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江南案還真是糊塗情報員幹的糊塗事。

一個素來稱得上優秀的情報員汪希苓，在出任情報局長後，有感於江南這種背叛主子與黨國的人，應以情治單位二十多年沒有用過的「家法」加以制裁；又察覺竹聯幫的出身背景與黨國意識相合，而其在掃黑勢頭下有尋得當道者保護之迫切需要。便異想天開地認為，若將兩者巧妙結合——吸收竹聯幫份子來制裁叛徒，豈非一舉兩得、互利雙贏之美事？

於是僅僅通過一個極其短期而陽春的訓練，便將陳啓禮等人開赴戰場。且因事屬隱密，並未取得情治相關單位内部之共識共知，恐怕連該有的周密計畫及嚴謹程序都告闕如，就付諸實施。

畢竟因訓練不夠，使命承擔的決心不足，在事發後見各方反應強烈，唯恐遭致滅口，作案者便源源本本留下完整錄音，敍述全部原委，連同後來在「一清」掃黑中獲搜之記事本，一概成了情報局授意行事之鐵證。

如此，情報局苦心孤詣派出「鋤奸」的殺手，卻在國安局主持的「一清專案」中首遭逮捕，該專案竟似為偵破江南案而布置，使江南案的偵破染上了情治單位内鬥的色彩。

那時候「到我為止」四個字代表了「我負全責，絕不牽拖」的承擔，不過陳啓禮「到我為止」的承諾成了誑語，以致抖出了情報局；而汪希苓「到我為止」的態度，的確至少絕口不再提曾向國安局長汪敬煦做過報告這件事，表現了擔當，有意降低對政府之損害。但「政府殺人」這個惡名，中華民國政府還是徹底揹上了身，推都推不掉。

陳啓禮江南案「到我為止」的承諾成了誑語。（圖片取自網路）

很有人想上綱到蔣經國，「希望」是由他下的命令，祇是並沒有這樣的證據。

相反地，95年，郝柏村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裡記載，蔣經國跟他說，「駡我的人很多，由他去駡好了……。」感慨「刺江」是件蠢事。98年，李煥也在「追隨半世紀——李煥與經國先生」中記載，蔣經國跟他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無聊！他寫本書駡我，有什麼關係呢？」

儘管這兩位蔣經國的文武近臣，都為蔣和江南案的關係做了見證式的撇清，總有人還是不相信。不過如我最初的判斷，江南的書傷不到蔣的半根汗毛，護主心切的人固有殺他的動機，但要說蔣下令派出殺手置他於死地，除非他精神有病。

可是蔣孝武卻被咬上。江南案發生後不久，竹聯幫要角張安樂（白狼）指稱蔣孝武涉案，言之鑿鑿。在當初形勢混沌、什麼傳言都寧可信其有的時候，這個說法確具相當的傳播效益，逼得蔣經國把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讓他去跟胡忻代表見習如何辦外交；還信誓旦旦地表示，絕不會有蔣家第三代接班這回事，至此才使各方相信了蔣家王朝終將終結。

直到95年張安樂回到台灣，知名傳記作家汪士淳在台北看守所訪問他，他坦白承認，「當年把蔣孝武扯進江南案，祇是『圍魏救趙』策略，以試圖援救陳啓禮而已。」 註更多参見汪士淳著「忠與過」，頁334）2013年他接受三立電視「新台灣加油」節目訪問時也重覆斯言，並說，他完全沒有證據。蔣孝武總算昭了雪。

我在87年「新新聞」創刋後不久，曾有一次利用蔣孝武從新加坡回國述職的機會，單獨在他落脚的仁愛路辦公室見過他。我們是以老朋友的關係見面，約定不做採訪，也不報導。

在那次的見面中，我當然問了他有關江南案的事，他明明白白告訴我他與江南案完全無關。他說，哪怕張安樂有十捲錄音帶，都不會扯到他涉案，完全是胡說。

他一再表示絕對不要我為他澄清，他早就習慣了各方面對他的誤會和指責。他是蔣家人，有蔣家人的骨氣。他說，打落牙齒和血吞，算不得什麼，真相總會大白，不到時候，怎麼解釋都沒有用，不必求著誰相信。

這次見他更顯沉穩，也更透露出他身為蔣家人的無奈。外界不瞭解，他的眉宇和神韻間有着祖輩的傲然，同時還掩映着他個人獨有的幽怨之色，他顯得很虛無淡定，頗令人感覺到學佛似學得了一些修為。

自80年出國後，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但在那之前，我們有過將近六年類似君子之交般的交往。

初識之時，我尚是國會記者，他託人找我希望與我認識。去到他當時在欣欣傳播公司的辦公室，一坐定，就開門見山問我外界對他有什麼批評。

我一向願說實話，看他態度很是真誠，而且要我揀不好的說，於是顧不得初見的禮貌和生份，把我自己對他的感受以假託於人的語式坦率說了三點：

1)大家認為他長在深宫，不接地氣，不瞭解民情民瘼，與大眾頗多距離。

2)大家時常聽聞他與知名影視藝人的名字連在一起，頗影響形象。

3)大家非常不希望會有蔣家第三代接班這種事。

他仔細聽完，無絲毫不悦不安之色，並一一做了些說明：

他從德國回來後這幾年，時常下鄉，最快樂的事就是在鄉下和老百姓話家常，其實他是接地氣的。

他知道有人常把某些名女人的名字跟蔣家公子連在一起，但「蔣公子」不祇他一個，也不祇他這一代，卻往往都算在他頭上，由他概括承受了。

至於蔣家第三代接班云云，他答得比較簡單，祇說相信他父親會有全盤考量。

臨別，他很誠懇地向我提了一個要求，希望不時給他寫些輿情，我說我是不打小報告的。他說不要小報告，而是報紙上不好發表的消息和想法，他可以直接交給父親，讓蔣經國知道。

那年代，報上不好發表的東西可不少，我們跑政治新聞的尤其有一堆禁忌。看得多、想得多，往往卻不能寫，寫了也登不出來；或者七轉八彎用曲筆寫了，好不容易見報了，卻言不盡意。都教人憋得難受。所以孝武的這個要求，可以補當時新聞工作之不足，我倒樂於行事。

果然不假，經由這個途徑表達的東西，的確直通蔣經國，並知道他是一個希望聽到意見以及接納意見的領導人，我清楚感受到言論對政策發生的影響，也體會到新聞工作者與國家領導人心念之間的流動。這方面以後有機會再說，這裡就按下不表了。

正因這個原故，孝武不時會找我聊聊。記得有一回他挨了父親好大的駡，我以「誰不挨父親的駡？」安慰他之餘，要他找個像國學大師錢穆這樣的人當老師，好比他的父親以吳稚暉為師一般。我也建議他莫從商莫從政，否則必遭運用特權、與民爭利的駡名，不妨朝社會福利方面的工作發展，倒可以合理恰當地運用特權關係，造福於人。

我觀察他得自祖父蔣介石的遺傳似乎比較多，脾氣硬，孤傲，人緣不如孝勇，容易遭人誤會和疏遠。他常與我說，尤其令他困擾的是，想與他接近的人，多是與官邸有關係或淵源的人，多半都要利用他，拿他做幌子四處使詐，他都知道，不曉得怎麼逃避，然而他有心結交的人卻往往躲著他。他有意無意地告訴我，父親要他多交些像我這樣的好朋友。

不過我因從事新聞工作的關係，對誰都不能走得太近，尤不能予人別有所圖之感，所以始終以還能保持觀察距離的方式審慎地與他行君子之交。

80年後我遠走美國，又開辦報紙，想把美洲中時辦成一張好的報紙，得以正常的方式發揮輿論功能，便未再寫輿情信，祇在過年的時候寄寄賀年卡了。

江南案發生後，誠如張安樂自剖，他為了援救陳啓禮，故意編派了蔣孝武為主謀之說。倘使美洲中時沒有關報，我相信因我們的這段淵源，孝武在87年說的話，85年就可以對我說，在那個風頭上是必須要報導的。

以美洲中時已經樹立的信實形象，即便是為蔣孝武這種身份的人澄清謠傳，又有什麼不可以呢？報紙不就是要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嗎？報紙辛辛苦苦建立的公信力，不就是要為任何人止寃解謗的嗎？哪裡分什麼貧富貴賤呢？有規定小民不可以受寃枉，大人物就可以含寃莫白嗎？

或有人會說，張安樂的憑空指控固是不妥，然頗有助於蔣家王朝的終結，倒也挺好；否則，台灣的民主化說不定還要好費一番周折。

其實，國府殺了江南，就已經意外注定了威權時代的結束，江南也算是死有重於泰山了。難道一條命不夠，還要陪上一個誣陷？難道不誣䧟蔣孝武，蔣經國果然就能傳位於他，台灣就會任由蔣家第三代接班？若要這麼認為，也未免太低估了台灣已經成形的民主氣候，以及太糟蹋了蔣經國在民主改革上的體認。台灣之走出蔣家王朝豈須以誣陷蔣孝武殺江南為代價？如此得來的民主，又有什麼了不起！

天下事真是一報還一報，張安樂誣陷了蔣孝武，他卻也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設計入罪，進了美國大牢。

在陳啓禮因一清專案遭到逮捕之後，起初有關情報局涉案的情節尚不為外界所知，張安樂便向媒體透露陳啓禮在美曾留下錄音帶，其中有各種内情。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始終關切江南案，張安樂的積極行動使聯調局注意到他，也因而注意到竹聯幫。

當時來自大陸、台灣、香港、越南各地的青年幫派活動日益猖獗，美國社會對這類有組織的犯罪非常恨惡，正透過國會立法加以整治，於是便經由幹員以偽裝的身份與張安樂接觸，用誘入人罪的方式設下圈套將張安樂逮捕入獄，其後被以「走私海洛因」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在美國好幾個監獄前後度過十年牢獄歲月。

不論竹聯幫或張安樂過去在台灣如何，若要在美國有所處置，必須在美國有具體的犯罪事實，且應以正當的方式取證。聯調局對張安樂的用計，大有可商榷的餘地。因其事關人權，華文報紙理應強力聲援；但華文報紙對這件事的反應顯得有氣無力，甚至欠缺認知，或因其為黑幫而多所躊躇。

美洲中時的態度應該是，不問黑幫，祗問是非，縱不致有如聲援陳果仁案那樣搞得喧天價響，，也一定會緊盯每個司法環節，做媒體該做的事，說不定在司法裁量時會影響不同的拿揑。可惜美洲中時已經關報了約莫兩個月，絲毫發揮不了作用。

美洲中時的關報，既無以為蔣孝武解冤，也不得為張安樂之被設計入罪有所作為，使這兩個因江南案衍生出來的情節，失去了及時還原的機會。由此益證，有沒有報紙，差很多；有沒有好的報紙，差更多！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