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經濟因素——從經濟促融到「反蝗蟲運動」

中篇提到，習近平港澳新政的三大戰略是政治上「依法」干預、經濟上促進融合、文化上「人心回歸」。下篇繼續討論經濟與文化的問題。

上篇中提到在回歸初期，廣東積極與香港討論融合，香港反應冷淡，中央一般「偏心」香港。2003年，中央放出兩個「大招」：《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自由行。這兩招促進了中港間的經濟聯係，但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是中央刻意促融之舉。

兩者都是香港主動。CEPA中強調「遵循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自由行更是香港請求中國開放，以振興因SARS受損的旅遊業。當時談判代表梁振英（時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後來在專訪中曾提到，在他到北京談判時，中央還擔心香港能否承受自由行帶來的問題，他一口表示「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大概在中國看來，這與開放多一個旅遊目的地和簽訂一個自由貿易協議沒有太大分別。在2006年中國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香港不過寥寥數句。

曾蔭權在2007年10月發佈的《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及十大建設計劃。其中三個與中港經濟融合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港深空港合作。但也看不到這是中國「逼著」香港做的。此前討論過港珠澳大橋是香港商人在1990年代就提出和推動的。香港從1990年代尚未回歸開始，就規劃建一條新鐵路到廣州。在中國鉄道部推出的2004年版《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四縱四橫」也只到深圳。至於港深空港合作最後取消。這説明，在2008年之前，經濟促融還不是中國的對港策略。

在習近平港澳新政的三大戰略中，曹二寶的「西環治港理論」最早得到切實執行。在經濟融合問題上，中國也開始主動推進。2008年底，中國國務院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這份計劃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可以用以前有香港參與的區域發展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作一類比。

第一，這個計畫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制定，由國務院頒發。中國的發改委是國務院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宏觀規劃和綜合性經濟管理的部門，有「小國務院」之稱，地位非常重要。，「泛珠三角」只是一個省級單位發起的協議。份量完全不同。

第二，在「泛珠三角」中，香港是平等的合作參與。《綱要》則是中央領頭，自上而下。

第三，在「泛珠三角」，香港是主動參與。《綱要》則是「被規劃」。這也是香港首次「被規劃」到區域發展中。

第四，《綱要》是後來「大灣區」的前身。不但在文件中首次出現「灣區」這個罕見用於形容珠三角的名詞，其他推進重大基建設施對接、共建優質生活圈、「一小時城市圈」、產業深度合作、服務均等化等概念，都是以後的「大灣區」規劃的先聲。2009年，作為後續工程，中國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的概念，進一步向「大灣區」演變。

第五，從《綱要》開始，香港就被納入中國整體規劃中。為了「落實」此《綱要》，粵港兩地在2010年出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有關港澳的章節，從十一五的二百多字增加到約七百字。增加到部分幾乎都是經濟融合議題。強調「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總之，《綱要》的出台對中國確定全面推進「經濟上促進融合」政策，意義重大。但平心而論，這個計畫在曾蔭權時代推進並不順利。在政治議題上，中聯辦大可強推自己的議程。經濟議題需尚要香港配合，港府對此不緊不慢。2009年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和以往的粵港融合等一樣徒有虛名，無疾而終。直到「大灣區」出台替代為止。

雖然主動規劃被拖著，在其他經濟議題上亦足以讓香港轉向。

2008年的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破產引發金融海嘯，這不但是「2008改變中國」的大事，更是「2008改變世界」的最頭等大事（筆者在其他篇章討論）。對香港來説，金融風暴一起產生大批「雷曼苦主」，第四季GDP下降2.5%。這是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爆發之後，第三次陷入經濟困境。

如前兩次一樣，中央再次「出手搭救」，12月推出十四項措施支持香港。不同的是，在1998年金融風暴時，中央支持是指背後力撐，拿出「真金白銀」擊退大鰐的還是香港自己；2003年，沙士的源頭在廣東，克服沙士也主要靠香港自己的力量，無論CEPA還是自由行也都是互惠互利。中國攬功不免有名不副實甚至自吹自擂的成分。

然而，到了2008年危機，中國對香港的支援是「真金白銀」的，是中國總投資四万億人民幣計劃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總額為2000億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放開人民幣在香港的業務、支持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等，對香港陷入愁雲慘霧中的龍頭產業金融業來説都是「救命措施」。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回歸之後十年閒，大陸的經濟突飛猛進。回歸之初，香港GDP占整個中國的18.5%，是上海的六倍，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但到了2009年，上海GDP首次超過香港，2011年，北京也超過香港。

就這樣，中港經濟關係一下子倒轉。經濟關係決定話語權力。正是從這時開始，中國與香港建制派的話語不再是「香港好，祖國好」，而是「香港靠大陸」。趾高氣揚的大陸鷹派媒體開始高高在上地批評香港。香港人也從有天然的優越感，變成需要「捍衛本土」，心態完全改變。

與中港經濟關係逆轉同時的，是香港的地產霸權和分配不均問題。内地四万億人民幣計劃導致内地資金溢出，炒房團走出中國，殺向世界，當然也近水樓台地殺到香港,推高香港的樓價。加上香港一直推行高樓價政策，在曾蔭權時期完全停止公屋供應。從下圖可見從2008年12月低點（紅線），香港樓價一路急速飆升，完全脫離了普通人的負擔水平。與中國大陸一樣，人生的成敗不再取決於努力工作，而取決於有沒有在房價上漲前那一刻幸運地買上房。

香港樓價走勢，1997-2018（來源，美聯物業）

經濟問題導致右翼民粹，歸罪於移民，可謂萬年不變的定律。一些香港人開始把矛頭指向内地人。直接引發矛盾的有兩類議題。

第一是在港旅遊和消費。内地赴港消費增加有幾個推動力。第一是自由行的擴大。第二是人民幣從2006年開始升值，在2007年兌港元經過黃金交叉點，從幣值低於港幣變爲高於港幣。到2008年穩定在100港幣兌換80幾人民幣的區間。第三是2008年開始的4万億，令中國人一下子有錢起來。

内地赴港消費有兩類人，第一是赴港旅遊的大陸人；第二是搶購日用品的深圳普通人和專業水貨客，以奶粉為主，但也有購買其他日用品，他們大都當日來回不過夜。2009年，香港推出深圳居民一簽多行，2010年擴大到所有深圳非戶籍人口，極大助長了後一種旅客。

從下圖可以看到，2008-2009年，内地旅客消費進入一個待勢而發的階段。自由行放開後，内地旅客百分比經歷幾年徘徊。2008年，内地旅客占總旅客的百分比較比2007年上升4%，是2007年增幅的一倍；2009年，百分比增幅進一步擴大到6%。這是内地旅客急速增長的開始。而2008年，内地旅客消費總額佔所有旅客消費總額61.6%，2003年以年來重上60%。2009年更突飛猛進到一個峰值。另一方面，不過夜内地旅客消費占全部内地旅客消費的百分比達到一個局部峰值。2010年之後，這個與「水貨客」相關聯的數字節節上升。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年刊

旅遊業是香港四大產業支柱之一。内地人在港消費直接有利於零售業、旅店業、飲食業、運輸業（及其從業員），也間接有利商鋪業主與地產業（出租商鋪），但同時也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内地旅客擁有強大的購買力。無論過夜還是不過夜，在各統計地區中，内地人均消費均高於平均值。從2009年開始，内地旅客不但成爲人均消費最高的來源地區，而且是唯一高於平均值的地區。但急速上升的旅遊人口給香港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香港零售業等不得不迎合内地人的消費需要，金鋪、藥房開滿香港，推高租金，改變了商業生態。

最標志性的是搶購奶粉。毒奶粉事件後，中國人開始到香港搶購奶粉，一開始是家長通過自由行搶購，繼而是托朋友代購，最後發展為成熟的水貨生意。這些行爲在給一些港人和公司帶來暴利的同時，嚴重衝擊了其他普通香港人的生活，奶粉不斷漲價，很多本地家長還買不到奶粉。藥房不得不限購，香港政府也不得不把奶粉訂為管制品，一次只能帶兩罐出境。但這難不倒「聰明的水貨客」。來自香港和深圳的水貨集團繼續大批收購奶粉，通過「螞蟻搬家」的方法，僱人帶過境運回大陸高價出售。大量的水貨客也嚴重影響香港的交通和秩序。2012年開始，右翼不斷進行針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

第二是雙非問題。所謂雙非兒童是指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但在香港出生的兒童。雙非問題源於香港法院2001年在莊豐源案判決，在香港出生的父母為中國籍（不管是否有香港身份）的兒童都自動享有香港身份。2003年自由行後，内地父母到港生育變得可行，雙非嬰兒上升。這時香港政府從推動醫療產業和改善人口結構的角度出發，大力鼓勵内地孕婦到香港生育。2006年，雙非嬰兒問題初現。2007年，香港規定内地孕婦（包括單非和雙非）必須先預約才能到港生產，希望「確保香港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婦產服務」。但措施作用有限，反而助長了預約生產一條龍產業。2008年開始，雙非嬰兒「二次起飛」。

雙非嬰兒的數量激增，在「二次起飛」之後，内地孕婦（包括單非和雙非）產子已經接近全港的一半（見下圖）。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不但導致香港本地父母生育床位短缺、幼兒園、小學學位競爭等問題，更嚴重的是助長「新移民吃福利」和「稀釋（溝淡）香港人」等右翼意識。

2009年，香港論壇上開始用「蝗蟲」針對內地遊客和內地移民。此後一發不可收拾，以致2012年出現「網民集體籌款」在報紙上登整版廣告，畫了一隻蝗蟲騎在獅子山上，用「香港人，受夠了」、「你願意香港每18分鐘花一百萬養育雙非兒童嗎？」等煽動性的大標題。

在經濟好的時候，香港也曾是一個慷慨的城市。這種右翼主義情緒顯而易見是經濟問題的產物（雖然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見後）。它也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球性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香港的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停止於雙非與水貨問題。在梁振英上臺後不久，這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針對内地人的右翼民粹並沒有停息，單程証制度成爲下一個右翼民粹口中的攻擊「内地人佔用香港資源」的藉口。

習近平港澳新政的第三招是文化上「同化香港」。諷刺的是，越是急於「同化香港」反而令「港獨意識」越演越烈。

在2008年之前，香港有關港獨的討論很少見。最早在香港出現與「港獨」有關的重要爭議，大概要追溯到2007年港大學者鐘庭耀發表的《香港台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際認同研究報告》。其中有一條問題是「如果中國政府允許，你認為香港應該獨立嗎？」結果有25%的港人認為香港應該獨立，但反對者有65%。儘管報告強調「大部分香港市民不願看到香港走向獨立。」其研究本意也並非鼓吹港獨，但報告一出，媒體報導的焦點卻是「25%港人希望獨立」，一度引起譁然。最近中共媒體《大公報》在「爆料」鐘庭耀鼓吹港獨，這件事成爲「罪證」之一。

港獨這個話題在媒體出現的第一個高峰就在2008年。根據筆者在2014年通過Google Trends的研究 註更多Google Trend搜索中文趨勢的一個問題是中文網址的鏈接失效得太快，以前Google Trend得出的結果，後來難以重複，這裡用的是筆者當時的截圖。，2008年時涉及港獨的頁面有一個高峰，大概與奧運火炬傳遞有關，「港獨」突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彙。詭異的是，當時大部分頁面都是用簡體字寫的，而不是香港人所慣用的繁體字。之後從2009年到2010年，簡體字的「港獨」一直是一個活躍話題，而同時繁體「港獨」幾乎無人問津。直至2011年，繁體字的「港獨」才開始出現高峰。

有理由相信，「港獨」在網絡上的第一次高峰基本上是由中國或海外親中媒體炒作而形成的。這時「港獨」更多​​是一些中國大陸人和香港建制派攻擊一些香港人而扣上的帽子。中國之所以熱衷批駁當時並不存在的「港獨」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中國政府最有力的輿論武器就是「分裂祖國」，給人戴上「搞港獨」的帽子就在聲勢上先勝一籌。早在2004年，親中的《文匯報》就批評民主派的劉慧卿參加台灣一個研討會是「台獨、港獨」合流。但當時香港確實沒有港獨存在，無論左派報紙如何蓋帽子，也沒人正經當一回事。2008年之後，對尚不存在的港獨的批評，開始產生連鎖效應。從圖中可見，2009年的批評沈寂了一陣子之後，2010-2011年批判風再起，而這時已經接上了「繁體字的港獨」。

在左派自己豎起靶子批「港獨」之際，中國北京大學學者強世功正在香港中聯辦的香港研究部掛職調研，他正是曹二寶的手下。根據在香港幾年的「調研」，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的書。強世功是那種典型的偏愛「宏大敘事」的共產黨學者，遇事總要從中國遠古談起，又要拉上全世界「陪跑」。總之，最後他得出結論。如果中國不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抹去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香港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中國，也就意味著最終會走上「港獨」之路。他既是中國培養出來的學者，敘事模式與邏輯當然也就能迎合上級的口味。於是「同化香港」，就成為反（當時還不存在的）「港獨」的唯一對策了。

「同化」當然要從教育做起。曾蔭權時代香港正進行中學學制改革，從以前英式的「三二二三」制變到「三三四」制，從2009年開始實行。這本來和文化沒有直接關係，但改革之門一開，就帶出了教育應該如何改革的爭議話題。其中三項對香港走向影響極大。

第一是「通識教育科」。改革把這個在英語中稱為liberal study的科目，變成和語數英並列的必修科目。在2009年開始正式實行。從名字就可知道，通識課教授自由主義為主的公民議題，又大量採用時事作為教材。親中派把它視為「向香港青少年灌輸庸俗簡單化的普世價值」的科目，又認為這讓學生「過分關心時事」，更反感其中的「今日香港」的主題，認為是培養「港獨意識」的溫床。

第二是「國民教育科」。2007年胡錦濤到香港，提出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培養對國家的情感。曾蔭權政府使出一貫的拖字訣，施政報告年年提，但直到三年後才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到了自己要卸任前夕才展開諮詢。

第三是「普教中」，既用普通話（而非粵語）教中文。這是曾蔭權任內唯一令親中派滿意的教育議題。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在2008年起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撥款資助學校推行普教中。從數據上看，其成效有限。比如實施以來到2015年，小學開設「普教中」班的比例（同一間小學只要有一個普教中的班就統計在內）從55%上升到72%，但全面「普教中」的學校只有16%。中學成效更低，開設普教中班的比例從32%上升到37%，全面「普教中」更只有2.5%。然而「普教中」作為一個衝擊香港原有生活習慣的文化上的象徵，其在煽動情緒方面的作用遠遠大於其實際的教育成效。親中派屢屢要推進「普教中」，本土派則一有風吹草動就拼死抵制。

就這樣，中國在2008年就提出的「同化港人」政策，在曾蔭權時代基本上可以說被默默地地址。直到梁振英上台，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推動議程。之後國民教育、修改歷史教科書、普教中、不斷貶低香港本土的文化（粵語和繁體字）等動作不斷引發爭議。

諷刺的是，無論文化還是經濟上的「融合」設想，最後都成了刺激香港本土意識與港獨意識的動力。在2011年1月，在香港政府就「環珠江口宜居灣」展開諮詢時，結合政治、民粹、文化、經濟等衝擊因素，陳雲提出「香港城邦論」。5月，臉書上建立「香港自治運動」專頁，建立同名博客，以「香港城邦論」為指導，聲稱香港是「城邦」，香港保存了王朝中國和民國的遺風，粵語和繁體字是「優越的中華文化」，也引入歐洲工業革命與憲政革命的祖源——英國的遺風，是中華復興的大寶庫。只有「城邦自治」，才能保存香港文化，對中國也有裨益。從此，港獨弄假成真，香港正式進入「港獨運動」的時代。

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08年之所以成為中港關係等分水嶺，絕非偶然。一方面，民族主義三部曲推高了香港的中國認同感，打造了中國關係最好的時刻；另一方面，一系列的事件（地震善後、毒奶粉、劉曉波）在奧運之後迅速拉低了這種認同感。習近平掌管港澳事務，促成中央對香港政策的轉變，推行西環治港、經濟促融、消除香港人認同這三種「新思路」。

香港反對派從精英到「人民」的交替，導致泛民的分裂和民粹的崛起。金融風暴沈重打擊香港經濟，大陸成為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地產霸權、經濟不景、及中港人民交往的負面影響，都成全了香港的針對大陸人的右翼民粹主義。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認同感無法恢復。2014年的占中是香港徹底改變的關鍵點，但占中與港獨的根源都可追溯到2008年這個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轉折意義的年份。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