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10月25日的《上報》報載，媒體人周天瑞先生所撰＜我與美洲中時之十三〉一文，對我多所汙衊，直指：「不管宋楚瑜承不承認對中時耍弄過什麼骯髒手法，有關他這方面的的傳言在中時內部是甚囂塵上的，諸如刁難外匯、出言恫嚇、逼迫換人，可說是五花八門，無以復加，給予美洲中時的人極壞的印象。」

嚴謹說來，我對於《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及其為何停刊所知甚微，而且我要聲明：「從未介入過該報外匯、換人與停刊等事。」以下的一些文字是我和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國內處處長及接著擔任國民黨中央文工會第一室總幹事朱宗軻兄連繫後，才有了比較清楚輪廓，並查閱若干資料做了一些整理，在此敬謹告知關心此事的朋友與讀者。

許多人都肯定我的記憶力，但因我從未介入《美洲中國時報》停刊之事，真是叫我「憶無可憶」。記憶中，只有我向經國先生報告「《美洲中國時報》停刊了」，以及《中國時報》董事長（且是國民黨中常委）余紀忠先生打一個電話到我家告訴我：「《美洲中國時報》決定停刊」這兩件事。以下我所敘述的，可以說明「我從未介入《美洲中國時報》停刊之事」的一切。

《美洲中國時報》是《中國時報》的姐妹報，於1982年9月1日正式創刊，總部設在美國紐約，這兩個紙媒都是余紀老艱辛創立的心血，但《美洲中國時報》僅發行2年2個月，於1984年11月11日便宣告停刊。那時我剛好奉經國先生之命，由新聞局局長轉任國民黨中央文工會主任不久，正式交接日期是1984年8月20日，不是周天瑞所指的8月8日。接任文工會主任之前7月20日至7月30日，我還在日本做訪問。

至今仍記憶鮮明的，在該報停刊之後，余紀老從美國曾打一個電話跟我說：「我把《美洲中國時報》關了。」他沒多說，顯然不願多談為何停刊？在電話中，我也不方便再多問。其實，在余紀老打這個電話給我之前不久，這天（1984年11月12日）清晨六點多，我先接到朱宗軻兄的電話，他首先告訴我《美洲中國時報》停刊的消息。11月12日是國父誕辰紀念日，那時這天是國定假日，記得當時宗軻兄提醒我：「《美洲中國時報》停刊是新聞界的大事，應即時反映上去。」宗軻兄還告訴我，他是在11月12日清晨四點多接到《中國時報》資深記者姚琢奇先生的告知，因為姚琢奇先生的公子就在《美洲中國時報》任職。就是因為這樣關係與聯繫，我才能即時得知這則消息。

11月12日上午例行在總統府舉行「國父紀念月會」。在紀念月會後，我向經國先生報告此事，經國先生只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也答不出來！我隨後致電給宗軻兄，要他趕快了解《美洲中國時報》停刊的原由。宗軻兄告訴我，他幾經打聽，獲悉《中國時報》發行人儲京之先生和余紀老同去紐約處理《美洲中國時報》停刊之事，於是宗軻兄在同日上午十時多，打電話到儲先生下榻的紐約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吵醒了剛睡下的儲發行人。儲先生和宗軻兄因為新聞業務上的關係而彼此熟識，但儲先生接了電話也是不願多說明原因，大概是《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已是事實，一時之間多說無益且無用。當然，宗軻也表達我和「上面」都問過此事；畢竟，黨部對此事毫不知情，也不知如何回應「上面」及外界的詢問，處境甚是尷尬，請儲先生及余紀老能諒解。

依據宗軻兄的分析，《美洲中國時報》停刊的原因至今仍是隱晦不明，但在業界引起關注的因素是「多重的」，其中有財務上的結匯問題，余紀老須將臺北資金匯到美國支援辦報，另外當時有關編輯台檯方面主要有三事。其一是1984年第2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該年7月28日到8月12日在美國洛杉磯舉行），該報報導中共首次參賽且選手獲獎甚多；其二是該報於1984年9月12日刊載一篇〈沒有政教衝突，只有雷根問題〉的社論；其三是該報對該年10月17日對「江南案」（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做了頭版頭題的大篇幅報導。

首先要指出的，近來有些媒體人（俞國基和周天瑞兩位先生）撰文憶述指出，國民黨中央為管制海外媒體言論，有所謂我在文工會藉管制結匯予以刁難，我必須加以澄清：「絕無此事！」依常理和事實而論，文工會是國民黨的一個機構，怎麼可能去管政府負責的外匯業務。

因此，必須澄清的第二點就是，當年外匯管制甚嚴，有關媒體及新聞從業人員結匯之事，都是經政府決策同意，依政府分工規定，新聞局承辦部門是新聞局國內處，經新聞局核准後發函向管理外匯的中央銀行辦理。當年新聞局是一個分工嚴謹、分層負責且有效率的單位，結匯這部分業務是由主管國內宣傳業務的甘毓龍副局長決行。我在新聞局工作8年多，記憶中只有一次向甘副局長問過有關結匯的事，那是剛接任新聞局長不久、受到蔣彥士先生請託，詢問甘副局長有關傅朝樞先生結束《臺灣日報》之後要將資金匯出的問題。甘副局長告訴我，匯款數目太大，更何況又不是《臺灣日報》報社要結匯，而是傅朝樞以個人名義要申請結匯，新聞局無權介入直接批准，應該要由當時的收購專案小組出面直接以專案簽報行政院。甘副局長這麼對我說：「局長，我們無權批准，即使你簽字，我也不會簽字，我還有家小要養，不想和你一起坐牢。」後來這件事就呈報行政院表明事由，結果由祕書長瞿韶華以專案批准結匯結案。另據宗軻兄言，媒體結匯是他在新聞局國內處處長任內主管事務之一，一切均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未曾有任何違規或推拒情事。

第三點，據我所知，經國先生從未有過政策性指示《美洲中國時報》要停刊，甚至從未要求黨或政府的哪一個機構要管制國外、僑界媒體的報導與言論。原因很簡單，臺灣有甚麼權力管？怎麼管？在美國發行的中文報刊、僑界報紙，何日不罵臺灣？臺灣（包括經國先生和本人）能管嗎？管得動嗎？據我所閱讀過的資料或書籍，若有略加涉及與三個多月後創辦的《美洲中國時報》相關的話，就是以下這件事。錢復先生在《錢復回憶錄（卷二），頁65-66》曾提及他於1982年5月13日向經國總統面報，指出自1981年初雷根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大家都有「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的感覺，對於媒體不斷放出樂觀的言論，但不知中共閱讀我們的媒體比我們自己更認真，一看美國將如何幫助我們，就立刻嚴詞抗議美國，最後就是我們吃虧，所以最好官員少作樂觀發言，媒體也少作樂觀的揣測，經國總統聽了十分嘉許。該年5月15日是周末，經國總統只邀了國民黨中常委和蔣彥士祕書長到總統府，錢復先生又奉命做了二十五分鐘報告，經國總統接著講話，說得相當重，對於行政首長和媒體一年半來的樂觀揣測予以嚴厲指責。錢復先生在《回憶錄》又指出，三位新聞界中常委余紀忠、王惕吾、曹聖芬也先後發言，對新聞界處理相關新聞不當之處，造成對國家的傷害，表示歉疚；「經國總統表示今後對新聞處理，中央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由黃少谷先生召集，文工會擔任幕僚工作，但是很可惜這個小組似乎並未聚會過。」

《美洲中國時報》報導第2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被指為「為匪張目」及該報社論批評美國總統雷根之事（那時正是雷根總統競選連任之時），據宗軻兄事後對外界傳言的側面瞭解，那是同是中常委的《中央日報》董事長曹聖芬在中常會發言表示意見。當時曹中常委發言之後，經國主席並未作任何裁示。此一中常會的發言，後來傳到《中國時報》和《美洲中國時報》社內，自然是「重大事件」，這裡面有著漣漪擴大效應，亦即一位中常委發言，先擴大為中常會重視此事，再擴大為經國主席「非常重視此事」，但其實就是「一位中常委的發言」而已。

事實上，1984年7月28日到8月12日第23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辦時，我還未到文工會任職。那年7月20日至7月30日，我以新聞局局長身分，前往日本拜訪《每日新聞》、《中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大阪新聞》、《大分合同新聞》、《英文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南日本新聞》、《熊本日本新聞》、《長崎新聞》及《自由新聞》等媒體，由於臺日斷交後，日本的主要媒體和通訊社都不在臺灣設處，我有時就抽空到日本和各大地方媒體直接打交道、辦「直銷」，爭取日本媒體對臺灣現況的報導。

訪日歸來時，經國先生隨即告知我要轉任文工會，正式交接日期是該年8月20日，從那日起我才擔任文工會主任，而且也不是中常委，所以此前我未曾列席中常會，而且也還未接掌國民黨文宣工作。此和周天瑞先生指摘：「『奧運新聞為匪張目』、『批評雷根禍害臺灣』，接連兩個對《美洲中時》的指控，都恰恰發生在宋楚瑜接手國民黨的文宣工作以後」的事實嚴重不符。

還有，該報於1984年9月12日刊載〈沒有政教衝突，只有雷根問題〉此篇社論對雷根競選連任有所批評，是我接任文工會主任第23天之時，我確實未對此事有過任何作為，更未曾就此事向經國先生報告。尤要澄清，我從未與《中國時報》發行人儲京之先生就此事通過電話。坦白地說，文工會在海外沒有派駐人員，文工會也沒有人負責監看海外媒體的報導與言論，怎可能如周天瑞先生所憶述：「這篇社論才一刊出，臺北的電話就來了。」請問，「臺北的電話」是誰打的?怎麼不直接說清楚?文工會沒有那麼「神通廣大」！

另依據時任《美洲中國時報》總主筆俞國基先生2018年4月26日在《上報》所撰〈政治黑手無情 美洲中時夭折《編輯台憶往》之二〉所述，對該篇社論有意見，起初是由僑界直接反映到駐美代表處，俞國基先生的敘述如下：

某日因為雷根參選連任是熱門話題，於是主筆之一孫慶餘先生寫了一篇勸雷根放棄競選第二任總統的社論。這種論述在美國司空見慣，根本是稀鬆平常的小事，何況中文報紙對美國政情不具有任何影響力，怎麼可能引起漣漪？

   

怪中之怪的是，我國僑民有批極右的團體支持雷根，因為他對臺灣比較友好。這批右派份子看到美洲中時居然以社論反對雷根連任，認為大逆不道，一狀告到華府代表處，當時的代表為錢復，錢先生也認為中時不應對雷根連任表示反對意見，即刻將社論與僑社意見電傳外交部，再轉呈蔣經國，聽說蔣經國聽後（他的眼睛因糖尿病已不能閱讀）大怒，拍桌大罵：「這個做法是離間中（臺）美關係，比共匪還惡毒。」此一反應當然也傳到余先生那裡，他立刻求見蔣氏希望解釋，但蔣拒見，余先生覺得事態嚴重，立即飛往紐約。

在這裡我也要就上述俞國基先生所言的後一段，把我所知道的說明一下，當年經國先生的眼睛因糖尿病已不能閱讀自如，報紙字小需有人為他讀報。這是輪值武官的工作，但武官讀報時，經國先生都躺在床上，既然在床上，又何來桌子，讓他「拍桌大罵」?我追隨經國先生14年，從未聽說武官要讀國外僑界的報紙，總統辦公室王家驊主任、葛光越武官現今健在，可以證明。

由是可知，這是《美洲中國時報》主要當事人之一，亦即主其事的俞國基總主筆（前一職務是該報總編輯）的第一手憶述，在此第一手憶述的「客觀事實」裡，有哪一處提及我在其間做了什麼或不該做了何事?而且，很明顯地，該文指明這是起自僑胞的反應，我駐美代表處再反映到外交部，至於接下來又發生什麼事，身在文工會的我從未與聞，亦未處理或奉示處理過任何什麼事！如果硬將此事和我扣上任何關係，我認為不僅過於牽強附會，甚至是背離新聞倫理的「無中生有」。這種未經查證就加諸在我頭上的「揣測」之舉，我斷難接受！

就我對余紀老的了解，余紀老對國家的忠誠熱愛，對兩岸關係、中、美、臺國際情勢的洞察，當然深知雷根政府對臺友好的重要性（1982年，雷根總統為了彌補中美第三個公報＜八一七公報＞對臺造成的傷害，親自以備忘錄方式，向經國總統表達對臺提出＜六項保證＞，主要就是對臺軍售的保證。直到今日，臺美之間的軍售仍以此＜六項保證＞為依循準則）。

按周天瑞所記述、余紀老所言：「奧運新聞雖然受到批評，但我們沒有做錯，我應該承擔。可是這篇社論，對國家的影響太大了，我無話可說、辯無可辯！」社論代表的是報社立場，余紀老應當認為這樣的社論，不僅會傷了臺美雙方關係，更對當時的臺灣政局平添困擾，因此果斷處理相關人事。　

第四點，我在美國留學七年餘，深切了解美國政府與社會各界對新聞自由的尊重，我回國服務後亦秉持我在美國所學、所識，當處理類似這類事情時，自然十分注意尊重新聞自由的尺度，這點可供眾人檢視。在此我也僅舉《國際日報》的「李亞頻事件」為例，以資為證。

江南案發後，下令徹查後才知道情治系統自作主張，弄出了大毛病，此後又發生情治系統不當處理《國際日報》的「李亞頻事件」，對臺灣政府在當時美國的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1985年9月17日，李亞頻在高速公路上遭攔截緝捕，事件發生當頭，我就感嘆地說：「逮人容易，放人難。」果不其然，立即在美國政界與僑界引起軒然大波，首當其衝的，當然是駐美代表錢復，在其《回憶錄》多處提及此事。

李亞頻女士的先生陳韜（入籍美國）在美國洛杉磯創辦《國際日報》，是美國幾個立場偏左卻又賣座的華文報紙之一。時任高雄國際商專董事長的李亞頻，回來參選高雄縣議員，用激烈言詞吸引選民拉票，引起情治單位注意並給予警告，仍無作用。

一天（1985年9月初）上午11點，情治單位在一項會議之後決定緝捕李亞頻，一位列席該項會議的同事回來告訴我，情治單位已作成緝捕決定，希望黨文宣單位文工會同時加以配合宣導。當時我就問：「以什麼理由逮捕？」那位同事回答：「通匪！」我再問：「證據呢？」其實主要證據就是陳韜和中共駐美第一任大使柴澤民在一項活動中的合照，那張照片刊在《國際日報》頭版上。

我腦袋盤轉，在美國僑胞和達官貴人合照比比皆是，「人家的先生和中共官員合照，卻來抓人家的太太，這不是太過頭了！倘若那一位僑胞和中共官員合照，那他們的親人到了臺灣，不都也要以通匪之名全部抓起來！如此一來，僑界與國內不就會弄得雞飛狗跳，人人自危。」

同時間，海工會主任鄭心雄兄也為情治單位這個決定傷神，撥了電話給我，兩人稍微交換了意見後，認為「茲事體大」，立即會合去見國民黨祕書長馬樹禮先生。我記得我們兩人在中午12點前進了祕書長辦公室，馬樹禮先生聽了也認為「茲事體大」，就立刻在祕書長辦公室打電話給國安會祕書長汪道淵，約下午3點，我與心雄兄去見國安會祕書長一同商討。

國安會祕書長辦公室在總統府二樓，一進去，在場卻不只國安會祕書長一人，一旁還坐著國安局局長，我們兩人說明情治單位逮捕李亞頻的嚴重性，恐怕會引起海外僑胞反彈，美國政府方面也不好應對。我因此不得不提議，倘若情非得已，一定要緝捕李亞頻，不妨向美國在臺協會先行知會，因為李亞頻有美國居留證，而且她的先生是美國人，美方若事前獲知，可能有兩種反應：一是「知道了也未置可否」，另一是「知道卻不贊成」。不管如何，這是對美國的適度尊重，尤其「江南案」後續還在餘波盪漾；如果美方反應是後者，則會密告李亞頻，設法讓她先行離開臺灣，問題不就順其自然解決了，美國政府也不會怪事前未予照會。心雄兄對此一提議也表示相同看法。

沒想到，國安局局長立即說：「我們已經決定緝捕她，如果消息外洩，你們兩人將以洩漏軍機論處，送軍法處理。」換成中國共產黨的職稱，我的文工會主任相當於中共中宣部部長，鄭心雄的海工會主任相當於中共統戰部部長，對這兩個國民黨中央主管要員，國安局竟然要動用軍法。

接連兩年，情治單位「突槌」，江南案件仍在淌血，李亞頻事件形同再添一傷。在輿論壓力下，不到幾天，當月26日就將她「開釋」，國安局局長調換，由宋心濂接任。李亞頻整起事件過程中，我並沒有向經國先生直接報告，而是循職務系統向黨祕書長馬樹禮先生報告，再去和情治系統商量。事件過後，經國先生向我說：「聽說這件事情，從頭到尾你不贊成！」經國先生沒有說好或不好，但已經將國安局局長撤換了，接下來就是指示我列席情治會報，把會報的重點情況向經國先生報告，而我參與情治會報一直至李登輝先生接掌政權為止。

第五點，我想請問周天瑞先生：「何謂骯髒手法?」「我宋楚瑜曾使過什麼骯髒手法?」「你能舉出什麼例子說我耍弄過骯髒手法?」我在前面已經提過，結匯就是新聞局的業務，在我當新聞局局長時未曾批過一張結匯的公文。甘副局長更是一位實誠的公務人員，我調到文工會，他還在新聞局，我完全相信他會依法令行事，你大可再去打聽或查證甘副局長的為人處事！在我之後是張京育先生接任新聞局局長，若真有為難結匯，你可以去質問為何不放，但對象就不應該是我！不過我認為那時候的新聞局也絕沒有你想像的「骯髒」之事！

再說，自我接任文工會主任到《美洲中國時報》停刊，其間不到三個月，如果文工會真如你說有管結匯，我又如何能做到如你所說：「寬鬆一點，他可以要求你半年結一次匯，但也可縮緊，要求你三個月一結匯，甚至一個月一結匯」?以及「後來往往要余紀忠以董事長之尊親自跑好幾趟，甚至面報蔣經國，否則遲遲不放行……」?新聞從業人員寫文章是要加以查證的，你是資深從業人員，應比誰都懂！

錢復先生在《錢復回憶錄（卷二），頁398-399》曾憶述《美洲中國時報》停刊時和余紀老之間的電話聯繫，依據錢復先生在該回憶錄記載（頁399）：「這次停刊的決定是他在紐約經過十日長時間冷靜思考所達成，不可能改變。我問他是否曾和當局諮商，他說未與任何人相商，因為長痛不如短痛。」這或許可以提供周天瑞先生仔細思考余紀老的言下之意。

最後一點，身為余紀老的晚輩，我敬之猶有不及，而且和他有不少故事可供追溯，日後當會細細詳表。我和他在新聞業務及黨政工作上多有往來，對他堅持文人辦報的精神理念與推動臺灣民主開放發展卓著貢獻，都有深切理解並寄以極高的評價。余紀老對我這個晚輩更是愛護有加，亦時時不吝給我許多指點，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找我，到大理街家裡長談，分析時局，交換意見。我敢說他和我之間，絕對不存有任何因公或因私而來的誤解或芥蒂，也不容許有人從中亂做文章。朗朗乾坤，天地之間，我敬重他，他愛護我，他生前如此，他逝後我亦然，願他在天之靈，有以鑒之。

※作者為親民黨黨主席、前新聞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