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出生於海寧大族查氏，明清兩代科甲鼎盛。他後來將先輩捲入《明史》案的經歷，以《聯共(布)黨史》塑造正面人物的方式，寫進了《鹿鼎記》。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他祖父查文清因袒護哄搶教堂的暴民而罷官。 註更多《連城訣．後記》：「 我祖父文清公︙︙於光緒乙酉年中舉，丙戍年中進士，隨即派去丹陽做知縣，做知縣有成績，加了同知銜。不久就發生了著名的丹陽教案。︙︙上司叫他將為首燒教堂的兩人斬首示眾，以便向外國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燒教堂的人民，通知為首的兩人逃走，回報上司：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 數百人一湧而上，焚毀教堂，並無為首之人。跟著他就辭官，朝廷定了革職處分。」

這是吳越士大夫借無產階級之手，消滅潛在競爭者的典型手段。教唆者藏身幕後，聲稱一切都是革命群眾自發。如果萬事大吉，教唆者就會以審判者的身分出現，保障革命小將宋要武 註更多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紅衛兵領袖，本名宋彬彬，但因為毛澤東嫌這個名字「 太文」，於是賜名為「 要武」。和潘漢年的安全，讓受害者明白法律(條約)不是擋箭牌。如果風向不利，革命小將就要落到王洪文的下場。教唆者會跟受害者一起深刻反思無產者的愚昧，或者國民性的弱點。

後來，國民黨用同樣的劇本對付日本商人。再後來，共產黨用同樣的手段對付地主資本家。再再後來，毛澤東用同樣的手段對付老幹部。金庸的祖父在第一幕射出的子彈，在第三幕擊中了金庸的父親。金庸本人對歷史的判決心服口服，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他觀眾大概會覺得上帝不僅公正，而且頗有幽默感。

查家在失敗的痛苦刺激下，拋棄了缺乏戰鬥力的吳越士大夫文化，投入中華民族的發明當中，但他們仍然不太成功，未能收穫大批群眾，只能拿自己的子孫做實驗品。試驗參數的設定，跟明治維新恰好相反。日本民族的發明，以拖後腿的惡鄰(黑暗的東亞大陸)為他者，以脫亞入歐為願景，不需要系統地顛倒歧視鏈。中華民族的發明，以破門而入的帝國主義(海洋新秩序輸出者)為他者，以脫歐返亞為願景，只能建立在逆轉歧視鏈的基礎上。

歧視鏈構成人格的基石，成功的逆轉者在日常事務當中作偽證，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血戰養老院一樣，不費吹灰之力。所以金庸後來說：祖父是他最佩服的人，也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 註更多《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 池田：『聽說您年輕時，對您影響最深的是您的祖父查文清先生。』金庸：『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不肯為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他偉大的人格令我們故鄉、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

從偶像身上學到兩個道理

他從偶像身上學到兩個道理：第一是人要多讀書，第二是洋人欺侮中國人。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讀書明理和顛倒黑白是同一客體的兩種修辭形式，類似革命和叛亂、解放和侵略的關係。無產階級如果得不到知識分子的鼓勵，一般缺乏保障顛倒黑白成功的必要自信心，難以牢固樹立枉法最光榮，受害者欺侮了搶劫者的堅定信念。這些逆轉技術構成中國人認同的基礎和前提，中國人卻說這是紅衛兵獨有的特徵。

公立學校和強制教育是中華民族發明的主要基地，以國語教育和國恥教育為核心。金庸雖然出身舊家，卻從來沒有受過私塾和舊學的教育。查家的政治態度按照民初標準，可謂非常決絕。鄒韜奮 註更多鄒韜奮(1895-1944)，中國出版人、記者，以鼓吹抗戰救國著稱，實為中共的地下黨員。的《生活》週刊，是金庸幼年的日常讀物。

鄒是二十世紀三○ 年代的著名時評家，共產國際文化統戰的要角，受潘漢年的直接領導。龍山小學堂的教育從鴉片戰爭和五口通商的罪惡開始，輔以痛哭流涕的國恥秀，對於完全依靠貿易維持生活水準和特殊地位的吳越子弟而言，相當於荷蘭小學生為英軍打敗路易十四 註更多法王路易十四曾經屢次入侵荷蘭，和英王威廉三世率領的英荷聯軍作戰。而憤怒， 不要說拿破崙了，就是希特勒也做不到。

問題在於國語的塑膠假花性質無法掩飾，只能勝任公文寫作和革命宣傳。這兩種用途原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跟周恩來和鄒韜奮的關係一樣。生活和休閒的真正語言，仍然只能是諸夏民族語言和粗俗文言文的混合體。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代表了這些克里奧爾文學的偽裝形式，在文化沙皇的鐮刀下茁壯生長。金庸在反日之餘，抗拒不了荒江女俠和紅玫瑰的魅力。一九八○年代的吳越小學生在集體學習《火燒圓明園》之餘，也抗拒不了金庸和瓊瑤。

金庸在嘉興中學還沒有畢業，縫線未乾的弗蘭肯斯坦就披掛上陣了。吳越自開港以來積累的財富，在這場戰爭中一掃而空。吳越中層和上層階級不得不倉促站隊，即使近鄰和至親也不免因此反目。土豪性較強的吳越人大體都留下來跟日本人合作，正如他們的先輩跟滿洲人合作。

誤入歧途的年輕人

其中包括了聯省共和國(孫傳芳的五省聯盟)時期的大部分菁英， 以及絕大部分家道殷實的中產階級。階級地位相當於胡蘭成家族的吳越人和相當於江澤民家族的江淮人，都把投奔國共兩黨的親戚子弟稱為「 誤入歧途的年輕人」。

今天的伊斯蘭教長老對待投奔拉卡（即伊斯蘭國）的年輕人，也是這個看法。他們預演了越戰時期的西貢經濟奇蹟，鼓勵恐怖分子從游擊區趕進長江三角洲的吳越同胞，發揮其勤勉、順從和心靈手巧的特長，使治安區的城市建設和民營企業突飛猛進，跟重慶經濟管制當局賞給平價米階級的「 雅舍」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像所有公家徵用的廉租房一樣，永遠得不到修繕。

游士性較強的吳越人乘此機會背叛了自己的祖國，以蔣介石的「 抗戰建國」和「 建設新中國」為藉口，全面展開針對上江各民族的殖民和侵略。金庸作為進步知識分子的子弟，自然走上了後一條道路。

公立學校的學生以准公務員身分，隨國府和國軍西遷，依靠准公務員的津貼生活，在湖湘、雲南和巴蜀民族面前自稱中國人。中國人這個詞用在這裡，就是殖民主義者的委婉修辭法。他們相信蔣介石雖然不是日本人及其泛亞盟友的對手，自己也不具備古今陸海任何殖民主義者的政治素質和技術優勢，但在蘇聯保護人和國際共產主義統一戰線的支持下，仍然足以綁架和吞併幼弱的諸夏各民族。

金庸跟大多數背叛祖國的吳越人一樣，樂於為中國帝國主義者慷慨奉獻別人的鮮血和自己的墨水，但如果不知趣的領導非要索取他自己的鮮血不可，他也會變成民主派。民主派的意思，就是拒絕承擔帝國負擔的帝國主義者。學生時代的金庸，階級地位相當於今天的小粉紅(小粉藍)。他們領取便當的代價之一，就是要日常發帖(印傳單)，為中華民族的主要基石歷史發明學搬磚。

金庸積極參加了七三一部隊在吳越展開細菌戰的口述歷史和血淚控訴，為聯合國軍在滿洲搞細菌戰的發明做好了實驗準備。兩個劇本的唯一差別，就是「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由李約瑟換成了池田大作 註更多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團體「 創價學會」的領導人，在日本國內擁有自己的政黨(公明黨)，影響力甚大。。編劇如果能夠想到，吳越不是滿洲國的轄區，日軍在吳越的防疫部隊，編號應該是四位數，效果本來會更好，但是畢竟一分價格一分貨，如果便當發明家都有這樣的水準，黨史研究室的高級匪諜還能靠什麼混飯吃呢？

便當族雖然卑微，卻普遍以為自己屬於統治階級，出錢的義務理應留給巴蜀土豪，流血的義務理應交給巴蜀農民。金庸中學畢業後，為了繼續領取黨國並不豐厚的津貼，放棄了他本來能夠考取的普通大學，選擇了國民黨培養幹部的(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

年輕人總是經驗不足，即使自幼立志投機的年輕人也不例外。蔣介石不負責任地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還要中央政治學院的候補幹部發揮模範帶頭作用，無異於撕毀了國民黨和小粉藍的不成文契約。「 你不參軍，他們並不勉強。只是另請高就，滾出學校。」(彭華、趙敬立： 《揮戈魯陽：金庸傳》)年輕的金庸心中，頓時燃起了熱愛民主的熊熊烈焰。他突然想拾行李以前罵了訓導主任一頓，為退學事件贏得了有利於自己的解釋體系。「 後來學校就把我開除了，說『你污辱校長』。」(《時代週報》)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獨裁的反動政策，就是這樣喪失進步青年擁護的！

失去報效黨國的機會

民主青年的歸宿，無非就是進步媒體。金庸失去報效黨國的機會以後，一度企圖自己辦報，以翻譯美國報章雜誌為主要內容，很快就無人問津了，但他因此積累了新聞翻譯的經驗。他接下來就投入《東南日本》，主要任務也是翻譯改編英語新聞。

這時二戰已經結束，金庸的堂兄查良鑑 註更多查良鑑(1904-1994)，字方季，金庸的堂兄。南開大學政治系、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博士。抗戰前為上海名律師。一九四九年去臺灣，初任臺灣大學法學院教授，後任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司法行政部部長兼總統府國策顧問，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一九七一年起擔任私立東海大學董事長。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做教授。金庸得到他的幫助，到東吳大學插班。一九四七年夏天，《大公報》招收英語新聞兼職翻譯。金庸考中了，由此結識了粉紅色媒體的大佬胡政之。 註更多胡政之，早年留學日本，一九一五年到北洋政府做幕僚。一九一六年九月受聘出任當時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報》 經理兼總編輯。一九一七年段祺瑞馬廠誓師討伐張勳，胡政之以記者身分獨家採訪；一九一九年，他作為唯一的中國記者採訪了巴黎和會。一九二○年離開《大公報》在北京和林白水合辦《新社會日報》，一九二四年創辦國聞通訊社和《國聞週報》。一九二六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長期擔任總經理。他曾開除兩名公開國民黨員身分的員工，以表示堅持「 不黨」原則；同時重用一些未公開身分的共產黨。這時，國民黨的中國夢已經膨脹到蘇聯保護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史達林感到有必要讓蔣介石明白，中國這個白手套的用處，僅限於破壞日本建設泛亞國際體系的野心，絕沒有允許中國人取代撤退的日本人，繼承滿洲蒙古朝鮮勢力範圍的意思。蔣介石像恩維爾帕夏 註更多一戰時期土耳其最高領導人，主張泛奧斯曼主義，力圖收復「 土耳其人的領土」，並屠殺亞美尼亞人，結果以失敗作收，後來在中亞被紅軍擊斃。一樣不知進退，被自己發明的意識形態捆住了手腳，下不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舞臺，只能跟著這個紙糊的布景一起塌下來。

隨著林彪和科瓦廖夫在滿洲的節節勝利，蔣介石在粉紅色媒體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從中國各派進步勢力的共同領袖，淪為帝國主義的最後一顆大狗牙。蔣介石意識到自己拿蘇聯及其代理人沒辦法，但並非不能報復他們在吳越的地下組織。胡政之也意識到蔣介石會想到什麼，決定先在香港開一個分店，繼續發揚共產國際吃飯砸鍋的優良傳統，利用資產階級的言論自由消滅資產階級。胡政之相信美國的霸權維持不了五十年(梁羽生：《胡政之． 贊善里．金庸—︿大公報﹀在港復刊軼事》)，追隨勝利者絕不會錯，問金庸想不想去， 金庸接受了。他的人生軌跡，由此永遠改變。（待續）

※本文摘自《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八旗出版／作者為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目前旅居美國。著有《經與史》、《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