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究是只有柯文哲才能打敗柯文哲。

　　
轉型正義指涉的是，當一個國家面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新的民主政體要如何引領社會一同回顧、面對，與處理前一威權政權留下的不義遺產。

「遺產」不只是有形的資產。

它也包含政治壓迫的傷，包含面對長期高壓政治控制的集體恐懼；也包含，不正義行為事實的歷史與司法責任。
　　

換句話說，我們的集體心靈是那個年代的遺產，也深受那個年代的遺產所影響。
　　　

比如我們貶抑社會主義，比如我們不喜歡談政治，比如我們視個人政治表態為一特殊與敏感作為。

這應該是探究「傷害何以至此」的工程
　　

事實上，轉型正義的正義一詞（justice）原本是司法語彙。面對正義的恢復，法律是基本手段。但法律也不必然意味刑期責罰。

法律的功用在於它可以協助創造一個對話的空間，讓事實與說法交互檢驗。這也是為何，南非的「和解」經驗得以可能。
　　

轉型正義沒有所謂的標準順序，也沒有所謂的什麼做了，什麼就可以不用做。但是，轉型正義有一個根本的基礎，是所有歷經政治轉型的社會都要面對的：
　　

關於探究「傷害何以至此」的工程，也就是對於真相的調查追索。
　　

確認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人並不是尋回正義的終點。相反的，我們必須持續追問：「為何我們會是發生如此悲劇的一個國家？我們的責任何在？」

這是對於社會集體，對於結構的叩問。不僅僅問誰受傷了，誰傷害了誰，更重要的，要對「傷的脈絡」追出一個明白：為何傷害會發生？
　　

也唯有如此，社會才有可能真的往前走。所謂的「對話」才有可能發生。

台灣社會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責任
　　

畢竟，在未確切對過往的權力結構與壓迫結構有明確掌握之前，所有的對話只是一套又一套空洞的劇碼。就像是過去20年，年復一年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紀念會。

儘管這兩年情勢好轉，眼見一任又一任的政治領導人道歉，台灣社會卻始終無法清楚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肩負一份責任：
　　

關於我們要如何建構起自己的悔悟文化，堆砌起一個「道德國家」（Moral Nation）。
　　

因此，這一切必須從這裡開始提問：關於戒嚴與白色恐怖為何會在台灣發生？怎麼發生的？誰被視為國家的敵人？又為何會被視為國家的敵人？被宣稱為國家的敵人就理應被逮捕、槍決嗎？
　　

與當年的蔣介石存有不同意見甚至起心動念想反抗這個政權就具備理應被殺的氣質嗎？即使，他是社會主義信奉者，就理應被殺嗎？

黨產會與促轉會目的在「自我質問」
　　

這都是此時此刻台灣最嚴峻的挑戰。從民間到前年成立的黨產會與今年成立的促轉會，面對的，無非是揭露這個禁忌，撐出一個空間，讓大家得以直面過往，自我質問。
　　

自我質問為何重要？婦聯會存在的正當性從未被顛覆與挑戰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婦聯會成立的基礎是「反共抗俄」，由蔣宋美齡帶領多位軍中幹部女眷攜手成立的合作系統。從建設角度，這個組織協助了眷村的興設，也照顧了當年隨政府來台的外省難民。但從另一個角度，這個組織成為了蔣氏家族主掌的威權政體中，可以輕易執行蔣夫人意志的「民間組織」。
　　

在那個年代，一個民間組織為黨服務並不稀奇，卻是跨越任一時空都無法駁斥的不正義。
　　

其資金爭議與到蔣宋美齡生命晚期，疑為蔣老太太私人所用，以及至今無法清楚交代為何身為民間組織，卻有大量從國家取得的勞軍捐款項。

婦聯會不願面對屬於它的歷史責任
　　

換句話說，婦聯會的歷史定位已然屬於那個年代底下壓迫體系的一環。

婦聯會確認自己的歷史與法律責任了嗎？

尚未。

面對黨產會已確認婦聯會是國民黨政府在戒嚴時期的隨附組織，婦聯會有面對自己的歷史定位有所承擔嗎？

尚未。
　　

這就是我們「當前」的問題：

所謂婦聯會不願面對屬於它的歷史責任。

反共抗俄的年代已經遠離，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全然面對過去的不正義事實。面對責任並非必然帶來撕裂。

相反的，唯有面對過往，確認那些事實與傷痕，台灣才有展開實質對話的可能。

如果轉型正義真有個所謂的順序，我相信讓「婦聯會面對自己的過去」就是我們眼前必須面對的問題。

從這角度看，眼前的問題尚未被解決。

這一切並不好。

事實上，當柯市長選擇坐在婦聯會主要幹部身旁，向這個社會說要「對話」，甚至說追究過去責任不盡然是必要之時，柯市長必須再次說明，他眼中的轉型正義究竟是什麼圖像。

事實上，他必須承認他對轉型正義並不了解。

負責不代表對立
　　

「肩負責任」並不必然帶來下一波的政治屠殺與對立。沒有對過往深刻的探究，就沒有有效對話的可能。

於是，也只有柯文哲可以打敗柯文哲。

台灣的歷史紋理複雜。它需要的是我們真正去深刻認識，追索這個社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再痛都要做。

沒有對過去的清楚梳理，責任歸屬問題便會持續存在，關於過往的陰影會持續籠罩我們的集體心靈。
　　

這就是我們眼前的困境，也是和解為何不可能的前提。

※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本文經授權，摘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