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中國時報創刊於1982年9月1日，總部設於美國紐約，創刊未久，聲望日隆，未料於1984年11月11日竟然無預警地宣告停刊，前後僅維持兩年兩個月。消息傳出，海內外的知識份子莫不喟嘆扼腕，公認這是一份可以力追紐約時報的華文報紙，既遠離戒嚴的臺灣政治，必可在自由的土地上匯聚一流人才，創造一份具有歷史價值的華人報紙。

美洲中時停刊，緣由費解

美洲中時為何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宣告停刊，原因撲朔迷離，各言其是。傳言雖多，但究竟真相為何，除余紀忠先生本人外，外界傳言多屬揣測。

我與周天瑞兄先後擔任該報的總編輯，按理應該能深入了解其中的前因後果，找出關鍵所在，天瑞兄最近在「上報」撰寫專欄，亦談及美洲中時的起落。他認為報紙殞落的幕後黑手是當時擔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的宋楚瑜先生。指他一手主導，肇致余先生無法承受這些來自臺北的壓力，最後宣告關門，一了百了。

宋楚瑜閱讀該文後，撰一長文投書「上報」，舉出各種證據，力言美洲中時的停刊與他絲毫無關，認為周文是「潑人髒水，於心何安」。

天瑞兄在文中指出，美洲中時的停刊有三大關鍵：一、1984年7月28日在洛杉磯舉辦的奧運會中，中國大陸的選手摘取多面金牌，美洲中時均在一版報導，被認為是「為匪張目」。二、同年9月12日的社論，標題為「沒有政教衝突，只有雷根問題」，內容力勸雷根勿再競選連任，導致美國當局不滿，臺灣政府則認為有破壞臺美關係的後果。三、同年10月15日，作家江南在自宅被殺，17日的美洲中時，將此新聞刊登於一版，並配合陸鏗與阮大方二人對該案的訪談稿，尤其陸鏗認為，既非情殺與財殺，自然是涉及政治恩怨。字裡行間意指臺灣當局不滿江南的「蔣經國傳」過度渲染誇大，致遭殺身之禍。

外界傳言紛紛，均屬揣測

這三根「稻草」乃不可承受之重，肇致余先生不得不思考以停刊來保障臺北的中時不受連累。天瑞兄的結論是宋楚瑜在停刊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文中說：「不管宋楚瑜承不承認對中時耍弄過什麼骯髒手法，有關他這方面的傳言在中時內部是甚囂塵上的，諸如刁難外匯、出言恫嚇，逼迫換人，可說五花八門，無以復加，給予美洲中時的人極壞的印象。」

宋楚瑜的反駁可歸納為三點：

一、洛杉磯奧運舉辦時，他尚任職新聞局長，他就職文工會主任為1984年8月20日，奧運則於8月12日即告閉幕，怎能扯到他的頭上。

二、我在「上報」所撰寫的「編輯台憶往之二」也談到那篇「闖禍」的社論，因為僑社的右派份子不滿中時反對雷根連任，乃狀告華府代表處，錢復代表將僑社意見轉告外交部，外交部再轉呈蔣經國，引發蔣的怒氣，大罵：「這種做法是離間中美關係，比共匪還惡毒！」宋先生對我的前面一段內容並未駁斥，只是認為蔣經國震怒這一段，可能性不大。但至少與宋本人無關。

三、對江南案，他認為政府在下令徹查後，才知道情治系統自作主張，弄出了大毛病，此後又發生不當處理「國際日報」的李亞蘋事件，對臺灣政府當時在美國的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總之，宋先生強調，這三件重大的新聞事件，他完全沒有介入，傳言均屬不實。事實上，停刊這件事，傳聞甚多，皆非第一手資訊，我與天瑞兄所寫內容，亦均由聽聞而來，可信度有待考證。因各抒所見，勢將成為千古懸案。

余紀忠一度欲關臺北中時

記得1991年左右，我已回任臺北中時總主筆，某日在余府的晚餐中，我曾建議余先生兩件事：一是設立時報的報史室，將有關時報的各種檔案彙集整理，並將舊報蒐集齊全，人事進出與履歷均列表儲存，各時期的照片更應小心珍藏，以備日後寫史之用。二是建議余先生口述時報的回憶錄。不妨設一個三人小組，負責整理口述資料，俟時機成熟再予出版。對此兩項建議，余先生均笑而不答。後來王篤學（曾任社長及總編輯）譏我過於天真，他說：「時報的事何能公開？太多的秘密涉及政治與私人恩怨，豈可為外人道？」我聽後，終於有悟，但至今仍為若干難以釐清的故事深感遺憾。美洲中時關門之事，版本甚眾，誰是可信的版本，余先生本人未留下任何資料，實是最大遺憾。

我在上篇「編輯台憶往」的文稿中，曾提及：「雖然在美國這塊自由的土地上，還是不能辦一份自由的報紙。」因為從臺灣來美辦華文報紙者，它的根部仍在臺灣，資金要從臺灣匯出，家人仍留在臺灣生活，臺灣那份原有的報紙，也要在那個政治環境下繼續生存。根枯則枝葉枯，根肥則枝葉蔓，在此情況下，要在美國享受新聞自由，無異癡人說夢。

記得1983年初，余先生命我自紐約飛往舊金山，有要事相商。我抵埠時，他已為我訂好機場飯店，令我次日至他的私宅談話。我抵達他家時，他背著手，獨自一人在客廳中踱步，命我坐下。他坐下後，開口便說：「我想把臺北中時關掉，全力經營美國的報紙，你看如何？」我大吃一驚，一時說不出話來。沈吟數分鐘後，才嚴肅地說：「這絕不可行，中時在臺灣何等重要，影響力之大，無人能敵，此時關門，豈非讓某些人稱心如意？何況華文報紙在美國對美國的政策毫無影響力，只是對臺灣的主力報有點側翼的作用而已，千萬勿作此想。」

國內政治壓力壓垮美洲中時

我當然知道，臺灣此時的政治情勢外弛內張，王昇趁蔣經國病體日衰之際，積極擴張權力，設立「劉少康辦公室」，整合國安局、警總、調查局、外交部、新聞局，以及黨內的大陸組、社會組、文工會等，權力如日中天，儼然一個小朝廷。政工系統與余先生素有芥蒂，當年曾推薦某人任中時總主筆，企能控制中時言論，但被余先生竣拒，這個樑子結得不淺，中時員工中（尤其是編輯部）幾乎找不到任何一位出身政工系統者，與聯合報大異其趣。

余先生要關掉臺北中時這件事，雖然只是一時衝動，但確已顯示1983年前後，臺北政壇的政工與情治系統，對中時已造成巨大的壓力。加之國民黨中常會中，中常委之一的曹聖芬，經常在會中不假辭色指摘中國時報，尤其是美洲中國時報不顧國家安危，鼓吹自由主義，謀求一己之令譽等。中常會雖為閉門會議，但會中各種發言終會傳之會外。外間甚至傳言，余先生擬晉見蔣經國，對曹氏之指摘作一解釋，竟遭蔣氏拒見。

前有政工與情治系統之壓力，後有黨內保守勢力之指摘，余先生在此情況下焉能不身心俱疲、深陷危機感中？他的做人行事，思慮周詳，謹慎小心，既不為天下先，亦不願魯莽決策，他時時為事業之前途著想，事事預留後步。不到情況緊急，何致找我這個進入時報系統未滿一年的幹部面商此一大事？他甚至在談話中表示，準備暫留美國，觀察相關動向後，再行返臺。

情勢丕變，余紀忠終釋重負

未料兩個月後，1983年5月，蔣經國竟下令撤除「劉少康辦公室」，將王昇貶任三軍聯合作戰訓練部主任。同年9月再調任巴拉圭大使，遠貶異域。余先生此時方如釋重負，不再談報紙的存廢問題。

然王昇雖貶，臺灣的情治系統並未因此解體，運作如常，只是缺少一個「劉少康辦公室」統籌一切而已。此後發生的江南案，豈不就是情治系統一手籌劃的蠢事？從大局來看，蔣經國年老體衰，大權逐漸旁落，既未指定接班人，亦不願宣告退休，循憲政體制另選總統。因而爭權之徒無不費盡心機窺伺大位。特務系統之橫行，黨內派系之鬥爭，愈演愈烈，因此，1983年5月「劉少康」壽終正寢，至88年1月，蔣經國逝世，約4年半左右，一方面臺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一方面特務情治之橫行，更甚於昔。

美洲中國時報創刊時，余紀忠夫婦（左四、六）、發行人余建新（左五）與創報同仁在印刷廠中合影。（圖／周天瑞提供）

美洲中時打烊時間為1984年11月11日，就我個人的判斷，其主因雖源於前述的三根「稻草」，但更深層地分析，余先生本人有鑑於時局之不穩，各種壓力排山倒海而來。黨外勢力雖日益茁壯，但以中時的立場絕無可能隨之起舞，海外版稍有附和、同情，立遭黨內右派勢力指斥。在此左右難以平衡的狀態下，不如下定決心，關掉美洲中時，先求國內版之安定穩固，再論其他。

海外辦報雄心，戛然而止

其實余先生始終未忘情於海外辦報的宏志，1989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國際為之喧騰，中共危機四伏，余先生認為又是一次海外辦報的好時機，於是派遣次子余建新先赴紐約覓辦公處所，並私下告訴我預作赴美的準備。後因六四事件逐漸煙消雲散，並未引發中共的解體，海外辦報之事也不了了之，未見再提。

種種跡象顯示，余先生之所以下定決心將美洲中時停刊，本非他之所願，而是情勢迫切，不得不爾，前述三案，固為引信，而爆炸物本體仍是國內之政治形勢。

至於宋楚瑜先生在致函中所述，他與余先生私誼甚佳，不致出手打擊中時之事，應為可信之敘述。我與宋氏素未謀面，直至1990年某日，始相見於某飯店之大廳中，夏珍小姐為我引見，宋先生與我握手後第一句話：「你要謝謝我喲！你回國的入境許可，是余先生託我幫忙的。」我早先即聽余先生告知，他為了我的入境許可，拜託了兩位宋先生，其一就是宋楚瑜，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另一位則是國安局長宋心濂。可見在解嚴與蔣經國逝世之後，余先生與國民黨政要又恢復了良好的關係，一掃過去王昇時代的陰霾。如果余先生1984年能咬緊牙關，再忍4年，靜待雲開月現，今天可能又是一番面目了。回首往事，除了感歎，還是感歎！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