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日本江戶時代的儒者一直主張幕府當以道學治國。他們希望像東亞大陸那樣，以儒家倫理的道德教化為基層管治手段，又想用以農為本的封建制度壓抑市場經濟。他們警告幕府若不依儒家倫理推行改革，將會重返戰國時代的亂世。

但是雖然幕府未有以儒治國，日本卻經歷逾二百年的太平歲月；反倒以道學治國的大陸卻動盪不安，還讓被視為蠻夷的滿人入主。於是日本就出現與儒學抗衡的國學，反對仍為主流學問的儒學，並重新發現本土宗教、要以本土神學取代儒家道學。而由於古籍視天皇為天照大御神後代，他便成為連繫今世與神代的軸心。

國學者並未有將天皇想像成日理萬機的絕對君主：始於明治時期那種對君主權力的執著，既是模仿西方中央集權君主國的模式、亦是出於薩長藩閥意圖壓制自由民權運動的政治需要。但在國學者的政治構想中，仍寄望天皇能以某種形式親政。

華文世界討論日本國學的文章，大都充斥著偏見和誤解。比如旅美中國學者呂玉新，於《二十一世紀》2014年2月號的一篇文章指出「表現在戰後為侵略戰爭正名、據日本人種優秀而排他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更有德川幕府時代滋生的近代日本國學帶來的深層影響......以所謂國學為源流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流毒深植近代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卻一直被當作純潔無瑕、極具優良知特色的本土思想，不斷受到社會追捧。」

論者想將自己包裝為普世進步價值代言人，自詡為抗拒排外種族主義的良心。可是文章之後那段的標題，卻是「尊人類普世價值、承儒學文明大同，抗極端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他看不到儒家的華夷觀念，在實際操作上充斥著種族偏見。而就理念而論，「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理想看似開明包容，略為深思就知此說極其恐怖：那樣中國強勢之時，就可以擴展邊界納入周邊「夷狄」，然後以文明開化之名要他們移風易俗。

東亞大陸儒教帝國雖難敵北方遊牧民族，但他們向南方的侵略，又消滅了多少民族、摧殘過多少文化？這位呂玉新卻對此選擇性失明，足見此人華頭華腦之假冒偽善。我們可以想像，這位裝作進步的所謂知識份子，心裡想講的是：「你們日本鬼子，不認中華正統，就是忤逆！有本土意識，就是沙文主義！」

若然將明治至昭和年間的國家神道及皇國思想，視之為江戶時代國學必然的結果，這種線性史觀明顯不符事實。活躍於18、19世紀之交的宣長先生， 其理論雖然尊敬天皇、亦有反對幕藩政治之深意，其行事為人卻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其門生拜師學藝，亦要誓言禁足政治、尊重社會秩序。

對於幕藩秩序、甚至於著述中針鋒相對的儒者，先生及其高足均恭恭敬敬。宣長先生的神學論述，認為世間之所以墜落、「唐心之意」（からごころ）之所以橫行，都是出於神明的意旨。既是出於神意，凡人就不能自以為義，靠人力逆轉天意。然而，雖然宣長先生禁止門生強出頭，卻留下一句可圈可點的訓勉：「務要堅持。」

以宗教社會學的觀點看，神學論據雖看似荒誕不經，卻反映著社群深層次的認知架構。宣長先生遠離政治，其中一個原因是他主張個人應有不受政治干擾的私領域 。他認為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主張，是賤視個性的泛政治論述，乃透過個人倫理和家庭倫理操控社會的治術。以私德推公利之做法，正正就是公權力對私領域的侵蝕。

宣長先生的物哀（物の哀れ）論，認為文學之意義在於作者與讀者間真情之感通。要達成物哀，讀者必須擺脫政權「賞善罰惡」的大論述，為此必須有令情感能得以觸動的私密空間。

除此之外，江戶時代幕府實行亦嚴厲的思想審查，在宣長先生臨終十數年正值寬政改革，松平定信大肆迫害挑戰幕府權威的學者，是為寬政異學之禁。國學本身就有尊天皇、眨幕府的傾向，國學者為免動輒得咎，也不得不謹言慎行。1767年的明和事件，於宣長先生的年代記憶猶新。

當時山縣大貳因提倡尊皇思想，以謀反之名遭逮捕處決，並連累先前因尊皇思想被逐出京都的竹內敬持。幕府裁決把竹內流放到距本州約180公里的八丈島，最後他不勝舟車勞頓於途中病故。宣長先生面對的處境，比今日香港和臺灣皆遠為嚴峻。即使先生要將日本改變成心目中的理想國，也必須保持低調。

但宣長先生之所以反對以人力逆天意，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唐心之意」早已深入日本社會的骨髓。東亞大陸一直以來是日本汲取文明養份的獨一來源，是以華夷分明的尊卑秩序，亦早已成日本人生活之一部分。此等思想毒素不除，任何高舉「大和魂」旗幟政治運動，也只會淪為充斥著「唐心之意」的虛偽魔獸。

日本人受華夷觀念影響、又長期處於華夏帝國之旁，一直存有自卑之心，國運稍為昌隆就有意圖超越中華之衝動。 但此等超越即使能夠成事，其核心價值仍舊是囿於華夷秩序的「唐心之意」，最終還是以「大和」之名行「中華」之實。宣長先生往生後，平田篤胤和大國隆正等後學卻故意忽略先生的勸告，以千禧年主義的神學將國學政治化。此時水戶學儒者又以儒家的大義名份鼓吹仇外的尊皇攘夷論，受此等排外主義影響的新一代國學者，此後逐漸將國學發展成國家神道。

歸根究底，國家神道不過是以神道教的術語，將天皇轉化華夏世界的天子。他們把天皇從超凡脫俗的「高天原駐日大使」，轉化為儒教道統專制君王。主張學效西方的改革派雖並不認同國學，亦難免會受此等「外國內儒」的思潮荼毒，把西學當作最新版本的程朱理學，以「文明開化」之名義「威服四夷」。

「大和」的族群自尊，加上「中華」的天朝主義，就成為主宰大日本帝國的深層意識。漢學家內藤湖南於日清戰爭後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動說」，正好能反映這種畸型心態：華夏帝國的重心自古以來即一直飄移，如今大陸衰微而日本興，代表日本將要成為「新中華」的重心與主宰。

華夏帝國尊卑分明的觀念、再加上現代的國家機器，演變出與利維坦無異的合成獸。此魔獸對內施行國家至上的威權主義，對外則無止境的向外擴張。這個「新中國」不斷「納四裔入中華」，將邊民視為當「中國之」的「夷狄」，蔑視固有民情風俗以推行剷平式的同化。這種粗暴的帝國霸權，不就是華夏帝國的究極體、不就是「唐心之意」的彰顯嗎？這種得到國家神道背書的霸權主義，與主張在私領域以物哀感通世人情感的宣長先生，又有何相通之處？

雖然宣長先生認為能透過考據《古事紀》，探索日本未受「唐心之意」污染的過去，亦對自己的考證信心滿滿。但《古事記》畢竟是以漢文寫成，亦是政治鬥爭的產物。雖宣長先生常與質疑《古事紀》的論者筆戰，亦明白日本要重拾大和魂，是要花上好幾百年的艱鉅任務。

國學者的任務，是以物哀為徑與古人情感交通，從而在虛情假意的漢文背後，找出藏在深層的真心真意。這個過程須有好幾代學人耐得起冒進的誘惑，在政權以外的私領域反覆論證、去蕪存菁，如此日本方能擺脫華夷尊卑的「唐心之意」，確立獨立自尊的本體。此即先生所言的「莫要強出頭，但務要堅持」。

在宣長先生推動下，國學者於18、19世紀之交的論爭和辯證，層次遠比國家神道的刻板印象豐富。比如上田秋成曾引申宣長先生的私領域觀念，主張要有獨立於政權、但仍能討論公共事務的私領域，此說與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論不無相似之處。富士谷御杖更以國學觀點挑戰尊卑分明的身份制度：他認為當權者的權威，不應建立在強迫民眾服從的強制手段，反例當透過社會互動訂立社群規則，再讓民眾在共識下自願服從。

而社會身份的尊卑，則不應隨出身而固定，反當隨著社會互動而演變。雖然這些國學者觀點與宣長先生不盡相同，他們之間甚至曾連番筆戰，但宣長先生本人又豈曾完全服膺於賀茂真淵的教導？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真理究竟被傳開了。」若非平田、大國等人之冒進，令國學衰變為替「新華夏帝國」背書的「帝國神學」，這種國學思辯堅持下去就會是啟蒙的開端。只嘆歷史沒有如果，不然日本探索獨特本體身份的現代化歷程，可少走過去百多年的冤枉路。

耐心守候歷史時刻

「莫要強出頭，但務要堅持」，看似虛無縹緲，卻是務實政治的極致。宣長先生一方面正視現實的殘酷、拒絕冒進的誘惑；另一方面嘗試以思想辯證治本清源、導正充斥「唐心之意」的社會文化。承認現實的限制、又努力思索超越之道，此為責任倫理之實踐。

香港與臺灣，都「距天堂太遠、離中國太近」，身處帝國邊陲，港臺兩國爭取獨立自主抗爭亦無可避免會受制於「他力本願」。吳介民老師近日於一篇面書動態中，指出臺灣要面對的是 「中華帝國重建」或「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世界史之宏觀計劃」，這個歷史過程甚至不會隨中共倒台而結束。

依本人之見，這亦同樣是香港的困境。港臺民眾必須做好長期抗爭的心理準備，不要幻想可靠一鼓作氣的衝刺擊倒敵人。漫漫長夜的惡夢才剛剛開始，「莫要強出頭」。

吳老師亦指出「臺灣社會處在帝國夾縫之中，我們無法迴避的命運是，必須以極大的耐心與韌性，做好所有『主體力量』的鍛造，等待歷史時刻的來臨。」主體力量的鍛造必須建基於社會和文化的變革，推動此等變革不能只靠一兩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抗爭，而是需要政治領域之外的文藝復興，對抗爭期望過高反倒會容易失望。

若然等而下之地將希望寄託在選舉政治，以為一次勝選就能守護微小而確實的幸福，如此更是可笑。此刻需要的，乃宣長先生所講的「務要堅持」。

想要與民眾攜手邁向獨立自主之路，就如浪漫的戀愛；達成獨立的歷史時刻，就如隆重的婚禮。倘若有天遇上喜歡的男孩或女孩，難道馬上抓他到教堂去，要他說句「我願意」就大告功成？不是的，邂逅過後，首先是要把他追上手。設想之後雙方情投意合，卻有位惡鄰老早就看上對方，還脅持著他的家人。此時就算和他步進教堂，他只能以哀怨的眼神含著一泡眼淚，以顫抖沙啞的聲音說句「不願意」。那麼行禮之先，就非得先把惡鄰解決掉不可。

不過，縱使一時三刻未能舉行婚禮，戀人們還是可以好好戀愛、培養感情。縱然雙方未有夫妻之身份，亦能有夫妻的感情。白目點說：誰告訴你未結婚就不能洞房呢？ 雙方交往深了，就能有默契，就能更好的洞察時機。假如連雙方家人也混熟的話，也許只須等惡鄰出差公幹，就能把握半天的空窗期閃電行禮。

抗爭者遊說民眾共同進退，一起肩負邁向獨立自主的國族建構過程，就像要由戀愛步向婚姻；而與惡鄰鬥智鬥力，克服其對婚事的阻撓，就如對抗中國因素的歷程。談戀愛的過程，就是戀人藉互相溝通消弭各種性格上的衝突，為共同生活做好準備。而在香港的情況，香港人之所以與追求獨立自主的運動「性格不合」，是因爲香港在過往特殊的地緣形勢下，在自我設限的英國殖民者那邊習得殖民地摩登 (Colonial Modernity)。

這種半桶水的現代化，令香港人習慣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得享唾手可得、卻不可持續的風光。在這種過程狀態下，香港人被各種虛擬真實的即食主義迷惑：或是虛擬自由主義、或是虛擬進步主義、或是虛擬華夏主義。他們不知道百分百的現代化，必須建基於曠日費時的國族建構；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現代價值， 又必然要以走兩步退一步的方式耗費幾代人的精力。

自2014年雨傘革命無疾而終，旺角魚蛋革命之後政權對本土陣營的打壓更是冷酷無情。香港人猶如已集氣出動元氣彈，卻眼見仇敵毛髮無選，深陷政治無力感之中。此刻各種路線的抗爭者皆士氣不足，部分失落的民眾更尋找代罪羔羊，使在野派內部充斥怨懟之情。

問題的根源，在於民眾未有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國族建構的大工程，他們有的對不談身份認同民主改革抱有幻想、有的則以為可靠一次大規模的抗爭「畢全功於一役」，如此遇上挫折就容易灰心喪志。即使是堅定的港獨派，往往未曾想過國族建構的節拍、對一下子就連貫幾代人的抗爭沒有概念，是以熱情澎湃卻欠缺耐心。

只是面對強敵，即使奮勇向前，初期仍難免會屢戰屢敗：調整策略並守候敵人變弱的歷史時機，都要耗上好幾十年的光陰。付出熱誠卻得嘗惡果、又沒有宏觀的歷史視野，就會容易變得鬱躁，甚至因灰心喪志而變得冷感。

如今強權壓境，香港人當然要奮起勇敢抗爭。年輕抗爭者勝在有勇敢而有爆發力，但如此仍是遠遠不足。當務之急，抗爭者先要學習做個誠實香港人，為此必與以堅實的國族論述，擊倒形形色色的虛擬真實、「華頭華腦」和「唐心之意」。若抗爭之路不如理想，就要暫別街頭充實自己，或是讀書進修研究著述、或是習得一技之長、或是植根社區培養實力。要習慣國族建構的節奏、也要學會以國族建構的尺度檢討得失。

勇氣者，不只要衝鋒達陣的勇武、也要滴水穿石的堅毅。有了國族建構的覺悟，就要有各種分工的組織；或是以學術研究整理國故、或是在小社區服務民眾、或是以專業知識研究民生政策、或是就各種民生議題組織民眾（或如吾友吳叡人老師所言，懷著熱愛香港的心寫幾本小說）。

如韋伯所言「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的英雄。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只有這樣，才可以於不該的時代、做好應該做的事。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