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林清終於如願以償得到她念念不忘的公開道歉，卻成為引爆大眾怒火的導火線，長年從事的社會運動，並沒有增進她對社會與網路輿論的理解。以下我將從川普崛起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或許可以提供對學院知識份子角色的思考，當然僅僅這個標題，恐怕就足以引發夏林清等人的被害情結，但是我的目的並非直接檢討夏林清事件，而是希望能退後一步，或許可以看見大學這個從12世紀開始演變迄今的機構，其中大學教授對社會的責任，是否已經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了，進而探討夏林清型的學院知識份子的問題與分際。

在愛荷華州的造勢大會上，川普對支持者說：「即使我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上開槍殺人，也不會失去任何選民。」這正是川普異軍突起後，最常被問的一個問題：究竟誰支持川普？

去年年底《華盛頓郵報》的調查顯示，川普的典型支持者是白人、男性、低收入與低教育程度者，即使缺乏建制派的支持，但是已經足以領先共和黨群雄。調查中另一項較不引人注意的結果是，不像他的主要競爭對手克魯茲（Ted Cruz）般旗幟鮮明的受到保守派選民的歡迎，川普吸引了40%的保守派、34%的自由派與32%的獨立選民。

後續的調查同樣證實川普在白人、低收入與低教育者間的高支持度，許多人因此喜歡將川普的崛起視為全球政治「向右轉」的一部份，Gregor Aisch等人在《紐約時報》整理過歐洲國家近年來政治右傾的趨勢，法、奧、德、匈、瑞士、芬蘭、丹麥等許多歐洲國家，近年來右派或是極右派的國會席次都逐年增長，作者認為這個趨勢與歐洲各國的移民政策、經濟停滯與歐盟的危機等因素有關，有些人進而推論川普的崛起也是移民政策與貧富差距的產物，但是這種說法過於粗糙，也忽略了川普支持者細緻的差異。

有4個調查揭露了更多川普支持者的細節，分別是種族衝突、威權主義、陰謀論與政治邊緣人士。

種族衝突越激地區　川普的支持度就越高

最早是Evan Soltas根據新罕布什爾州的資料發現，該州一區的自由派傾向每增加1%，川普在該區的支持度就增加0.48%。《紐約時報》的Nate Cohn進而追蹤發現，大凡美國一地種族衝突越激烈者，川普在該地的支持度就越高。

其次是麻州大學博士生Matthew MacWilliams的研究發現，最足以預測川普支持者的因素並非教育、性別、宗教、種族或是收入，而是選民的威權主義傾向（authoritarian inclinations）。49%的川普支持者位居威權主義傾向的前25%，超過民主黨支持者的2倍。

威權主義者服從權威並相信強而有力的領導者，當他們覺得受到威脅時，主張不惜一切手段強力打擊敵人。美國的威權主義者遍佈民主黨、共和黨與獨立選民中，不過近年來緩慢地向共和黨集中，政治學者Marc Hetherington認為這趨勢或許與民主黨開始主張民權、同性戀平權與平等政策的時間有關。

對恐怖主義的恐懼越高地區　川普的支持率越高

MacWilliams發現的另一個較為次要的因素，是作家史蒂芬・金所宣稱川普支持度的根源：恐懼，特別是對恐怖主義的恐懼越高者，對川普的支持率也越高。

《經濟學人》在一份最近完成的調查中發現，越相信陰謀論者，越可能投給川普，這也呼應川普從競選開始便不斷散播陰謀論，如克魯茲與甘迺迪遇刺的關係，或是歐巴馬乃非美國出生的穆斯林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陰謀論的愛好，對共和黨支持者也是新鮮事，在川普崛起之前並非如此，2012年投票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Mitt Romney）者並非陰謀論信徒。

認為自己缺乏發言權者多支持川普

最後，智庫蘭德（RAND）公司在比較兩黨各總統參選人的支持者時，發現最能夠區分川普支持者並非對非法移民、種族、或是穆斯林的態度，而是對以下這個問題的回答：「我是否是一個對政府所作所為毫無發言權的人」，認為自己缺乏發言權者以壓倒性的86.5%支持川普，遠超過其他所有參選人總和。

因此川普所代表者乃是那些向來對政治無從置喙的大眾，對於長期統治美國的菁英的反叛，而希拉蕊・柯林頓正是這一傳統的代表，這是為何許多選民認為投給柯林頓，無異於繼續支持華府的政客與官僚，一切將不會有任何改變，因此縱使川普屢出狂言，但是相較政壇打滾多年的柯林頓的官腔官調以及她的電郵門事件，民眾仍然相信川普比柯林頓更為誠實。

這些政治上的「失語者」，大多是經濟與教育上的弱勢群體，認為美國政治已經為華府兩黨的少數菁英壟斷太久，他們是被遺忘的選民，這些統治菁英由於政治正確，對於弱勢者所親身經歷的種種失業、種族衝突、宗教爭議、非法移民等問題既不在乎也無法對症下藥，反而坐視大企業將工作外包給外國人，再由菁英集團瓜分利益，繼續鞏固統治的勢力，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後，大量關於金融市場、貨幣政策與華爾街醜聞的故事開始流傳，陰謀論對教育程度較低的選民尤其具有吸引力，也與他們認為自己對世界無能為力有關，根據Jan-Willem van Prooijen和Michele Acker在《應用認知心理學》發表的研究顯示，陰謀論者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覺得對自己的生命缺乏控制，陰謀論的高峰通常發生在人們面對高度不確定性與恐懼時，例如911恐怖攻擊或是全球金融風暴之後，正與川普支持者的樣貌若合符節。

支持川普　因為厭惡政治正確

當沒有人在乎這些政治失語者說什麼時，他們對威權主義與強而有力的領導者抱持幻想，需要一位不在乎政治正確的非傳統菁英來替他們發聲，因此不在乎建制派是否支持他們選擇的代言人，許多川普支持者被問到為何支持他時，都不約而同的提及「他無所畏懼、幽默、能夠對抗華盛頓官僚。還有，他厭惡政治正確」。

但是僅僅如此，還不足以解釋川普的崛起，因為任何大規模的支持要發生，都可以視為一種最低限度的集體行動，而任何集體行動都需要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的產生，故事必須被創造、傳播、再現與感染以及集結支持者。

川普巧妙地應用傳統與社交媒體，成功地傳遞訊息與感染民眾，並利用公共事件創造共同知識，宣布參選之初，川普就比他的競爭對手們更重視媒體，更加頻繁地開記者會、接受各色媒體等各種訪談、上電視與廣播宣揚理念，他過去的電視節目經驗使得他比其他人更能夠掌握媒體語言與民眾溝通（他出名的六年級語言），更經常出人意表地直接打電話進節目辯論，成功創造話題，《紐約時報》估計初期的媒體效應高達19億美元。

不僅如此，在宣佈競選之前，除了柯林頓之外，川普比任何競爭對手擁有更多的Twitter追隨者。Chris Wells等人對川普的Twitter分析的結果，發現川普並非仰賴媒體等大眾事件來創造追隨者，他自成一格，用自己的步驟創造媒體的故事，而不是為媒體主導他的競選步伐。無論在傳統媒體或是新的社交媒體，川普成功地吸引大眾的注意，為其塑造支持者大軍。

那麼知識份子如何看待川普？ 川普公布競選總統1年後，歷經種種宗教、種族、外交、性別等荒誕不經的失言風波後，支持他的知識份子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Peter Beinart在《大西洋雜誌》對這個矛盾的解釋是：儘管反對川普的保守派知識份子認為，那些公開支持川普的知識份子無非是為了個人利益，但是美國保守派學術圈中心照不宣的事實是：美國知識份子已經很久沒有如此強烈地為威權主義與反自由政策吸引了，川普正是能夠讓他們集結威權主義與反對學術界過度傾向自由派的一個出口。

觀諸知識份子在媒體上的評論，我認為另一個可能是，這些支持川普的知識份子，雖然在教育程度上與川普的典型支持者相反，但是卻同樣呈現出對長期壟斷政治中心者的不滿，雖然這個觀察還需要進一步的測試，但是的確可以找到若干蛛絲馬跡支持這個說法。

「就是不要川普」是華盛頓特區保守主義知識份子的共識

首先要知道的是，不僅自由派知識份子，典型的保守派知識份子也不見得喜歡川普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川普的「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會令他們想起大政府主義，特別是川普並未嚴格批評聯邦政府的各種社會褔利計畫。更重要的是，川普對TPP、NAFTA、WTO等自由貿易組織的強烈抨擊，顯示他對自由市場毫無信仰。川普並不像是個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保守主義者通常認為如果國家只有大政府與個人，會給予政府介入人民生活的藉口，因此強調教會、社區等群體力量居中協調，可以使得美國人民更加獨立自主，不必仰賴政府干預，獲得更多的自由，但是川普豪奢的生活似乎與社區毫無關聯，他的政策也很少提及教會。

許多共和黨知識份子拒絕為川普背書，事實上「就是不要川普」（#NeverTrump）運動早已經是華盛頓特區保守主義知識份子的共識，而且屢屢利用媒體優勢在各大主流媒體上高調發表反川普言論。

但是如果遠離政治中心的華盛頓特區，例如在美國西部，保守主義知識份子並未集結起來反對川普，洛杉磯的媒體人兼專欄作家Dennis Prager批評「就是不要川普」運動那些菁英所謂的「良知」觀點：「如果你的策略只是讓柯林頓當選，我看不出你的良知在何方。」 史丹佛大學的Victor Davis Hanson也認為川普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候選人，值得選民給他一次機會。

奧克拉荷馬大學的保守派大將Wilfred McClay教授更是赤裸裸地明說：「當我們的政治文化禁止那些受到尊重的政治人物提出某些敏感但關鍵的議題時，人們自然而然會轉向那些不受尊重的政治人物代言。批評川普如何不值得尊重於事無補，因為真正的問題是那些主流的共和黨政客長久以來並不尊重選民。」

也就是說，不僅自由派知識份子創造的政治正確傳統，正是政治失語的民眾認為政治人物無能正視並解決問題的根源，使得他們轉向支持川普，連保守派知識份子都覺得因為兩黨政治人物都為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所綁架，因此造成川普的崛起，這個失敗並非僅僅意味學院知識份子無能影響社會，而是影響的方向出了問題。

在批評者看來，雖然位於光譜的兩極，但是學院內的極端自由派或是左派知識份子，其實和川普支持者有許多共通點：他們都相信這個體制已經壞到無可救藥，傳統菁英更在乎如何壟斷利益而非大眾福祉，體制內的改革幾乎不可能，只有外部改革或革命才能根本改變這個政經利益壟斷集團。（美聯社）

自由派多於保守派的學術圈

過去25年中，美國大學中自由派／極左派的教授增加了20%，根據UCLA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資料，1990年時，有42%的大學教授自認為是自由派或是極左派（liberal／far left，以下簡稱自由派），但是到了2014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60%，而保守派／極右派（conservative／far left，以下簡稱保守派）則從18%降到了12%，其餘是中立派，也就是自由派陣營是保守派陣營的5倍之多，這種現象在學界早非秘密。

但是在另一方面，一般民眾與學院的意識型態卻漸行漸遠，蓋洛普調查美國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態，1992年時，有43%的民眾自認為保守派，17%為自由派，到了2014年，保守派減少為38%，自由派增加為24%，其餘是中立派，雖然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差距接近了，但是遠遠及不上學院中自由派數量輾壓保守派的速度，也就是說，學院中的意識形態和大眾的差距越來越大了。

至於學生，在1990年時，保守派為21%，自由派為24%，到了2014年，保守派仍為21%，自由派增為33%，其餘為中立派。也就是說，學生大多自稱中立，但是自由派陣營仍較保守派陣營為多，而且25年來，自由派增加了11%。

整體來說，就政治意識型態而言，大學教授在遙遠的自由派一端，學生居中，但是越來越向教授接近，而社會大眾在保守派的另一端。實際反映在投票行為上，大學教授或許比意識形態的表現更加極端，Daniel Klein估計美國大學教授投票給民主黨的比率大約是共和黨的9倍到10倍之多。

日趨自由派的學者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批評與日俱增，認為新自由主義綁架了整個國家與社會，但是卻無能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等於實質上提倡政治虛無主義，激進的學院左派教授更拒絕了自由民主的容忍原則以及體制改革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義」這個字最早出自諾貝爾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倡議，目的在於區分弗利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學派的觀點與之前自由主義者的不同，更傾向於自由市場的功能，彼時正是芝加哥學派聲勢如日中天之際，芝加哥大將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甚至嘲諷如果民主黨人當選總統，他的經濟顧問中所有的頂級經濟學者，共同塞進一輛金龜車，還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容納一個胖子。

新自由主義已為自由派眼中一個髒字

但是一方面由於弗利曼本人以及芝加哥學派在智利協助獨裁者制定經濟政策等爭議（弗利曼或許是唯一一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在場外被示威抗議者），另一方面也如前所述，新的學術理論不斷進展，大學院校開始轉向自由派，新自由主義的意義被不斷擴充，泛指所有解除管制、競爭與自由市場等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議題，使得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自由派眼中的一個髒字，今天在任何一篇文章中看見「新自由主義」這個字，幾乎可以確定接下來就是要批判新自由主義，而那些被指稱為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幾乎從不用新自由主義標榜自我，於是新自由主義成為反新自由主義陣營的專用字詞，而失去促進雙方陣營溝通的功能。

新自由主義包山包海的結果，成為萬惡的淵藪，固然有少數識見卓越且犀利的批判，但是絕大多數都是相當膚淺的批評，似乎只要提出新自由主義，其問題就不證自明，缺乏對其機制的深刻理解與新意，而無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也拒絕了改革的可能。

細數從沙特對史大林時期蘇聯的辯護、西方知識份子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讚揚、到左派學者對墨西哥Subcomandante Marcos革命游擊隊的支持，菲律賓馬尼拉大學的教授Lisandro Claudio認為學院學者如此激烈的批判現實，卻對提出替代方案如此無能為力，更無法提出政治變遷的途徑，他特別舉例像杜克大學教授Michael Hardt，認為解決萬惡的全球化的方案是全球的愛（worldwide love）；哈佛大學教授Jean Comaroff 和John Comaroff認為新自由主義危害如此之深，以至於以為可以用法律與憲法程序來保障我們的權利的想法，無非是一種戀物教（fetishism），最終會證實不過是空想；而激進網站Counterpunch則直接稱呼歐盟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大監獄」。

Claudio也批評《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將他的國家描述為由封建地主與資本主義家庭所統治的「酋長式民主」，因此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十分困難，而沒有任何解決方案；因此當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提出替代方案時，人們便相信他，即使是個以槍殺毒梟與腐敗官員的強力領導來拯救國家的問題方案。

左派知識份子和川普支持者有許多共通點

在批評者看來，雖然位於光譜的兩極，但是學院內的極端自由派或是左派知識份子，其實和川普支持者有許多共通點：他們都相信這個體制已經壞到無可救藥，傳統菁英更在乎如何壟斷利益而非大眾福祉，體制內的改革幾乎不可能，只有外部改革或革命才能根本改變這個政經利益壟斷集團。這是老式的教訓，光譜兩端的極左與極右，不僅有許多共通點，而且可能彼此相依相生。

雖然這個批評是對學院知識份子重要的提醒，但是或許需要更多的資料與證據，才能進行更嚴肅的檢討。不僅我先前提過的調查，多數研究也發現，大學教育使得學生更傾向自由派，不過這些研究卻有方法上的問題，最近Andrew Meyer矯正了這個方法上的問題（將教育內生化）之後，竟然得到相反的結論：教育事實上使得學生更傾向右派些，當然這是歐洲學生的結論，是否適用美國仍未可知，也無法確定是否可以引申至政治虛無主義的傾向，同時這個研究才剛剛完成，還需要更多的驗證才能確定其結論的有效性，但是至少提醒我們，武斷地認定教育對政治意識形態特定的影響來進行推論有其風險。

這種批評對某些膚淺的左派尤其為烈，例如一位自由派社會主義者在YouTube上傳了〈資本主義與心理健康：市場如何令我們生病〉，闡明許多心理疾病無非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且資本家需要工人為其賺錢，因此不能令他們病得過頭，但是也不能讓工人過於健康以至於有能力反叛等等，姑且不論其中對於政府與市場分際的錯誤理解，但是正是這樣的分析令人覺得改革無望，而無能為現實提供出路。這也是Claudio認為學院左派知識份子有政治虛無主義的傾向的原因，細觀夏林清與鄭村棋的政黨人民民主陣線，不難見到其中虛無主義的傾向，與組織內部的權威結構大異其趣。

另一個問題是忽略大學與其他組織的分際。如果Claudio的批判有言過其實之處，就是他過於執著於老舊的左右之分而忽略大學內細緻的異質性，或許某些大學教授專注於無關緊要的小問題，拼命在木板上最薄的地方鑿洞，但是也有許多學者孜孜屹屹地研究當代的重要問題並試圖提出解決方案；儘管某些大學之內或許同質化嚴重，但正是因為某些人所輕視的大學間的競爭，使得整個生態體系仍然保有足夠的多樣性；美國在1980年通過Bayh-Dole以及Stevenson-Wydler法案後，固然增進了大學與企業之間的連結，並進而成為世界其他大學仿效的對象，但是大學之中仍然保有非市場化、無法立即可見成效的基本研究；更重要的是，大學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仍保有追求知識與真理的運作邏輯，企圖以知識影響商業，但並不與公司組織混為一談，企圖以知識影響政治，但並不與政黨組織糾葛不清，而這正是夏林清事件所暴露出的另一個問題。

大學最重要的價值是追求真理，與政黨組織的權力邏輯有根本上的差異，儘管有人會想起培根或是傅柯關於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辯證，但是大學與政黨之間的核心價值還是有本質上的差異。

夏林清作為學院型知識份子的侷限

夏林清屬於老一輩的台灣教授，自美國留學後回台任教，更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成立政黨組織，無論今天的夏林清如何荒腔走板，她在那個艱困的年代為社運的付出，都值得尊敬。（翻攝自新聞面對面）

但是我們同樣必須看見夏林清作為一個學院知識份子的侷限，在這次事件中，夏林清屢被提及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大師」，這實在是過譽了，夏林清的學術成就如何堪稱大師？學術圈判斷知識的標準是非常不民主的，例如當今從事廣義相對論的傑出學者不會超過幾十名，任何關於廣義相對論的貢獻基本上就是這幾人說了算，那要是這些人都錯了呢？科學有一定的方法與證據，在科學方法與證據下，任何大師也得低頭。我們可以體諒那個年代台灣教授所面對的限制，但是大學之內就必須依賴知識邏輯判斷。

知識必須力求精確的語言，真正思想有重量的學者，因為思想本身已經足夠複雜，無不以追求清楚的語言描述，只有當思想的重量如此輕盈時，才可以由隨意創造的新詞（凌霸）與漂浮的語言承載。

夏林清完全是以政黨與社運團體的權力邏輯應對

在這次的事件中，夏林清遮遮掩掩並不是以知識的邏輯應對，而完全是以政黨與社運團體的權力邏輯應對，模糊了大學（輔大）與政黨（民陣）和社運團體（日日春）之間的界限。

雖然不斷強調脈絡的重要性，但是夏林清等人卻偏執的要以去脈絡的方式來對待這件事情，從性侵案、案外案到案外案的案外案，不斷地切割以遂己意。不僅指定性侵受害者的角色界定，本人更在「指導教授」、「師長如母」、「院長」、「心理系教授」、「工作小組成員」之間任意跳躍，她的支持者也隨時可以在「民陣成員」、「心理系學生」、「校友」、「輔導老師」、「社運工作者」之間擺盪，問題不在多重身份，而是這種可以任意揀選角色與定義案件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在這次事件成為社會焦點之前，夏林清所有的策略都是不斷地將「戰場」移回心理系等小眾的圈圈中，因為她和她的成員在那裏享有最大的權力。當他覺得受到批評時，解決方法是開被媒體稱為公審的「討論會」，原本討論會焦點的713內容被她要求再開另一個會議處理，會議的焦點成了被害人及其男友，當會後外界不滿的聲音出現時，夏林清的處理方式竟然是要再開幾次同樣的「討論會」處理，夏林清完全清楚這樣的「討論會」可以達成她要的目的，套句夏林清對情慾流動的評語，夏和她的學生對貫穿整個事件的權力邏輯的處理方式「不可以裝無辜」。當民陣成員絕大多來自輔大心理系時，在兩者間穿梭自如時，大學的核心價值已經受到威脅，必須立刻採取行動在大學與政黨之間劃下清楚而明確的分際。

當然在台灣這並非易事，如同這次幾位網路名人自承，在事件爆發之初，對夏林清出手都顯得相當遲疑，幾個與夏林清有關的團體與學者也始終噤口不談，在台灣這個狹小而人際關係綿密的地方，客觀的評論並非易事，媒體上的評論或是抗議，往往首先被質疑是否求官或是有私人恩怨等動機，特別是在臉書等社交媒體風行後，分散中心的權力也帶來更為個人化或是同溫層之間的對話，建立公共領域的言論市場，並不比其他任何一個時代容易。

從川普的崛起檢視學院知識份子的角色，也許是左右的分類過於陳舊，無法負載新時代更為細緻的意義，但是也可能是避免產生一個極端向右的領袖的方法，不是想當然爾的帶領大眾更為向左，而是重新檢討大學的角色，回復核心價值，從事更為根本與創造性的研究，嚴肅面對改造社會的挑戰，努力創造可行的改革方案，並釐清大學與其他社會團體的關係，我希望這是夏林清與川普所帶給我們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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