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離世所引發的討論，無疑是近日華人地區最熱點談資（以中國大陸和香港為盛）。筆者作為一個曾沉迷過金庸小說的讀者，看完了兩岸三地許多金粉講起其自身讀金庸小說的經歷，不由得共鳴感十足，姑且不論小說內容如何，在那麼多華人樂於通過文字這一媒介去想像同一個故事此點上，恐怕金庸的小說無形中為大中華共同體增強了凝聚不少。

因為幾乎都是在填鴨式教育和重理工輕文的傳統華人氛圍下成長，對語文真正自發的興趣往往被壓抑到揭開金庸小說一頁時爆發，之後便廢寢忘食，難以甘休。相信今天不少人悼念金庸的同時是為懷念自己曾經忘我的閱讀時光，無憂無慮，一去不復返？

就在這許多人連看金庸小說也不覺享受的時代，看到金庸小說近二十年來於大陸的風靡，官方的加持，金庸逝世後更是舉國媒體報導悼念（習近平也發電悼念），在一邊政治高壓另一邊自媒體發達的今天，對其小說的非議亦大有人在。

例如近年中國大陸民間民粹式瘋狂反對，又有官方加持以便宣傳民族主義的傳統武術，戲謔其套路化不堪一擊，在此語境下金庸的武俠小說竟也被一些人認為助長了此風氣，越多人沉醉於這些不符合科學常識的奇幻神功，這個民族離啟蒙就越遠。

而事實上我們知道，金庸小說裡的武學描寫的土壤是中國文化，而不是中國傳統功夫，與平江不肖生等不同，金庸這一派武俠走的不是技擊路線。另不見金庸小說裡的武功往往是功能性的，主角的要旨是為了匡扶正義為國為民之類，有哪幾個著名人物是像日本劍客武士一樣一生專注忠誠於武藝造詣的（一生只求一敗的獨孤求敗可惜只是個小小配角）？

又有人說人們喜歡金庸小說裡江湖的快意恩仇，往往反映了對現實社會文明秩序求而不得的無奈。殊不見六四之後很多中國大學裡的知識份子日夜讀金庸以解惆悵，與九十年代周星馳電影在香港的火紅不無關係，都有投射無奈和輕歎，不過，明白事理的人都自知這不過為流行文化裡，較進取的對某處境下人性有所共振罷了，人們難不成要求生活中每樣事物都抗爭工具化，說個政治笑話都會被責洩氣？

當然，依今日人們強調的普世價值來看，金庸小說最應詬病之處，實為許多香港本土派年輕人念茲在茲的大中華至尊一統偏見，的確很難想像西藏人看到小說裡西域教派往往為邪為奸是何感受。這無疑是金庸這一代經歷過日軍侵華國破家難，過於固牢民族意識的「大中華膠」的時代局限，亦是小說技巧與追求上的問題，畢竟是工業式趕稿的流行文學，要求背景在宋元明清的武俠小說裡能徹底反思民族與正義的關係，豈不過於輕薄前人？

金庸小說最應詬病之處，實為許多香港本土派年輕人念茲在茲的大中華至尊一統偏見。（美聯社）

何況金庸筆下對正邪定義的游離，至少已拉鬆了他那大中原中心思想不少，從全真教的逐漸迂腐化，《倚天屠龍記》裡與張三豐成對比的許多所謂名門正派人士的貪婪專制醜陋，到後來的《笑傲江湖》已成為偽君子代名詞的岳不群，通通都在打破一門派是正是邪的意識形態。玩到最後，《鹿鼎記》更是大漢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破滅。不得不說，金庸已在武俠小說這一流行文化體裁上開啟考察了世間人性的更多可能，而對更多價值探討的闕如，只能說是流行文化通常的「不能承受之輕」。

當然，金庸逝世後更惹人非議的是其作為一介報人和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八十年代他曾有份參與基本法起草，替中共提出保守的「雙查方案」，屆時明報亦成為他宣傳己見的政治私器，雖於六四後一時憤慨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身份，但對中共的批評有所保留，為他往後立場的轉變留下一線生機。

真正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金庸的確切死亡時間，應屬九十年代後期一次會議中，他說起傳媒要像解放軍一樣聽黨指揮。也與他名成利就後不再創作武俠小說般可惜，金庸晚年為虛名進入中國大陸的體制內過了把教書的癮，還是避不過入仕這個中國文人千古病，無怪乎如今很多香港強調本土的年輕人對金庸後半生不滿至極。

然而有趣的是，近來中國大陸網路上卻恰恰相反，在現今國進民退，國家領導者隨時啟動瘋狂政策的風聲鶴唳之下，一些民眾紛紛籍悼念金庸說起其當年創辦《明報》與左派報紙「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筆戰，以及當年《明報》在眾多壓力下率先報導大陸難民逃港新聞。不知這些民眾是否知曉今天的明報已與當年的角色已有不同，相信他們稱讚金庸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背後，屬實不過為呼應今天的中共不要發癲的卑微意願。

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一年至今，明報易幟並逐漸染紅，受金庸資助和影響的林山木創辦之《信報》亦是，這時代連標榜客觀中立的知識份子辦報也容不下了。悼念金庸，悼念他創作出的極具大男人意淫意向，同時又有為國為民的支聯會式號召的武俠小說，悼念緬懷他一手創辦明報王國及其提攜一眾香江健筆（林行止、陶傑、胡菊人、董橋等），其實更應悼念並反思的是將快完全逝去的香港，是否真的敵不過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傳奇般的宿命？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