土地，是膚淺的教法，也是自我中心的教法。

以令「本朝」取得看似代代相傳的法統

玄一點的說，歷史是絕對真實，但也因此不可能被人類所完全理解。人類可以接觸的是「歷史學」。舉凡是歷史學，就有一個書寫的角度。你站在哪裡看歷史。這是相對主觀的東西。

舉凡一處人有一定的本位意識，他們就會用自己的角度去觀看歷史。台灣人自然不可能取消中國史，但他們必定越來越傾向用台灣史觀去看待中國史。所謂區域史，如果是將中國史與政權敘事脫勾，那也是一種將歷史還原的方法。

如果將中國史這個框架取消，將之放在區域的脈絡裡討論，可以令人更接近「歷史真實」，then why not？

有一些人會認為這樣處理歷史，是國之不國，成何體統，但那個體統其實又有多真實呢？所謂傳統的中國史，只是用一套固定的歷史書寫方法，將非常分裂、領土不一、統治民族亂到不行的幾十個互不相干的政權，整合成一條政權鏈，以令「本朝」取得看似代代相傳的法統罷了。

事實上中國史朝代相續、代代相傳，本身就不是真實，而跟據這種幻想而編寫的中國史，亦不過是一種大一統的政教意識形態，而多於歷史真相。只是一代一代的讀書人習非成是，士大夫飲狼奶長大，就認為轉飲人奶是大逆不道。

所謂傳統中國史的體統，只是一種認為東亞有一個持續的政權和治統，而這個治統今日已轉移到現代中國（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這樣的歷史學，從來是政治多於科學、主觀多於客觀。

不論台灣的歷史教育要如何改、最後改成怎樣。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的中國史方法學，因為要服務單一政權，不容易做得客觀，也從來不是甚麼好東西。引入西方和東洋史觀，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要幫助「華人」走出原朝代中心的思維桎梏。如果說台灣人將歷史敘事的中心由「朝代」轉移到台灣本部，就是政治鬥爭；那麼一定要將敘事局限於帝都同心圓的，何嘗又不是大中華的政治呢？

一個習慣傳統中國史觀教育的國家

總不能說本土史觀就是政治，大中華史觀就是學術吧？

說到底就是歷史是客觀，但歷史學是相對主觀，因為你始終要選擇一個出發的地方。有這些就有史觀，史觀必牽涉身份政治，沒有絕對真實，只有相對真實。台灣人從台灣地緣的角度去觀看世界、研究歷史，就像其他國家的人一樣，非常正常，並沒有甚麼原則問題要討論的—如果討論者真的關心歷史真相、社會科學，而不是只顧著中國這個神主牌的政治利益。

反而一個國家的歷史資源如何演進，那就不是單純通過政治轉變就可以一夕達成。如何將東亞史接駁歐美史，或曰如何建立世界史的視野，才是更大的問題所在。不過習慣傳統中國史觀教育的國家，在老師和資源的慣性之下，「中國史」擴大成「東亞」，粗略一數就多了蒙古、中亞、朝鮮、東南亞世界等等的各種視野。對於東亞人如何對歷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安於現狀是容易，前進必然是艱難的。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