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白目文章雖非本人所長，但每次動筆就如小李飛刀例不虛發，敢說從未罵錯人。然而在日常生活，卻仍不時會出包。事緣早前在臉書向白目教主吳豪人老師請益，剛巧見他在罵台灣的政治學界，也說了幾句政治學的壞話。以往在研究院讀社會學，後來又寫過歷史書，出於門戶之見，就拋下一句： 「政治學嘛，理論洞見不如社會學、實證考據不如歷史學。」不料老師剛好有位網友是政治學家，於是留言寫了幾分鐘，就被怒罵：「滾！」

實情這次確是本人講多錯多。政治學這門學科，歷史以千年計，歷年皆不乏富有洞見的理論。若硬是要以社會學的標準評論，托克維爾撰寫《美國的民主》時，世上尚未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學，但此書已能完美示範何謂「社會學的想像」。

而社會學其中一位開山鼻祖韋伯，起初也是法學出身的政治學家。一手寫史、一手分析政治的史家，更是多不勝數。而最重要的是：政治學有強烈的人文關懷，一直都在思索「何為正義」這千古大問，是以必然是偉大的學科。因門戶之見而胡言亂語，怎樣也說不過去。

缺乏政治學精神的「學人」

何以這次本人白目不成變白痴？事關在打那兩句壞話之前，想著某幾位令人髮指的學混，氣得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了。當年政治學傳入美國後，由於當地學術界多吹捧自然科學，便將學科改稱為「政治科學」。這種定位頗具爭議，雖然不是毫無理據，但也吸引了一些愛慕虛榮的不肖之徒。他們玩弄一些令自然科學學者發噱的偽統計，把自己「阿媽係女人」的發現包裝為自然定律。

而身為「科學家」，人世間的苦難，就只是「研究對象」：「科學家」何需對小白鼠施以真誠的關懷？他們自詡擁有科學權威，以超然道外的姿態對政情指指點點，論的就只有權術、不問正義。「人文關懷？能吃嗎？」中華民國的政治學家，能吃得開的都是這種廢物，認識的台灣朋友都如是說。

在這種歪風之下，政治學家的名氣絕對不是質量保證。比如來自史丹福大學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 ）之前多次造訪香港，每次都高調指斥港獨。他於今年8月14日的論壇中表示：「若香港人能建立香港的身份認同並以此為傲是非常有用，可推動香港民主進程；但若試圖在政治上建立獨立於中國的國家是『自殺式』做法，會將香港推入被鎮壓的悲劇道路。」他竟不知道以本土身份推動民主，在中國黨國語境中，其實與港獨毫無差別。

在中國眼中，所謂「一國兩制」的前題，乃黨國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港人治港」的「港人」，必須是黨國能控制的香港人。任何「主權在民」的建議，黨國邏輯都視之為「建立獨立政治實體」：是以英國人於1980、1990年代引入代議政制，中國斥之為架空主權的陰謀；當香港人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時以「港式愛國」的姿態要求「還政於民」，中國就將民主運動定性為「復辟港英」的港獨圖謀。如果試圖推動香港獨立就是自殺，戴雅門何不以拳次郎的口吻，對爭取民主多年的香港人說句：「おまえ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戴雅門之後到訪台灣，並於18日在長風文教基金會舉辦的講座演講。當時馬英九剛因涉嫌貪污而被起訴，他竟擔心民進黨政府「......跨越界線，利用司法體系對先前的執政黨進行報復」，並認為「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每次政黨輪替時，執政黨都會起訴前總統作為報復，這對民主來說是不健康的」。論及不義黨產的問題，他儼如國民黨代言人，直指「現在已經過了70年……你針對的對象，並不是當時做錯事的那些人」。見微知著，我們可知這位大教授對港台均一無所知，因而對香港人的鬱躁、台灣人的苦悶欠缺惻隱之心。

這位戴雅門究竟是何許人？他是美國美國主要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的高級研究員，與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保守派政客亦有私交。 因此美國於2003年出兵侵佔伊拉克後，他就獲邀為伊拉克民主化出謀獻策：只是隨後伊拉克的民主一直未能鞏固，一團糟的政局反倒令伊斯蘭國能乘亂崛起。

同年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因強推國家安全法激起民憤，只得辭職出國唸書，剛巧當上戴雅門的學生。她不過就民主化寫了一些只有常識水平的文章，戴氏卻就此以為她是體制內的自由派，還接受她邀請到香港講學。其實她不過想趁機華麗轉身，由官員轉型為親共派代議士。戴雅門每次參與現實政治皆鎩羽而歸，香港學界卻三番四次邀請他演講、又奉之為大師，可謂品味崩壞。

世上有何事能比偽學橫行更令人懊惱？曾與知名學混有過同窗之誼，更是在下人生一大污點。在香港提及國際關係，大部分都會聯想起本人的中學同學沈旭暉。他幼承庭學，高中畢業後先到耶魯大學唸書，然後越過大西洋到牛津攻博。畢業後不久，他年紀輕輕就辦了個叫 Roundtable 的小智庫。

智庫的學術水平姑且不論，卻肯定能有助廣結善緣。他於2013年小登科，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筵擺九十餘席，政商名流、學界大老悉數受邀，行政長官梁振英縱無暇/無膽赴宴，亦於開席前到場祝賀。由於沈氏在傳媒人脈甚廣，他於多份大報均有專欄，以國際關係學者的銜頭寫盡天下事。

不過其文章雖能掌握潮流脈膊，但歸根究底只是以量取勝， 其立論大多搔不著癢處、更刻意模糊其政治立場。他於臉書經常投訴學術生涯枯燥乏味，卻又愛自命為清高文人。他於 2017年8月4日《信報》的一篇文章，主張「......只要我們把本地政治和國際事務切割，視野肯定大不一樣......本地政客的宣傳平台......已經佔了公民社會的99%，剩下的，就留下一道清泉吧。」

然而國際關係這門學科，從來都不是純學術，直到如今仍是培訓外交官的搖籃。國際政治雖自有其邏輯，又豈可能與本地政治完全割裂？討論國際事務，就是搞民間（甚至是半官方）外交，那香港的國際關係學者就是民間外交官。他出席外交場合卻不肯為本土謀利益，根本就是敷衍塞責！

論政之人，再是公道也必有立場。刻意標榜自己立場中立，縱被問及也再三迴避的，十居其九只為掩飾自己的不堪。幾年前本土論爭日益熾熱之時，沈旭暉也會寫一些吸引眼球的的文章，賣弄一下不慍不火的懷舊情懷。他甚至曾用上「次主權」這曖昧的字眼，與親共派評論人筆戰：雖然其實際內容，只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固有事物。

但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後，當局對港獨改採零容忍政策，高調打壓港獨派的政治及公民權利。沈氏猶如聽到中共的集結號，就告別曖昧，並以學術權威的姿態口出惡言。他於2018年4月9日在《信報》的文章不留情面地指出「依然樂此不疲談獨立的人，只有兩類：無可救藥的天真、或無可救藥的邪惡，兩者都令現實主義者避之則吉。」他心裡的想法，大概是認為港獨派既是天真、更是邪惡。

沈氏自少聰慧過人、讀冊無數，又曾是穿梭大西洋兩岸的名校高才生。以如此絕頂才智思索香港前途，結論原來就只有兩個字：投降。這個人只是把政界、學界都當成自己的名利場，他只想在名流圈扮演虛擬的國師。至於香港怎麼辦，就莫宰羊了。這種飽讀詩書但敗德無行的無品文人，粵語稱之為「讀屎片」。

難道在近幾十年，政治學界再沒有值得世人景仰的大人物？不，五年前往生的民主研究大師 Juan J. Linz，就是一期一會的殿堂級政治學家。雖然他只曾遙遠地觀察香港，但大師就是大師，其洞見自然不能與那些半桶水混飯吃的所謂「學人」相提並論。他在與 Alfred Stepan 合撰的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就以香港的案例指出一個國家若然缺乏獨立主權，就難以享有民主。

若然宗主國是民主國家，那屬地還有點機會（卻不一定能夠）步向民主；若宗主國是威權國家，屬地則肯定會與民主絕緣。按此推論，香港若要達成民主，要麼是獨立、要麼就要讓中國民主化。

但 Linz 本人一直看淡中國民主前景，吾師陳健民當年想以中國民主化為論文題目，他卻說這題目在其有生之年恐怕也無法下筆（結果老師的論文，題目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大眾對貪腐的觀感》。老師為人溫文、卻不失傲氣，對中國民主化前景始終抱有神秘樂觀。就對中國的判斷而言，本人有幸可稱得上是大師的隔代傳人）。

吳介民老師在《第三種中國想像》，如此演繹 Linz 的觀點：「主權國家是現代民主政體的前提......台灣民主發展的種種危機，反映了『主權受挑戰國家民主化』的難題。」不擺脫中國帝國主義而獨立，寄望既不惹怒帝國、又繼續爭取民主，這種想法既是對帝國無知、亦對民主理念不求甚解。至於那些認為敵人強大就等於要投降的智者，更是不值一晒。

務實政治不是投降主義

時人論及務實主義，往往望文生義將之理解成向現實低頭，以為時勢比人強就必須「理性」地拋棄理想。他們不知道務實主義並非要否定政治理念的價值，而是要設法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儘可能達成理想的成果。務實的取捨，不只是為求苟存，而是為了實踐更大的善。我們或可以模仿殷海光的口吻：此刻不得已的退讓，是為了重整旗鼓，好讓明日能收復更多道德的失地。

要瞭解何為務實主義政治，務要閱讀韋伯的遺作《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韋伯的一生，充斥著天人交戰的糾結，於撰寫此文時亦不例外。時值德國於一戰戰敗而百廢待興，極左極右的民粹主義者常高言大志煽惑民眾、甚至上演全武行，使韋伯擔心不已。但他本人亦堅信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故此不願意以穩定壓倒一切、以現實否定理想。

就在這個時刻，慕尼黑大學的學生邀他討論時局，他撰寫演說詞時，就提出「責任倫理」的觀念。韋伯認為民主政治的政客，均須向國民負責，要為其政治行動的種種後果承擔責任。但顧慮後果，卻不等於否定理想。只是身為政治家，就有責任告知民眾政治行動的效果及反效果。若只知以華麗言辭推崇某種價值，再訴諸道德主義不顧效果地盲推，這樣縱使他推崇的價值再是神聖，以責任倫理的標準看，他的政治倫理卻是異常糟糕。

韋伯的意思，不是要從政者順應現實、背棄價值以求萬事亨通。有些讀者將之簡化為「妥協必勝」方程式，一方面否定進取的抗爭路線、另一方面又替溫和談判路線背書，這其實只是一種誤讀。政治之所以為政治，乃是理想與現實的互動。從政者既要承認現實的限制、也要嘗試突破限制達成理想。不論是因為對現實失算而踢到鐵板、還是為了種種顧慮放棄承諾過的理想，兩者同樣有違政治倫理。

「莫要強出頭，但務要堅持」

韋伯認為「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不只是科學，更是一種藝術。政治者，首先要面對醜惡現實、再努力嘗試為真善美改變世界。簡要而言，就是要在不該的年代、做應該的事 。

務實政治不能不講信念，「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務實政治 ，就是要理性地以顧全後果的方式達成目的。但何為目的，卻由價值理念決定。求存只是不得不面對的顧慮，它本身不是一個價值、亦不是政治的目的。只奉求存為獨一真理，那只是奉承權勢、而非真誠地向民眾負責。此等投降主義，豈有倫理可言？

若有機會與韓國人交談，他們口中的首席國賊，非李完用莫屬。李之可恨，也不只是親日的問題。畢竟好一批親日派，在大韓民國成立後還是混得好好的，甚至還有當過關東軍的前總統。而朴春琴等人尚可辯稱要在殖民體制內爭取改革，需要將朝鮮人聲音帶進永田町。日方檔案雖證明朴這類人是協作者，但他們在日人眼中，依舊是替朝鮮人說話的麻煩人物。

然而李完用卻只是一頭變色龍。起初日本雖擊敗清國，但俄國卻聯同法德二國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李氏此時見俄國強勢，就力主親俄，要國王高宗遷到俄國大使館逃避日人，史稱俄館播遷。李不久後與俄人失和，剛巧美籍改革家徐載弼創辦獨立協會，李遂為進步運動的光環擔任委員長，並藉此向美國拋媚眼。到日俄戰爭後，日本於韓半島獨大己成定局，他就毫無掙扎地奔向日本的懷抱，積極推動日韓併合。此乃向現實多番低頭的求存政治，但他有向民眾負責任嗎？沒有，因為他只會想到他自己！這種作為非常「現實」，卻絕對不是「務實政治」。

那麼，我們該如何在不該的年代、做應該的事？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者本居宣長，亦曾為此思索。（待續）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台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