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康德曾說「政治是高明的騙術」，這句雋語發人深省，可供檢視政治人物的言行。筆者據此要論述「民調是高明的政治」，觸發有關民調的思考與判斷的識讀能力。當民調淪為政治文宣，公民應該自我覺醒，盡信民調而改變投票行為的初衷與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民主自由的新危機與新挑戰。
 

民調至少可以區分為兩種，其一是政策意向的意見調查，例如對於敬老年金是否支持發放，同婚法制化是否採取《民法》修定或專法處理等等。其二是選舉預測，藉由投票前的抽樣調查，預估誰能勝選以及得票率為何。

無論何種民調，要注意「分析單位」為何，避免抽樣推論與實際行為的分析單位有太大的落差。舉例來說，如果要調查中央執政的政治人物民意支持度為何，分析單位若是縣與市，抽樣的樣本數必須考量代表縣市意見的妥適度，否則很容易滿足統計推論的技術要求，卻同時忽略百多個或數十個樣本即能代表某縣或某市的整體意見。
 

調查成本與樣本數的妥適程度，兩者正向相關，倘若預算有限，統計推論所能確保的「抽樣誤差」，相與經驗法則上的實務認知比較，其落差存在必定的風險。例如有效樣本數1068，信心水準為95%(信賴區間為95%)，則抽樣誤差為正負3%。舉以調查總統的滿意度或信任度為例，倘若有效樣本數1068，各縣市依據人口比例加權，加權後的有效樣本數，可能百多個(例如台北市)或數十個(例如連江縣)，要以百多個或數十個樣本意見各代表台北市或連江縣的整體意見，顯然這不是統計問題，而是風險問題。

樣本顯然不能完全涵蓋母體
 

上述風險問題不被重視，係因民調公司或民調機構存有成本控制的現實考量。為了成本控制而犧牲民調精準度，這是許多民調不能說的公開秘密。就以投票前的選舉民調來說，投開票的基本單位為「里」，里之下若有很多設籍人口，則投開票所就會多於1處。然而媒體報導或公開的民調結果，其分析單位只到「區」或「鄉」「鎮」，樣本顯然不能完全涵蓋母體。

以直轄市來說，也就是里與里之間的差異，不能涵攝於「區」的分層抽樣。以台北市20歲以上市民作為民調的母體，有效樣本數若為1068，大安區加權後的比例樣本數頂多百來個，如此合理樣本數卻不能反映大安區內所有里的民調差異與人口比例。

候選人作為內部參考用的民調，其調查目的明顯與媒體報導用的民調不同。內參民調至少有兩項目的，其一是鞏固票源，其二是開拓票源。候選人利用問題設計，可以測知以「里」為分析單位的民意取向，並藉此內參民調，強化相對應的選舉作為與執行選舉策略。此種內參民調的成本昂貴，差不多兩個月一次民調即可，因為在乎精準度與預測性，執行頻率不高，信度與效度的要求卻是非常高。此類民調不是政治文宣使用，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發現選情真實與預測可能得票。
 

有關投票前的選舉民調，基本上是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向，也就是投票行為之前的表意。「投票表意」不能等同「投票行為」，因為調查發生的時間點不是投票行為日，即使受訪者答稱會去投票，未必等同投票日一定有投票行為發生。「投票表意」與「投票行為」之間的差異與科學分析，媒體不在乎，政治文宣性的民調更不會重視。
 

附圖所示民調A的樣本全部會去投票，民調B卻全部不會去投票，這兩類民調是極端情形。大部分民調取樣的結果，真正會去投票的情形可能如同民調C或民調D。因此，民調樣本與投票當日投票行為之間，其重疊程度在0%與100%之間，選前民調不可能切實反映此項差異，基此，民調當然只能參考而已，存在測不準的不確定性(人口統計變項與投票率不能同時確定為定值)。

媒體濫用民調結果
 

1124地方性大選因有公投綁大選效應，投票行為一定存在「分離投票」，也就是縣市長、議員、里長等公職人員的選舉可與公民投票獨立分開。縣市長選舉有投票，未必等同公投也有投票，公投有投票當然也不等同縣市長選舉一定有投票行為(兩者投票年齡不同，公投18歲以上，公職人員選舉20歲以上)。此外，因為同婚法制化的五項公投案存有「對立性」(例如「兩好三壞」)，對於年輕人的投票意願與行為影響，或多或少可以期待有利於公職人員選舉的投票率。
 

媒體不在乎民調的限制，為了大眾傳播與政治宣傳而濫用民調結果，身為獨立又能思考的自由公民，應該切記勿以民調結果作為投票的選擇。投票初衷與民調結果並無關聯，為何支持特定候選人，並非執著知名度與熟悉度而已，更是權力的付託與價值信念的堅持。防範政治文宣式的民調不正當擾亂投票行為，我們應該想想「政治是高明的騙術」，而且「民調是高明的政治」。

※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