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後半個月的奧運賽事很快過去，奧運之後，我即刻回到台灣，倒不是因為想急於打探風聲，而是因為簽證逾期，不得不回台補辦簽證。

很多人不知道，奧運期間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非法移民，隨時冒着因非法居留而遭逮捕的風險。奧運前當我發現這個問題時，余先生寧可我逾期居留也不許我遽離職守，囑我以奧運新聞為重，在奧運結束後方得返台。

這時候回到台北，一切出奇地平靜，畢竟相距遙遠，還沒有幾個人知道天底下有了如此驚天動地的奧運報導。台灣報紙的奧運新聞，果然縮手縮脚，顯得行事猥瑣，毫不稱頭。我很低調，沒有四處張揚，祇在時報老同事面前現現寶，當我把帶去的報紙攤開在他們面前時，個個驚嘆欣羡不已。那時候在台灣，他們是完全不能這麼做的；而美洲中時這樣的編報，則是每個新聞人的夢想。

外界還不知情，但是，完全知情的余先生則稱許有加，他對美洲中時終於上了軌道非常滿意，尤其讚賞奧運新聞的處理，在與我所有的談話中沒有顯露絲毫擔心。以下姑且說一段故事來反映他的好心情。

有一天余先生約我去家裡用早餐，聊到九點多，要我陪他去高爾夫球場走走。出得門來，天空飄着細雨，便改變主意說：走，我們到北投泡溫泉去！

有沒有聽錯？要我去跟他老人家泡温泉？難不成我們要一起洗澡？

沒有錯，就這樣搭着他的座車直上北投，進了「吟松閣」，這是起自1934年的一處日式温泉旅館，遠近馳名(已在2014年歇業)。余先生說，他常與家人來此休憩。

我獨自待在屋裡，沒見屋裡有池子，不知道該幹嘛。不久，余先生喊我，我循聲見他已泡在一個中型池子裡，他說：「你也下來呀。」

原來他真要我與他一起洗澡，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非常不自在地聽命入池。泡完温泉，進到房裡，他已約了兩位盲眼按摩師，他讓其中最好的那位幫我按摩。

之後，他又帶我到中山北路剛開業的老爺大酒店吃大餐，吃完大餐後再送我回旅館，才結束了這天從早餐到午餐六個多小時的相處。自始至終他都顯得非常開心。

那是余先生和我關係最接近的時候，過去在籌備期間，有一回召我從匹茲堡到紐約聚晤，曾同寢一室，相談竟夜。這回關係發展到「袒裎相見」的程度，真不可思議。

兩個年齡相差38歲的一老一少談時局，聊公事，也話家常，具體談了什麼，已不復記憶。唯有一事印象深刻，他問我對他的幾個孩子有什麼看法？我不知何來此問，很不好回答。如我所說，我不慣對我沒有考評權的人向老闆說長道短，此時我依舊不想破例。還好，突然間靈光閃過，悠然答曰：「我覺得他們各有其妙。」

我自覺答得巧妙，沒有不答但也沒具體答，細細體會似乎還有那麼點意在言外。余先生或許聽得出來，但沒有追問。他沒有追問，是因為不想知道，還是不想為難我？不知。但非常明顯，那是我所見美洲中時開辦以來他最快樂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麼一個特殊的半日聚？當時沒想太多，大概這是老先生一種別出心裁的「犒賞」吧？我至今沒告訴過誰。現在寫在這裡，不是自吹自得，祇是留着和後來的反差做個對比，他此時與後來流露的矛盾心理很是匪夷所思。

8月24日我返回紐約，9月5日，接到余先生從台北打來的電話，告訴了我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余先生在電話另一端說，今天的國民黨中常會上，中央日報的曹聖芬董事長首先開砲，聯合報的王惕吾董事長接著呼應，直指美洲中時的奧運新聞罔顧黨國立場，「為匪張目」，要黨中央密切注意。

這個訊息顯示，黨營的中央日報和民營的聯合報聯手打擊另一家民營的中國時報。也就是說，余紀忠被曹聖芬、王惕吾狀告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說：美洲中時「為匪張目」！

王惕吾和余紀忠是台灣兩大民營報業霸主，因長年的競爭和利益衝突，演變到不相往來、王不見王的地步。台北政治、文化圈有一句流行語刻劃他們的關係最是傳神：「要余老闆和王老闆和好，比國共和談還難！」的確，在他倆棄世前，起碼有三十年沒說過話、沒打過交道，這兩位倔強的老人真做到了老死不相往來。

王惕吾也是世界日報的老闆，兩個仇人的戰爭從台灣打到美國，本來世界日報在海外華人報界已穩居首席，但自從美洲中時尾隨而至，便備受威脅，光景大不如前，奧運以後尤其招架不住。我們絕不能說王惕老在常會公報私仇，我們必須十二萬分恭敬地說，曹、王兩位報老闆純粹因為忠黨愛國，心所謂危，故而不得不向主子剴切進言。

邀請報老闆「入常」，且不以黨的機關報為限，連最大的兩家民營報也一併吸收，是蔣經國在1979年底的創舉和傑作，乃一咄咄怪事。當時我是台北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很不以為然，曾傻乎乎地勸余先生迴避，他也一度猶豫，但終究身不由己，還是為黨「捐了軀」，入了常會。現在，同儕刀箭齊發，揮向他來！

他在電話中說，他的心情很沉重，為了黨國利益努力一生，想不到竟受到這樣的污蔑，很痛心。但轉而告訴我，我們做得沒有錯，要我在第一線不要受影響，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

我聽後頗受感動，即向他說，需不需要我即刻回台幫他分擔一些向有關方面的說明？他說，暫不需要，他來處理，要我好好工作。

放下電話，我暫且沒有聲張，繼續當天的發稿編報。到了半夜兩三點，也即是幾個小時後，他親筆寫了一信電傳而來，內容如下：

天瑞：這幾天，中央日報的「赤色陷阱」刊出後，大華晚報更是公開要求「肅奸防諜」，這樣的血口噴人，你身當其境必定感慨萬千。但就在這關鍵時刻，我要特別的提醒你們，必須冷靜沉着，堅持立場，萬不可情緒化，也不可灰心喪志。他們的目的在打倒我們，他們的手段是乘間蹈隙，挑撥中傷，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就希望不斷刺激我們的情緒，從而達到預想的目的。

 

因此我們要深深記得，對付冷酷的時代祇有堅持一貫的主張 : 愛自由，愛民主，愛國家，為國為民，無私無慾，始終不渝的，踐行我們的信念，時日之來，必能給海内外國人看透許多陰暗卑劣的用心，和我們清白的操守與堅貞的志向。

 

投身黨國已達半世紀之久，創辦中國時報，亦達三十四年，日夜殫心，鞠躬盡瘁，乃逢此横逆，夫復何言！然而中夜醒來，偶一想及人生之困頓挫折，之多之繁，如我所經者，亦屬無多。惟其艱困重來，壓力横生，我必須有勇氣，有定力，才能與邪魔抗衡；必須有骨，有血，萬斤壓力打不破我的信守決心，才能不愧一生。

 

天瑞、啟成、建新，你們都是時代中的優秀青年，你們都有我的愛，我的信任和期望。希望體念我今日執筆寫信時的心情，自己堅強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

這是一封至為沉痛的信！信裡一開頭說的，即刻在我腦海裡浮出一個景象。

1977年台灣發生過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黨國文化隊伍圍剿與黨國文宣政策走不到一起的文學作家，一開始吹起這個號角的，便是彭歌、余光中分別在聯合報發表的方塊文章：「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以及「狼來了」。

事隔七年，如出一轍，又是兩篇方塊文章：「赤色陷阱」、「肅奸防諜」，既血口噴人地認定美洲中時「掉進紅色的陷阱」，並極盡追殺能事地要求進行整肅，雖出自不知名姓的幫閒文人，但繼之以兩大報老闆在中央常會大力陳辭，莫非要開展另一次的文化大殺戮嗎？

1977年的目標是中國時報，這次的目標還是中國時報。當時是人間副刋，迫使人間大改組；這次明顯衝着美洲中時而來，指的是奧運新聞，誰知道是否會演變為對美洲中時甚至對台北中時總清算！這是余紀忠心中深沉的憂慮與浩歎。

事情是不是會發展到那一步不知道，但在這個已是極度困頓的時刻，余先生倒是展現了一個報人不屈不撓的心志。他確實表達了對信念的堅持，也確實表現了對美洲中時一切的承擔，對我、對同仁無一字之指責，反而顯露着有如慷慨悲歌、臨終託付一般的壯烈情懷。

西哲蘇格拉底受死前囑咐學生說：「今後你們要像以前一樣，按照你們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余先生在信中交代他的兩個兒子與我：「堅强起來，有勇氣的踏上人生奮鬥的道路。」簡約而言，「堅持信念，勇敢前行」，就是他所認為「最善的方式」，也是他一生最有價值、最正確的選擇。

這封信也充分剖白了他自己，在後來的日子裡，每念及此，縱使聽到對他再多的批評，縱使對他有萬般的不能諒解，我終無法選擇與他決裂，並常懷着發自内心的愧疚。

他並沒有召我回台，但我給他寫了一份參考材料，足足有四千字之多，詳細敘述了奧運新聞的背景和處理實例。間隔了一個星期，9月19日，他向常會提了報告，述說了他的辦報心情，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誤傳，說明了奧運新聞的處理原則…。

這自然是一次有準備的報告，他或許希望蔣經國聽完之後，給他一些類似慰勉的話語，以解開心頭的鬱結。不過，他失望了，蔣經國儘管沒有隨着曹、王的音樂起舞，卻原則性地指示文宣部門今後對於「海外文化隊伍」要有所關切，甚至要有所整理。美洲中時什麼時候成了國民黨的「海外文化隊伍」？余紀忠的心情更加不平靜了。

余先生一生追隨國民黨，内心不會不願做國民黨的「文化隊伍」，為黨所用，否則怎麼會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報人之身去當什麼中常委呢？但出錢出力，走南闖北，總還有個更高遠的想法，若祇被收納在隊伍裡，小有定見，便不由分說遭人編派、玷汙，那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不堪！

蔣經國指示文宣單位「整理海外文化隊伍」，雖然是表達對海外文宣的重視，也是泛指黨政機構的各種力量，固不能解釋為特指美洲中時，但聽在余的耳朵裡，他感覺得到，這位他唯一在意的人對他是有意見的。這個感覺會使他產生情緒，甚至會影響他的判斷和決定，也極可能是後來他關報的種因。

而我也看明白了，台北那個小朝廷裡果然沒有嶔奇磊落、胸懷恢弘之輩，恐怕終究要自䧟漩渦而無法自拔。

還沒等到有機會和余先生為此交流心情，9月25日晚上十點，余先生突然出現在紐約編輯部。屋漏偏逢連夜雨，社論出事了！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