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底，台灣農畜（台畜）在台北敦化南路開設第一間直營門市—ROU。這是經營50年傳統肉品加工業的台畜，首次不透過通路商，跨足肉品展售及餐飲門市，更選在台北仁愛圓環旁的一級戰線。除此之外，台畜更以睽違30年符合國際水準的新建廠房，準備未來外銷日本、新加坡。台畜之所以有讓人耳目一新的突破，關鍵因素就在引進了策略性投資人—卓毅資本。卓毅資本看好未來台畜發展潛力，3年前入股台畜4成，為台畜「調整體質」，準備進軍國際。

然而，並非每間老店都能像台畜，成功引進具有戰略意識的投資人而轉型。若一家企業遭遇困境但無法自身推動轉型時，自然是聘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但是，有困難的企業多半資金也缺乏，於是便以使投資人獲得大量股權，以未來公司的增值作報酬。其一作法是被投資公司以私募增資，使投資人佔有大量股權而涉入經營的模式，藉此引入策略性投資人來轉型。當然，投資不以有策略性為必要，但若願意介入企業營運，自然期待會比純財務性高。顯見，投資公司未來是否真能獲益，是考量的關鍵因素；但是否能獲益，有時並非全掌握在投資者的手上。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統計，台灣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從2006年的74億美元，跌至2014年的28億美元，只有越南的三分之一、菲律賓的二分之一。而其中私募基金對台投資，根據湯森路透統計，更從2007年33億美元，到2013年只剩不到6千萬美元。台灣成了國際投資的孤兒，外商連看都不看一眼。台灣併購及私募股權協會認為，造成投資金額下降的主因，其一是「監管法規的不確定性」。

而監管法規的不確定，可從多個層面觀察。政治上，容易受政治人物或利益團體抗議，就無限上綱造成阻礙。監理上，作業流程及審核標準經常不透明，人脈及政商關係反成為投資標的。法規上，經常不按既有法令或國際慣例，如在食安風暴時，頂新欲出售101股權給國際私募基金，卻遭財政部阻擋；但若為保護食安受害者，既有的假扣押手續即可達成目的。又像是，上市櫃公司辦理私募經3年閉鎖期後，須先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核准，始可在股票市場公開交易；這造成投資人投資後是否能出脫持股無法在投資時即有所評估。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部主管粘傑評就曾對此指出：「投資最重視可預期性，制度要讓人覺得是可持續性的」。

除了外資對台因「監管法規的不確定性」而不看好外，國內投資人也為此碰了一鼻子灰。被譽為「二次金改最大冤案」的台新彰銀案，當初2004年，彰銀不良債權多達千億台幣，須儘快打消呆帳才能維持資本適足率8%的國際標準。財政部在GDR發行失敗後，決定改以私募方式，競標溢價發行彰銀22.5%股權，以移轉經營權為保證。於是2005年時，台新便以365億金額得標彰銀經營權。但由於馬政府政策大轉彎，在2014年，發動奪回彰銀經營權。這讓曾因此看好台新的外資，紛紛撤資直呼：「不敢隨便把錢放進台灣市場了」，不敢相信白紙黑字的合約，政府都可不承認。

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本希望透過資金為企業的組織及業務重整，更想憑藉投資人豐富的產業經驗和管理專長，協助企業轉型。但因政治及金融監理因素，政府寧可忽視法治的重要性，阻撓遵守遊戲規則的投資人，對特定人有利，但卻對台灣整體競爭力有害。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黃日燦曾批評，「政府根本是檯面上有一張紙，檯面下又有一張紙，出事了政府還笑你，你怎麼沒看到檯面下那張紙。」政府若要拯救台灣低迷經濟，成功產業轉型，最基本地，取決於政府創造公平法規、維護法治的決心。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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