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走進編輯部，即刻獲知江南被殺。由舊金山發來的這則新聞，報導了當天早上九點多，江南在大理市自宅被人連開三槍斃命。

江南，本名劉宜良。 我來美後曾讀過他寫的《蔣經國傳》，不覺為嚴謹權威之作。幾個月前他來到紐約，他的好友設宴接待，我受邀同席，得緣相識，然無心儀之感。他長我十五歲，性情豪爽，說話很多，卻無從令人信服；雖不宜遽斷是無行文人，但不自覺會想與他保持距離。

當時有關他的傳聞就不少：他是蔣經國政工幹校的學生，來美後原想以寫《蔣經國傳》拿博士學位，後來迫於生計沒有如願，卻用了那些未經查證的材料鬻文為生，國府派人勸他修改或打消出版，他要了錢卻食言。不祇如此，他還打算寫《龍雲傳》、《吳國楨傳》，甚至《宋美齡傳》，據說都會涉及對蔣家形象的傷害。另一個對他更不好的說法是指他拿台灣、大陸、美國三方面的錢提供情報，是所謂「三面間諜」。總之，他是一個相當受爭議的人。

這些訊息若不知道，那麼他的死充其量就是個普通的社會新聞。偏偏祇要在美國華人文化圈稍有涉足的人，對他的種切都早有聽聞；不過，喜不喜歡他是一回事，再怎麼樣都不能殺人。人命關天，不是兒戲，這個謀殺案令人嗅得到蹊蹺，就更不能等閒視之了。

在當天警方的處理過程中，因作案者逃逸無蹤，沒有掌握到任何有關兇手的蛛絲馬跡，無從做出研判，也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訊息。

這個新聞自然使人心生一問：誰要殺他？既是三面諜，三個方面都有可能。但未聞大陸或美方有誰受害於他，明顯不喜歡他而且與他有嫌隙的是台灣，甚至是蔣家。這個新聞明天一見報，必定眾口一辭交相論定：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連此刻的美洲中時編輯部也幾乎人人都抱持這個看法。

這是一個相當不利於台灣方面的特大號政治新聞！

但江南要寫的其他傳記多半是與上一代蔣家有關的事，於當時的蔣家政權毫無影響，即或《蔣經國傳》跟這一代有關，蔣經國在台主政已是大權在握，統治基礎穩固得很，聲望正隆，任憑江南怎麼醜化他，也不會傷他半根汗毛，蔣有必要大動干戈派人到美國來殺這麼個無足輕重的文人嗎？如果真的這麼做，那也真笨得可以！

但看來看去，的確還像是有這個可能，糊塗情報員幹糊塗事，古今中外多得是。何況情報員若又出身侍從，護主心切，揣摩成性。果真如此，台灣可要倒大楣了。

我才剛剛和同仁們說，此時此刻政治新聞要收縮一下，但不偏不倚地來了這麼一個古怪的政治新聞，能說不是造化弄人？

怎麼處理？

我一邊照常進行當天其他新聞的核發稿，一邊在腦海裡琢磨着怎麼處理這個新聞。余先生如果在場，早就意見一堆了，但是他已離開紐約，因行跡隱密，沒告知去向，無從請示。身邊同仁不少，找幾位一起商量，把責任分出去，一推二六五，再簡單不過，不必我傷腦筋，但我沒這麼做。

我沒這麼做，是為要獨自攬功嗎？其實，這件事明擺的是，「有功無賞，打破要賠」，有何功可攬？推出去都來不及，哪有獨攬之裡？

我隱約意識到，這個新聞除非做到完全的淡化，否則不論怎麼處理都討不了好；而完全的淡化，肯定不會是余先生所指望於美洲中時的模樣。這個時候如果硬要找到他請示，就是要他負責；如果召人共商，就是把重大責任轉嫁給同仁。都叫「推卸」。況且，哪怕討論得再多，終究還必須由總編輯思慮清楚之後做出決定。

因此它不是一個要不要討論的問題，而是一個總編輯要不要承擔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必須自己想，該怎麼做才不會讓余先生即刻遭難，又不會辱沒了他辦報的盛名，這是我做為他的老部屬又是此刻當職的總編輯，要扛起責任的時候！

想到這裡，我逐漸把起伏不定的心情平靜下來，回到正常新聞處理的狀態。

通常當重大新聞發生的時候，除了主新聞之外，必會配以反應新聞。反應新聞不外乎訪問相關的專家或熟悉當事人的朋友。在江南這個新聞裡除辦案人以外別無專家，而辦案人能說的都已在新聞之中，那就祇能問問死者的生前好友有什麼看法。我也的確需要透過他的朋友，瞭解報社編輯部以外的看法，以相互印證。

於是我請紐約的採訪主任胡鴻仁採訪江南的至交陸鏗，並請洛杉磯的總編輯卜大中訪問阮大方，阮大方是刊登「蔣經國傳」的加州論壇報總編輯。為了存真，我請胡、卜不要過濾，以原汁原味寫過來，我看過後再決定如何處理。

很快地稿子分別都發來了，一如預期，陸、阮二人不約而同地認定是國民黨派人幹的政治謀殺，並同聲譴責，措詞毫不客氣。

照今天的新聞處理方式，或海外當時一般報紙的處理方式，這是多好的新聞素材，哪管嚴不嚴謹，肯定二話不說，將這兩則各有一千多字的訪問稿一字不漏地刋登出來，必有人喜歡看。

我再怎麼冒失大膽，也不能如此恣意行事，何况他們兩位的推斷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但我並不將之捨棄，我仔細看完兩稿後，親自改寫為大約四、五百字的背景稿，保留了他們對江南這個人的瞭解，把其中所有指涉「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的說法全部删了個乾淨。

重點在，陸鏗推論江南與人無錢財瓜葛，所以不是財殺；他對女色不感興趣，所以也不是情殺。接着就論斷為「必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我删掉了這個推斷的結論，但留下了推斷的前提，即「不是財殺」，「不是情殺」。

意思是，我把他們的「論斷法」改為「排除法」：不是情殺，不是財殺。至於是什麼殺？不表。若問，既如此，豈不就明指為政治謀殺？但我們沒說，更沒說是國民黨所為。

我承認，這是一個「葉底藏花」兩面光的作法：如果不是國民黨所為，我們沒錯，因為全文無此一詞。如果確為國民黨所為，我們也沒錯，因為文中埋有伏筆。

這是沒辦法的事，畢竟可靠的資訊不足夠。而在那個當下，一方面要因應眼前十分嚴峻的政治環境，一方面又要能對新聞的專業立場與明日的歷史評價，有個起碼的交代。

我也承認，在這個節骨眼上還要去想什麼專業，什麼歷史，什麼交代，真是不知死活！

不過我也沒有偉大到這麼不知死活，從下面的思考裡就看得出來。

接下來的關鍵決定是，它要登在第幾版？登多大？

左思右想，還是要回到我們是華文報紙這個基本屬性上，當華人人權受害，華人當選州長，華人榮膺環球小姐，華人奪得奥運金牌…，我們從來都以頭版頭題刋出，不因它們是否為好消息，乃因它們應當在華人世界裡受到重視。而今一個有爭議性的華人作家遭人侵入家宅槍殺斃命，死因離奇，後續新聞必然發展不斷，不是小事。怎麼能不放在頭版？又怎麼能不置於頭條？

話雖如此，在台北這麼注意到美洲中時的時候，我還是不免要想到對台北的說法。

我以職業慣性與經驗法則判斷，這個新聞明天各報一定放在頭版頭條。但與我們同樣從台灣來的世界日報，極可能祇登在第三版，大不了放在第三版的上半版，至於標題可能為三欄或最多四欄高。

如果美洲中時也以類似於世界日報的方式見報，海外肯定眾口一詞：各報都是一版頭條，唯獨兩家國民黨中常委辦的報紙登得一模一樣，必是心虛，必是受到台北關照，這等於公告周知：就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

如果美洲中時的登法與世界日報明顯不同，以上的說法不僅不能完全成立，還可恰為反證：不會是國民黨幹的吧，不然美洲中時怎麼敢登在頭版頭題？

這個區別，在案情真相大白之前，或可使國民黨免於承受最大的責難，或可供國府在一段時間裡做為擋箭牌。

正因為有這樣的想法和說法，於是做法就很清楚了：當然放一版頭題！

然後，

主新聞標題是這樣的：

作家江南自宅遇刺殞命

兩歹徒持槍行兇事後騎脚踏車逃逸

變生肘腋其妻未及辨識是否為華人

次新聞標題是這樣的：

驚聞噩耗文友咸表震悼

陸鏗認為不可能死於財殺或情殺

阮大方痛憶當年為高準奔走往事

現在來看這個新聞的處理和標題，簡直保守含蓄到不行，但當時卻被認為是促使美洲中時關報的臨門一脚！也是在美洲中時關報後周天瑞被指為罪魁禍首的重大罪證！

第二天，余先生來了電話，別的沒說，祇嘟噥了一句：「怎麼會放在第一版？」我正待說明，就被打斷：「以後別放第一版了！」基本不會，因為事發的第一天最重要，那是一個態度。

但是第二天我依着昨天放在第一版的邏輯，請同仁訪問了幾位傳播學者，對海外除世界日報及美洲中時以外一面倒指涉為國民黨所為的報導，提出商榷。我不是想做什麼彌補，因為的確那時候做那種論斷式的報導，並不相宜。而正因為我們在第一天以頭版頭條處理了這個新聞，我們才能為此做些辨正。至於這麼做，是不是會被不滿我們的人買單，就不是我們所能計及的了。

從余紀忠後來關報來看，台北方面顯然不買單，「美洲中時認為江南案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便成了繼「奧運新聞為匪張目」、「批評雷根，禍害台灣」之後第三個罪名。於是乎，美洲中時的自我了斷，無異自承，一犯，再犯，三犯，什麼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什麼解釋也都沒必要了。我在新聞處理過程中所有的設想，都白費了工夫。

因此，這件事便好似為關報提供了必然，後來在有關方面追問「為何關報？」這個問題時，老闆答曰，「台北鞭長莫及，編輯部難以控制」，便成了標準答案，以我為代罪羔羊，掩飾了骨子裡對台北當局的不滿。在同仁對報社關報有所怨懟時，「都怪周天瑞搞垮了報紙！」也成了非常簡便好用的說辭，轉移掉同仁對余家強烈的的悲憤情緒。指的都是我對江南案新聞的處理。

美洲中時於11月11日關報，兩個月後，1985年1月13日，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三名國府情報官員，因指使竹聯幫幫主陳啟禮等刺殺江南被捕，證實江南案確為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美洲中時沒有錯，周天瑞也沒有錯，但是美洲中時已經消失了。

江南案使國府受到重挫，保守勢力大跌，導致蔣經國不得不走向政治改革，從此言論尺度大開，再也沒有人可以刁難美洲中時，也沒有人可以加諸它莫須有的罪名了，然而美洲中時已經溘然長逝。

祇要再撑兩個月，美洲中時就可輕舟走過萬重山，從此一無險阻，究竟為什麼它要那麼急着關？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