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為了兩岸一家親，不惜配合中國打壓台灣生存空間的統戰、多次在電視專訪以及議會公然說謊、挑起政爭、封殺新聞自由，即使是平時飽受譏諷的台灣政客中，也鮮少有人能做到如此極致。這些只要依據公開資訊按時間先後排列，就可以明白清楚梳理的事實，柯文哲的支持者卻往往以「批評—反駁」論點的方式而非歷史發生的順序記憶與詮釋，這種差異是如何產生的？要從我們如何透過敘事來理解世界說起。

在熟悉框架內簡化經驗，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基礎。相較真實世界的複雜，透過熟悉的框架，我們得以將每天接受到的各種零散資訊迅速分類，串連成為故事，產生意義，省下不斷在黑暗中茫然摸索曖昧難解訊息的力氣。故事是對真實的簡化，是希望被社會證實為真相的虛構，故事要讓人接受，通常要在具有共同文化與共同語言的說者與聽眾中講述、反覆講述、修改與評價，形成詮釋性觀點並加以傳播。

撰寫故事因此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例如James March認為故事通常複雜到有趣並足以彰顯智慧，但又必須簡單到足以令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人類理性的限制影響了建構故事的過程：大量對於人類有限理性的研究，說明人的大腦儲存與回憶歷史的能力有限，使得人們重構記憶時更傾向於服務當前的信念與欲望；大腦的分析能力有限，意味著必須慎選加諸經驗之上的框架，熟悉的框架更加受到青睞；大腦固守成見的傾向使得人們更加重視肯定信念的證據，而忽略否定的證據，有時甚至不惜扭曲觀察與扭曲證據以達成一致性；這些限制成為柯文哲如何被理解、記憶與傳播的重要基礎。

具體而言，有限理性的政治數位行銷策略有三：快速回應、轉移焦點與確立框架。每年這個時候都是喜愛電影藝術者的黃金季節，因為片商通常會將有希望得獎的影片在九月之後上映，以便能夠在奧斯卡評審投票時，因為記憶猶新能夠獲得優勢。

網路網路剛興起時，人們主動搜尋有趣的資訊，但是在資訊氾濫的年代，不同資訊必須競爭稀缺的注意力，準確查核的「更正新聞」不僅觸及率較低，往往觸及的也是不同的群體，這時快速回應才是形成記憶的關鍵，如同深諳網路宣傳特典的柯文哲所說：「在十倍速的時代，不是大的打敗小的、不是強的打敗弱的，是快的打敗慢的。」媒體寵兒的柯文哲快速回應的宣傳優勢在此展現無遺，相較遵循傳統選戰打法與媒體弱勢的對手姚文智與丁守中更是如此。

柯文哲的支持者往往不是以歷史發生的順序記憶去理解柯文哲。（攝影：李智為）

在記憶上佔據高點

不僅傳統媒體如此，在PTT等論壇上，只要對柯文哲不利的新聞一出，底下推文會立刻產生反制的新聞，更在接下來的回文中反覆衍生反駁，確保在記憶上佔據高點。

但是僅僅如此並不足以解釋柯文哲對於政見跳票不斷時的自圓其說能夠獲得接受，快速通常以準確為代價，最近在器官移植爭議中，柯陣營便搶先放話《屠殺》作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將來台為柯文哲澄清，不料立刻遭到葛特曼否認，事實上後來葛特曼確實來台，但目的卻與柯陣營最早宣稱者相反。

這種時候柯文哲便會採用「鯊魚理論」，其實也就是哈佛教授Gary King研究中國網路五毛的「移轉策略」，在網路上發生一個爭議的議題時，限於人類注意力的稀缺，最好的策略並非反駁，而是轉移焦點，心理學家已經證明這是極為有效的網路策略，也正是柯文哲所謂的「萬一被一個議題困住，就要快速拋出新議題，來轉移媒體焦點。」

移轉策略之所以在網路上效果特別卓著，乃是因為打斷正常的思緒模式，Glenn Wilson發現現代人活在不斷被手機等各種工具中斷注意力的新常態中（例如英國人平均每12分鐘看一次手機，71%的人從未關掉手機），平均使得智商約下降10分。PTT等公共論壇與臉書等社交媒體的移轉策略則使人忽略主要議題，而不斷地在枝節上打轉。受到注意力中斷與記憶短暫之助，掌握媒體優勢者，發現對自己不利時便快速變換議題不僅有效，更可以收設定議題之功，打斷對手的節奏，並且令支持者無暇深思下繼續追隨。

不過快速回應與移轉焦點還是無法完全避開所有爭議，儘管多數選民的注意力有限又記憶短暫，但是人的大腦還是會對大量前後不一的情形產生警覺，例如為兩岸一家親上電台道歉後不料民調卻下降，柯文哲急忙解釋「不是道歉，我是說如果你聽了不爽，我也只能歹勢。」當被問到為何U-Car政見跳票時，柯文哲回答：「市場決定一切，這不叫跳票。」被問到何以屢次在非關市政的地方砲打中央時，他說：「這叫舉手發問。」為屢次失言解釋：「這是亞斯伯格的影響」或是「笨蛋不懂聰明人的想法。」為選前釋出五萬職缺解釋：「軍公教有優勢但是依舊公平。」為選前一個月就剪綵50次說：「這是巧合，不會像朱立倫這麼丟臉。」回覆議員要為兩岸一家親國安會AB稿道歉時，要不就是說：「你說我說謊才要道歉」，就是錯誤地引用「若p則q」而洋洋自得，最近甚至在同一場訪問中批評公民團體不可叫他政治表態卻又同時要求另兩位市長候選人政治表態。

網路上的協調性集體行動

要真正令支持者接受這些說法，競爭就不能只停留在記憶與注意力上，而必須進入分析能力的限制，競逐理解世界的框架。柯文哲支持者透過柯文哲所塑造出的框架來篩選與理解訊息，例如柯文哲強調網軍與網路義勇軍的分別，立刻為支持者奉為圭臬，問題不在使用中共義勇軍一詞暴露出柯文哲的單一的思考範式，而是網軍顯然不是所有人都有金錢酬償的一種定義，事實上更重要也更容易直接觀察到的是網路上的協調性集體行動。

又如柯文哲反覆強調離開他的團隊或是反對他的人都是因為「沒油水可撈」或是「被搬動乳酪」的既得利益者，支持者立刻接受到訊息並奉為金科玉律，統一地以此攻擊所有反對柯文哲者。這當然是荒謬的，若果真如此，大概能夠公正評論台北市政者只剩下我這類去國二十載、既不接計畫、也不謀官職，並與三方候選人團隊均無人際與利益關係者，才能夠公正的評論了。

但問題不僅在此，這些論述大多存在內部邏輯問題，只有加上柯文哲例外論才能成立：沒有人會懷疑藍綠皆有網軍，但只有柯文哲沒有；所有人都為了個人利益行事，但是影響數千億預算及人事資源的台北市長大位，只有柯文哲不為利益驅動。雖然柯文哲是出了名的雙重標準政治人物，但是在支持者眼中卻成為具有一致性的真誠政治人物，正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柯文哲的框架篩選資訊與形成觀點之故。

這種框架並非柯文哲隨意塑造的，如前所述，故事要在具有共同文化與共同語言的說者與聽眾中反覆講述，才能廣為傳播，柯文哲必須迎合受眾的價值體系，才能有效建立認知框架。好的框架必須具有可信度，而可信度又與熟悉度相關。根據歷年民意調查，柯文哲的年齡層正好是台灣各年齡層中價值觀最保守以及崇尚權威者，相信廉潔與與努力工作為生存價值之所在，柯文哲無論是以新權威主義包裝對女性與同性戀等弱勢者根深蒂固的歧視，乃至宣揚缺乏實證基礎的亞斯伯格症與高智商，都是在台灣具有相當支持基礎的價值體系下，才能將故事框架套入。

問題在於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既有古道熱腸，也有勢利功利的一面，既有溫柔敦厚，也有尖酸刻薄的一面，不幸的是，柯文哲正好代表他那個世代重視生存所以努力優於公平，重視排名所以學歷高於經歷，重視穩定所以歧視先於正義的一面，柯文哲從對女性的歧視、人到中年仍強調台大醫學系學歷的狹窄視野、自視甚高所以刻薄他人，到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雙重標準，正好代表台灣文化中比較低劣的一面。

台灣離真正民主與良好社會的前路仍漫漫而悠長。（攝影：李智為）

台灣政治上仍是不折不扣開發中國家

但這都不是必然的，當美國參議員馬侃（John McCain）辭世時，世人皆讚嘆其身為政治人物的decent品格時，柯文哲之前對於其他政治人物的各種粗鄙批評，儘管後來其承諾的政見都一一跳票，這些批評幾乎可以一字不易的應用到自己身上，但是柯文哲總是令政治成為一種粗鄙的兩難—究竟要不要拉到和他一樣低的層次以惡毒的語言回擊，還是只能充耳不聞，任由他去？

在decency與馬侃正好形成對比的首都市長柯文哲，比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更能提醒我們，台灣在政治上仍是不折不扣的開發中國家，離真正民主與良好社會的前路仍漫漫而悠長。

政治數位行銷的成功也拜了台灣淺薄的媒體生態與評論文化所賜。台灣媒體在即時新聞的壓力下，喜歡抄襲PTT等論壇，因此有心者只要操縱PTT（尤其是八卦版），就可以掌握從網路到平面媒體再到電子媒體，接著藉由柯文哲媒體寵兒特性，再由電子媒體到平面媒體再到網路的自體循環，無論是快速回應、轉移焦點、設立議程或是確立框架，都得以在這循環中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

而論壇的長期使用者大多有「我使用的論壇不會被操縱」的心理偏誤，而無視已有許多公關公司的存在，以及調高發言門檻後，支持柯文哲的言論立刻減少等事實。不僅是上文提及的旺旺集團與柯文哲的關係，許多專欄作家與網紅對於柯文哲的評論更是存在大量偏誤。

例如一位以倫理學著稱的政論網紅，儘管是哲學博士，提到柯文哲時要不是以選舉成敗決定是非，就是連中學生都理解的基本邏輯都搞錯，而認為不可能論證柯文哲說謊。也有的評論者甚至公然替柯文哲的反民主傾向辯論，事實上任何人只要檢視柯文哲的言行與台灣的處境，都應該能夠明白兩岸一家親所帶給台灣最大的挑戰正是民主危機，我們將在（下）中結合之前的論點解釋柯文哲如何給台灣帶來民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